重生在海洋時代 二百四十三鐵廠

當然也可以稱其為元順帝，他在清明殿宣布讓懷王監國自己則將前往上都北巡。話語一出，身旁的太監立刻跪倒在地，嚎啕痛哭的表示願意帶領禁衛軍民出城和明軍拚命。

只希望皇上能夠留在京城，不要北上世祖之基業，陛下奈何棄之。

元惠宗黯然歎息，當天半夜，帶著皇子，妃嬪和100多名大臣飛奔出城，逃往塞外草原的上都。

五天后大都被明軍攻破，84歲的懷王以及留守於此的元朝大臣悉數殉國。

元朝在中原地區的統治結束，從忽必烈定國號開始算，國作97年。

如果單看上面的表述，多半會以為元朝是被朱元璋堅定的一路北伐平推掉的。

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元末的戰爭中，朱元璋只是最後摘取果實的人。

其實在他前面可以元朝毀滅性摧毀元朝統治根基的是以是莫道石人一隻眼發動起義的韓林兒的宋政權，徐守輝的天完政權，張世成的大周政權。

還有一個是方國珍，他是最早發動反元起義的但是他的立場頗為不堅定，時降時叛，盼頗有一番牆頭草畫風。

和其他人不太一樣，因為方國珍在投降朱元璋以前的頭銜是元朝魏國公，兼太尉，兼江浙行省左丞相。名義上他是元朝廷的一方大員，實際上是一個割據的軍閥。

方國珍在元末諸雄中的存在感，重要性程度都被低估了。方國珍這個人說他有趣並不是有趣在生平事跡，他的生平精彩是精彩，但並不複雜。

方國珍是元末群雄中最早出來掀起叛亂的人。

比建立宋和天完政權韓林兒、徐守輝的紅巾軍早三年，比朱元璋的老丈人，郭大帥早四年。

方國珍朝三暮四，叛服無常。

早期一面接受著元朝的招安，一面各種亂殺元朝廷任命的各種官吏。

還截斷了元庭從江南運糧的海運通道。

最神奇之處是方國珍居然在朱元璋手裡善終了。

擁兵數萬，割據一方20年的方國珍向湯河投降，是南方勢力中最晚倒台的，朱元璋沒有為難他，反而受其高官，七年後方國珍在南京安然去世，享年56歲。朱元璋親自設祭悼念。

這就很神奇了，因為在歷朝歷代的首義之人雖然有很高的威望，但是王朝末期動亂打響第一槍的首義之人屬於炮灰，很少有不死的。比如漢末的張角，秦末的陳勝等。

而起一方勢力活到最後能和最後勝出者爭奪天下的，也很少有人能活命的。

因為勝者的江山已經穩過了，功臣集團也已經成型了。不再需要做姿態，沒有政治顧忌了而且這些人都有一幫死忠的手下。在民間也有威望，很容易被人推舉出來當首領，對勝者的統治基礎造成動搖。

所以從司馬家殺曹髦開始，後任的統治者都會對前任的統治者甚至競爭對手斬盡殺絕。

因此之後清朝人對取死有道的方國珍能夠善終這件事兒百思不得其解。

方國珍居然能在太祖訓庭之下，獨樂天年，保子孫安享富貴，後居然能夠善終，這不合理。

林夕覺得其實這沒有什麽不合理的，因為殺方國珍的代價太大，朱元璋未必扛得住，只是放過。

還有方國珍這個人本身沒有太大的野心，否則他也不會投降。一個沒有野心而又有用的人。朱洪武雖然十分好殺，但是他殺的都是對他統治天下或者對老朱家江山有威脅的人。

老朱本身還是一個比較有為的君王，對沒有威脅，而且對於江山還有好處的降臣，怎麽會放棄這個表示自己仁慈的機會。

首先先看方國珍的地盤大致就是春秋是屬於越國這地盤兒。

當然方國珍膨脹的時候也曾想過北上去搶張世成的地盤，但最後沒有得手。

而張世成的地盤是春秋是屬於吳，因此雙方之爭就是低配版的吳越爭霸。

方國珍接受此次失敗之後，便老老實實的待在自己的地盤上。坐看元末群雄爭奪天下，然後他就投降勝利者朱元璋了。

方國珍統治的地盤兒山區多，因此從受中原文化影響角度講，這裡是一直是官府口中的蠻夷之地。

從秦始皇征百月開始，一直想在越地搞郡縣製，但搞了400年，直到孫權時期才初見成效，漸進式的完成編戶齊名。

反觀張士誠所控制的地盤兒，戰國時期就被楚國設縣了，縣內土地和自更名都歸楚王氏直接管轄。

這兩塊地方假如遇到王朝末期的暴政，大家覺得兩地百姓誰的生存幾率會大一些?

