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毅在亭子裡坐了一會兒。
亭台邊的古木森森,摩訶池上水波安詳,作為西南的中心,此刻的成都城正在夜色中漾起祥和而又繁華的光芒來。。。
在擊潰宗翰、希尹的金國西路軍後,華夏政權與人為善,在這片地方已經休養生息了一年多的時間。雖然華夏軍的核心理念聽起來激進,包括其對儒家的態度使得天下大部分人都為之反感,甚至不斷地有做出其剛強易折的預言,但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華夏政權的步伐在任何人看來都算得上穩健。
大量的工作隊進入基層,穩定民心,支持農耕、興修水利,敞開門戶與天下各方做生意,強勢地吸納了無數的金銀與物資,繁榮了市場。川蜀本就是天府之國,在這樣穩健的修養之中,華夏軍支起了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權框架,用大氣的動作吸引了天下各方的目光,甚至不惜槍斃大量女真戰犯令得各路詆毀者都無話可說……
而在這段時間裡,西南之外的天下各方都顯得焦頭爛額。
戴夢微竭盡全力地平穩治下局勢,甚至靠著大量販賣人口才能吃上一口飽飯,維持基本的體面;
鄒旭作為背叛西南者,處於風口浪尖,四處求爺爺告奶奶地發展自身,以期待在接下來的風暴當中能夠存活下來;
劉光世砸鍋賣鐵結西南的歡心,就想要收復汴梁,取了鄒旭的人頭一次性翻身;
吳啟梅、鐵彥只是被公平黨的其中一兩系攻擊,就已經變作強弩之末,眼下四面楚歌;
東南新朝廷勇猛激進,各種政治、經濟上的改革將原來的基本盤得罪了個遍,幾乎是處於進亦死、退亦死的尷尬局面裡難逢解脫;
而即便是最為聲勢浩大的公平黨,兩年的時間席卷江南,內裡卻不過一身虛胖,隱患無數,因此何文才急著在江寧開大會,可是相對於去年西南大會的從容不迫,他這照葫蘆畫瓢的江寧大會,就委實令人茫然得多了,熱鬧有余、前路渺茫。
無論如何,除了一個隔得太遠的晉地外,此時的西南政權,在各個方面,都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天下第一,無論是軍事、經濟、民生、穩定都顯出了令人歎服的勃勃生機,即便是熱衷於唱衰西南者,眼下這段時間也找不出太多的問題來予以抨擊。
因為真的是太穩健了。
寧毅坐在亭子裡,看著這平靜的一切。
關於土地改革這個概念的討論,自從四民被拋出來後,它就一直鑲嵌其中,相對於華夏軍中一直存在的“滅儒”、“開智”、“格物”、“資本”、“人權”等等大框架的激進討論,它在其中並沒有顯出巨大的重量來。
這是因為華夏軍前期攤子較小,寧毅用強勢的態度就能維持住其中相對清廉的平均主義,到了涼山之後,華夏軍借地而居,也不可能朝周圍的尼族人宣揚什麽土改,而在統一西南後,華夏政權對格物理念的宣傳、對資本的推動更是佔了其工作重心的最大頭。
大量的物資進入成都之後,無數工作組的下鄉,其實也會給大家帶去眾多物質產物,人們在宣傳中最多表達,也是格物發展後物質大豐富的展望,只要物質豐富了,在農村過不好的人們自然可以進入大城市的作坊、工廠中賺錢,成為人上人——在這個階段,這一展望,本身就是相當靠譜的。
成都、梓州這些大城市附近的工業集中發展,暫時延緩了其它非核心區域因土地帶來的矛盾。雖然在華夏軍出涼山之初,部分人還有過“華夏軍人人平等,要殺富戶”的擔憂,甚至跑了許多人,但西南大戰結束後,華夏軍對當時相對配合的部分地主、鄉紳的優待,則打消了大部分人的疑慮。
只是在大城市附近地價飛漲後,部分商人與周邊的地主才起過幾次小規模的摩擦,眼下也並沒有到不可開交的程度。
但回過頭來,不少人也都知道,華夏軍中關於土地改革的討論,多數都是與“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甚至於“土地國有”掛鉤的,在學術的討論上,甚至於“一條鞭法”、“攤丁入戶”這些策略都被認為是小打小鬧。