因為方國珍統治的地盤兒多山，外面活不下去，我就躲山裡面了，等天下太平再出來，一直太平不了，那我索性就不出來了。

山裡條件苦是苦點，但沒有徭役賦稅啊，這就叫什麽?這就叫窮山惡水出刁民。

這句話從古代統治階級嘴裡說出來，合理合法合規。

因為窮山惡水意味著地形險要或土地貧瘠，地形險要，軍隊就無法大規模進山清剿。

土地貧瘠，軍糧就沒法就地大規模籌措，需要從其他地方調。

這倆困難都指向一個結果，那就是窮山惡水之地，非常不利於推進帝國化統治。

帝國官僚沒法以軍隊這個暴力機器為後盾，舒舒服服的收稅。

所以他們必然要譴責你們這幫躲在山裡的家夥，越活越回去了，好的不學，非要學斷發紋身的蠻夷，害得我沒有辦法在你們身上抽到賦稅，他怕一簡直太可恨了。

窮山惡水出刁民，這就是官僚士大夫語境下刁民的真正含義。

刁民並不是平民的反義詞，而是順民的對立面。

將脫離編戶齊民狀態的百姓定義為蠻夷或者刁民，本身就是一種在官府手中的解釋權。

而這種狀態在中國古代的歷朝歷代都沒有解決。

只要官府剝削太重，這些老百姓就會向深山，向海洋裡逃竄，躲避官府繁重的稅負和剝削。

而隨著歷史不斷行進衣冠各種南渡，北方的富裕大足受到戰亂後便會想辦法向南方遷徙。

隨著這種情況的加劇，造成了古代中國的經濟重心由北向南轉移，這種轉移對對浙江，福建的老百姓來說，成為刁民越來越困難。

因為各種山谷，灘塗，沼澤都被政府開發出來了，水利系統也先進了，近山谷的道路也修好了，守備軍也能夠長駐於此了。

於是在面對殘酷的暴政時，窮山不再是刁民們的桃花源。

他們只能寄希望於惡水，也就是海洋。

這些跑到海上去的刁民，大概率就是《越絕書》裡的外越。

外越泛指秦朝和秦朝之前生活在江蘇，浙江，福建沿海和附近島嶼上的越人部落。

為什麽這些已經接觸過大陸先進文化的外越，在秦朝如此落後的航海技術之下，仍然願意冒著危險穿行於太平洋諸島，而不是到岸上來種地。

這批外越其實本來是秦滅六國時，甚至壓根兒都不是越，而是楚國人，齊國人。

他們接受不了秦始皇的那套，所以一路逃一路躲，最後跑到了秦國行政夠不到的海上。

那對於秦始皇而言，既然你們冥頑不靈，不願當大秦子女，那就待早上別回來了，當然我肯定不能讓你們太逍遙。

不然你們今天撈點海鮮，明天搞點什麽諸島上的土特產來岸上做生意，日子過得比我這的裡的順民還舒服，那還得了。

所以秦始皇只能按照對付北方夷敵的方式來對付些被秦國成為外越的人。

遷來大量的囚徒守住沿海，相當於人肉長城，以備東海外越。

洪武初年，方國珍投降後幾個月明軍北伐，為了替北伐軍運送糧草，朱元璋實施海運，最早是湯受命率領明軍造船運糧。

航路就是就是寧波為起點，直沽為終點。直沽在今天的天津衛，但結果呢沒哦，海上便在松江與颶風而還。

也就是說湯和可能都沒有完全來到海上，跑到太倉港就無法繼續航行。無奈只能往鎮江軍港停靠，等待解決辦法。

那這個問題最後是怎麽解決的呢?朱元璋召集方國珍所部以及溫州，台州，慶州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良之民以充船戶，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溫台慶三府還有蘭秀山之前方國珍的地盤，也就說還是得依靠這幫常年走海的刁民，不然北方明軍就得餓肚子。

方國珍投降後，朱元璋給了他一個虛爵放在南京養老。

但方國珍他還有很多親戚都被放出去在各位所擔任要職，比方他的侄子方明謙，他被朱元璋授明威將軍，廣陽衛清軍指揮僉事。

廣陽衛是負責舟師出海巡捕海寇的。

洪武早期倭寇很是猖獗，朱元璋就把方明謙叫過來說。

你們家族世代出入海島為生，可知歷代海防利弊。

方明謙對朱元璋說，不能像現在這樣，在海岸布置衛所屯住重兵，水師在海上隻負責來回救火。

而應該反過來直接到海上去部署水寨和兵艦與沿海的衛所錯落分布，讓倭寇連按都摸不到。

即不能到我們的沿海來騷擾也不能讓他們在大明得到補給，甚至讓他們連岸都上不了。

朱元璋對方明謙說我沒有這麽多可以馳騁海上的士兵啊。

接下去方明謙的回答很有意思，可先從民戶裡抽在調士兵。

浙江當時總戶數大概是20萬，人口差不多1000萬，也就是說一戶人家連男帶女，連老帶小，平均也就是五口人。

當時的一戶裡要有四個男丁，這個概率能有多少。

按照正態分布概率大約100戶人，家裡能有四個男丁的大約有五六戶。

也就是說浙江這20萬戶撐死就能抽出來12000人，可實際最後在沿海布防了多少兵。

根據明史湯和傳記載，他於浙西東設衛所50有九，你所屯住的士兵。一共是58700人。

58700-12000等於46700。

那麽問題來了，這46700人是從哪弄來的?只能是從方國珍那些被解甲歸田的舊部中招募而來。

換言之，湯和青色的用來備倭海防的59個衛所小6萬人裡超過八成是方國珍的的舊部，你猜朱元璋敢不敢殺方國珍。

而且以方國珍為首領的這部分勢力其實一直存在在中國的歷史當中。

岸上的政權較為清明或者苛政不怎麽過分，那麽本人就上岸來生活。向朝廷繳納賦稅並承擔徭役。

當這些苛政或者是岸上發生動亂的時候，讓他們活不下去，那就重新去海上，俗稱用腳投票。

在沿海的這些大家人還有那些靠海為生的漁民都屬於這部分人。

他們在岸上沒有土地，也沒有財產，全部身家都在船上，如果負擔太重，他們就揚帆出海，找一處地方苟延殘喘。

舉個例子，宋末元初的朱青和張軒他們這幫人，宋末是海盜，元初就成了船戶。

為什麽呢?因為在南宋那套制度裡，這幫人沒有活路，但在元朝有。

當時南宋的情況是北方國土全部喪失，現在作為作為大明的財富重地的荊州和湖南湖北地區幾乎是對抗北方的前線都被打爛了。

四川地區雖被雖然被稱為天府之國，但是那裡也直面陝西和漢中等地也是對抗北方政權的前線，那裡的錢糧都消耗在戰爭中的，不朝朝廷要錢就已經很對得起他們了。

所以南宋末期國家財政極度依賴東面浙江蘇杭以及福建這一小塊，從范圍上看，這是方國珍後來割據的地方。

南宋收重稅也就算了，關鍵他為了防止地方勢力做大，在財政設計上還特別強調重中央輕地方，每年各路的收入幾乎全部上交，沒有留存。

那地方要用錢怎麽辦?自己想辦法嘍，地方一想辦法，那大地主和富戶怎麽辦?自己想辦法嘍。

大地主和富戶一想辦法，底層百姓怎麽辦?只能去當只能駕船出海。去討一條生路。加上南宋的海報比較發達，這些受不了的底層百姓紛紛出逃。這樣也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交稅的人越來越少。地主富農不交稅，稅負全壓在底層百姓身上，而底層百姓交付稅只能逃亡。不但削弱了經濟基礎，也減少了當兵的人數。

而元朝的解決方案也很簡單，只需要減輕一些稅賦甚至給他們免稅就可以了。

蒙古人對朱清，張軒這些海盜頭目說來和我們合作，實話告訴你，我們蒙古人腦子確實不如你們漢人，你們趙官家設計出來的那套稅收系統太複雜了，什麽細色五抽一，出色七分半抽一。

還有什麽鋼值，雜值，貼課之類的，把我們搞得頭都大了，我們不會，我們只會包稅。

所以我給你一個實權的漕運萬戶，每年你只需要給我一筆固定的錢，剩下的你愛怎整怎整。

而且你們也不要費勁當海盜了，多危險呐收入還不能保證。

你們不是會開船嗎?替我運糧了，我在北方有好多官員和軍隊要養啊。光靠大運河不夠，需要你們走海路運糧，我按單數跟你們結算水腳錢。

而且你們這幫人不是特別熟悉日本，高麗還有東南亞，中國的貿易線路嗎?

那正好你們可以許在對外陽通商用於補貼你們運糧的費用。

朝廷不來收你們的稅，或者收的很少，反正我們國土面積大，只要你們弄來的商品之後能在全國大市場裡流通起來，那我每個陸地城市裡的稅收就能彌補這部分損失，不差海關這點錢。

所以在送貨的這些海盜紛紛給元朝當起了運糧的團隊，他們還通過對內外貿易賺的盆滿缽滿。

在這種非常寬松的政策下，沒有人再去當海盜了，幾乎全部上岸成了戶籍中的船戶。

這些船戶每年通過海路向北方運送數百萬噸的糧草。

同時明州，泉州和太倉等地成為了世界性的重要港口，複數繁華盛極一時。

但元朝到了中後期又拉垮了，船戶們生產資料船隻被當時的原地方政府大量的沒收，成為國有資產。

這些船戶也就真成了官府的奴隸了承擔雜役。

而且最為可恨的是，當時的元朝廷，因為常年對外軍事作戰和內戰財政危機。

官府還違反了當時給這些人的承諾，而且還向他們征稅，濫發紙鈔，導致經濟動蕩。

活不下去的船戶，在方國珍的帶領之下，振臂一呼，群起響應。

他們又回到了海上繼續當自己的海盜。

蒙古人則不得不效仿起了秦始皇的舟人之策，那結果自然是公私大敗，必然導致元朝廷要進一步壓迫百姓，越來越多的百姓又被逼成了海寇。

方國珍部割據實力就誕生自這樣的惡性循環。剩下的事情就很順理成章了。

為什麽方國珍如此反覆無常，為什麽朱元璋把能殺的全殺了，唯獨不殺他。

叛服無常是因為自古以來以方國珍代表的這部分造反這個群體的全部訴求就是經濟訴求和生存訴求，他們從來沒有產生過政治訴求。

在元末這種特大亂世，方國珍甚至從頭到尾都沒有給自己弄一個類似越王的頭銜，更別提開國稱帝了。

他和他的手下對所謂的天命，所謂的政權合法性毫無興趣，他們只是希望最好能恢復到元初的政府對待他們的政策。

至於站在的國家是誰和政府的和皇帝是誰，他們完全沒有興趣。

他們卻自成一國的割據勢力，就在那裡等待這個天下重新平靜下來，他們立刻就投降。

而朱元璋也沒有辜負他們的希望。重新恢復了元初對他們的待遇。

而且還把他們中孔武有力的人全部吸收了進衛所系統。等於給了他們一個永遠不愁吃喝的鐵飯碗。

而政治站隊風險說實話並不是這部分勢力要考慮的事情，站錯隊又怎麽樣呢?身後是舟山諸島，再後面是汪洋大海，了不起去太平洋諸島，傳播大陸先進文化嘛。

1000多年就是這樣過來的，死了我一個方國珍，還有方國明，方國明死了，還有方敏謙，方高明，你但凡方氏家族還有一口氣在大明海域就永無寧日。

現在林夕碰到了和朱元璋著想方國珍以後的一模一樣的問題。

那就是他手下的這些鐵匠，也像方國珍手下一樣，他們有自己求生的本領。

大不了到別的人的手下乾活照樣能混一口飯吃，所以林夕對他們只能采用懷柔的手段，無法像對待那些管事那樣一味的強力鎮壓。

而且那些從工廠裡拿東西往家裡去的事情，古今中外大概都無法制止，只能減少。

大不了在使用的時候給廠裡象征性的交點兒工本費。可是跟製造出來的產品的價值根本是不可能畫等號的。

這些事情在林長申和林夕的心裡清清楚楚的，所以才給那些掌櫃的時間讓他們把帳本抹平。

要不然為什麽?那些東主想調理掌櫃的和夥計只要一查你帳就會出問題呢?因為這些事情即使是掌櫃的他避免不了。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小丫頭居然找了一個非常刁鑽的角度把這件事情給揭開了。

既然這些事情都是不能放在明面上，只能做不能說。既然查出來那就要處理，否則大家都無法相交代。

這件事等於變相讓林家兄弟做成了那些掌櫃們一直擔心的事情，從上到下對糧城進行了一番大清洗。

現在糧城的所有管事都換成了從鹽場調出來的林家兄弟的心腹，那個叫張延現在負責船廠他的麻煩事比林夕還要大。

林夕好歹知道鐵是如何練的，也知道如何煉鋼，可以用技術來征服那群工匠。

那個張岩讓他管理鹽場沒問題，讓他打架殺人也毫無困難，但是把它放到一個技術管理技術工人的崗位，的確有些為難他。

林夕為了幫助他，把林夕後世製作的那個結合中西兩方船隻優點製作出來的船模交給了他。

並且要向船場下達了三個三艘船的訂單。這三艘船是相同的型號，同時分別長五丈，十丈和十五丈。

有了任務，而且造完之後給現銀，才安撫下去了那船廠的那些造船工人。

至於造船的木料則是林家艦隊在海上擊毀的一艘西夷大帆船。

這艘船的很多木料都用於維修海丙號了，最好的材料都已經被挑走了，所以剩下的這些都被拆散，當成修補海船的木料。

現在廢物利用成了林夕三艘船的造船原料，可想而知這艘船造出來的質量會如何。

但沒有辦法，為了安撫這些人，只能采取這種辦法。至於船的質量，那只能看這些被拆下來的舊木料的結實程度。

而鐵座這邊則比較簡單，現在大明使用的煉鋼的方法大概就是三種三種不同的工藝類型。

第一種，生鐵陷入法

沈括《夢溪筆談》卷三雲:“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封泥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柔鐵”即古代“熟鐵”。

此“封泥”的作用有三，其一使鐵料各部分均勻受熱，讓生鐵緩慢熔化防止生鐵熔化後的流失;其二使之更好地與柔鐵作用;其三防止和減少碳在爐氣中的燒損。

第二種，生鐵覆蓋法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一四雲:“凡鋼鐵煉法，用熟鐵打成薄片，如指頭闊，長寸半許，以鐵片束包尖(夾)緊，生鐵安置其土，又用破草履蓋其上(原注:粘帶泥土者，故不速化)，泥塗其底下。

洪爐鼓韝，火力到時，生鋼先化，滲淋熟鐵之中，兩情投合。取出加錘，再煉再錘，不一而足。俗名團鋼，亦曰灌鋼者是也。

此操作比生鐵陷入法又有了一些進步:生鐵置於“熟鐵”上，熔化後向下滲淋，就增加了生、“熟”鐵接觸反應的機會，減少了生鐵流失的機率。此法不需封泥，而是上蓋破草履，下塗泥，簡化了操作。“熟鐵”為薄片狀，增加了反應面，提高了生產率。

第三種，生鐵澆淋法約始創於明代中期，清時在安徽蕪湖，湖南湘潭等地都較興盛，因傳為江蘇工匠始創，又名之為“蘇鋼”。

“熟鋼無出處，以生鐵合熟鐵煉成，或以熟鐵片夾廣鐵，鍋塗泥入火而團之，或以生鐵與‘熟鐵’並鑄，待其極熟，生鐵欲流，則以生鐵於‘熟鐵’上，擦而入之。”此“熟鋼”即灌鋼，這裡談到兩種操作，前者與沈括所雲相類似，後者即是蘇鋼工藝。

與前二法相比，蘇鋼操作的優點是:其一“熟鐵”僅僅是初鍛過的，組織較為疏松，便增大了生、“熟”鐵接觸反應面，所含氧化夾雜亦較多，可提高碳氧反應的強度，增強去渣能力。並且，部分氧化亞鐵可被還原，就提高了金屬收得率。

生鐵不是直接覆蓋於“熟鐵”之上，亦非夾於“熟鐵”間，從“以生鐵於‘熟鐵’上，擦而入之”、“徐以生鏷下之”兩句來看，生鐵、“熟”鐵是保持一定距離便於控制鋼的質量。但林夕並不想采用這種方法，他想直接把鋼鐵冶煉出來。

但是目前他還沒有投訴。雖然他有一肚子的鋼鐵知識，但是由於現在的條件和人員的缺乏而無可奈何。

現在大明從上到下都執行著類似於家丁製的人身依附制度。

在此時大明上下不管是知縣等文官赴任，還是將領調任，都是帶著家人或家丁一同赴任。

這樣一來，家丁和將領是典型的人身依附關系，只聽將領一人之令。

和將不知兵，兵不識將宋朝相比，明朝的這種將門和家丁的依附關系，可以最大程度的提升戰鬥力。

將領不退，家丁則不退，將領戰死，家丁也多半要殉死，是以戰鬥時，家丁拚死效力，不怕他們臨陣棄將而逃。

而這種制度的來源卻是蒙元。提起蒙元就不得說一說當時在蒙元統治下的漢族的士紳地主們了。

元史當中就多次的出現過當地的士紳們英勇起義軍作戰的記錄。

即使元朝跑到了蒙古草原之上那些被元朝科舉錄取的漢族官員也沒有拋棄他們的皇帝。

其實元朝科舉的是很消極的，前後隻進行過16次的考試，收錄的人數也是相當有限。

元朝滅亡時殉國的42個人進士幾乎快要把元順帝至正年間的進士都給算進去了。

不光是自殺殉國，這些人在幫助元王朝鎮壓農民起義的時候，那也是非常賣力氣，表現的遠遠要比明朝滅亡的時候積極多了。

在元末的大混戰中，當地的士紳們英勇異常，親自領著家裡的人跑到前線就和農民軍死戰，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的人給當時的農民軍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傷亡。

話說當年南宋滅亡的時候也沒見到這幫人有這麽大的反應，從這兒可以看得出在元末的士紳地主堅決維護元王朝，是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們共同的想法，甚至這些人是抱著和大元朝共存亡去的。

原生地跑到草原上的時候，還有一大群的漢人是拖家帶口跟著一起跑到了草原上都找自己的主子。

這些人也跟著元順帝在草原上是東奔西跑，直到捕魚兒海之戰被藍玉一次性打包之後才算是逐漸的消停下來。

這些漢人知識分子這麽維護一個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說實在的，就是因為他們都被忽必烈給寵壞了，明太祖朱元璋曾經元朝是以寬亡國。

但這個寬被很多人給理解成了寬松，可實際上這個寬是那種不管底層人死活的寬。

元王朝的統治者們畢竟水平有限，雖然國家的疆域很遼闊，但是基層管理上就是一個放羊的態度， 元朝舉行的是包稅制。

稅收的事兒是完全交給了當地的士大夫，士紳們，這些人只要給朝廷交過稅，至於你怎麽盤剝和對待之下的子民。

那麽他們在地方上甭管怎麽禍害人，朝廷的是不管的。

這樣的寬那些一盤剝和收租為生的地主們肯定會喜歡了。

元末的很多儒臣們對於新建的明王朝也是非常的不待見，以至於在修元史的時候把朱元璋給寫成了賊。

這要是放到清朝，那估計早就送上誅九族的大禮包了。

就連孔府的衍聖公也是一樣，瞧不起朱元璋，明太祖剛開始叫他來，他還不去，反而對草原上的元庭是擠眉弄眼。

最後是朱元璋發飆了，這才趕緊跑到了南京去，再對比明朝垮台的時候，這些人和剛入關的滿人們也是一個態度，無論是北方的地主們，還是南明的大臣，都把農民軍當成主要的敵人，甚至還覺得清朝那是幫自己來剿匪的。

孤城先生在《南明史》當中就提出明末的矛盾主要是階級矛盾，最後這個矛盾失控演變成了民族矛盾。

而這一點放到元末那些整日自稱聖人門徒的士大夫身上也是一個道理。

元朝覆滅時，為什麽有那麽多漢人為蒙古人殉國?

說準確一點兒，應該是漢人的地主和士大夫們殉國的特別多，而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則是歡呼雀躍。

元朝的這種制度其實是來自於草原上他們統治各部落的一種類似於周朝的封建制度。

元朝之所以對科舉製這麽不上心，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基本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