這次代表大會上突如其來的苗頭,令得許多人都有些懵。
若是放諸後世的現代社會,不少人聽到土改這個概念,大都是一方面覺得它光輝偉大,一方面又覺得它有些平平無奇,人們會覺得,只要將這樣偉光正的概念拋售出去,自然而然就會得到大部分人的擁護。然而,這卻是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從未有人能夠真正突破的一道關隘。
甚至於在另一個世界轟轟烈烈的近代史中,由那位先行者孫先生首先提出平均地權的綱領,也得到了無數後來者的擁護,但在穿林北腿常先生領導果黨於大陸呼風喚雨的數十年裡,這樣一個理所當然且光輝偉大的共識性概念,幾乎沒有取得過任何決定性的進展。
因為組成果黨的基礎成員,就是盤踞於各地,掌握天下龐大的權力末梢的鄉賢和精英。
而當時另一支流淌著紅色血液的政黨,於24年與果黨達成諒解,以為已經開始合作就能夠將正確的事情義無反顧的推行下去,於是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土改,他們開始實現孫先生提倡的“民生”理論,而回過頭,便在27年迎來了“四一二”與“七一五”的大屠殺。大革命失敗。
土地何止是土地。
它是位於整個社會最龐大的權力末梢最核心的生產資源,也是象征著這龐大權力歸屬的最明顯指標。土地改革能夠成功,其前提是對這龐大權力體系細致入微的掌控,而一旦掌控了這樣的權力,能夠做的事情,又何止是將得來的土地分配給人民?
這件事情所涉及的,已經是一張與儒家類似的大網了。
自華夏軍從涼山躍出,整個成都平原、川蜀之地,無人能夠與其相抗;隨著華夏軍擊潰女真西路軍,遺留在西南之地的些許地主、鄉賢,也沒有任何人敢不臣服。相對於橫掃天下的女真大軍,那些所謂的儒生、地主、鄉賢,看起來都是軟弱的,明面上的敵人,對於華夏軍而言,都是最容易處理的問題。
然而土地,是關系著天下所有人生存方式的東西了,要改變這種生存方式、統治方式,就會受到每一個人心中“共識”與“潛意識”的反抗,侵蝕的巨網會反方向的撲過來,它會讓不夠堅定的統治構架從內部降低效率,會讓民怨沸騰,甚至於當整個結構出現問題,人們都不會意識到它是因土改而來的。
自己的準備夠充分了嗎?放到各地的基層官員、退伍軍人,鍛煉足夠了嗎?他們或許能夠打敗明面上的敵人,然而當土地化作利益開始實實在在的計算,他們能夠抵禦住其中的腐化嗎?左和右的風潮能夠遏製住嗎?已經進行了如此多的整風,還能夠更嚴格嗎?
甚至退一步說,眼下推行土地改革,有必要嗎?
一如蘇文定所說,資本的強規則將自行走出一條道路來,土地的私有化和自由流動能夠為它提供血腥生長的溫床。跟著這條道路走,而後進行一定的操縱,促進民眾的自覺、民權的出現,已經是一個相對妥帖的發展構架,資本的逐利性將在各個方面推垮封建制的生產關系,因為以利益為核心的大網會比那張網更為強大,它由規律編織,遠勝於人力的強為。
有必要在這之前就由自己先去觸動鄉賢那張網嗎?
真的有百分百的必要性嗎?
寧毅自己,其實也有著這樣的疑惑。
正反方向,都有著許許多多的理由。
在正的方向上,土改的好處當然非常之多,一旦成功,華夏軍對於底層的掌控將直接躍上一個新台階,相對於外界的所有勢力,華夏軍都會像是進入了一個新維度的門檻,這樣的一場戰鬥,核心的敵人仍舊在於遏製體系內部出現的扭曲,若是能夠過去,將會變成未來應對儒家那張大網的可靠練兵……
然而在反的方向上,一個大勢力的前進必須要妥善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旦這次土改當中誕生不可預料的問題,譬如左右路線的傾向加劇,內部打起來,改到半途落下病根,未來華夏軍的力量就可能遏製不住狂奔的資本萌芽,一次失敗的土地改革或許不會直接造成華夏軍的失敗,但假如將來失敗,這樣的一次動作,必然會是駱駝背上的一大捆稻草……
在華夏軍僅僅掌控西南的現在,手頭上的兵力對川蜀這片地方有著壓倒性的掌控,明面上的敵人翻不起太大風浪,短期內強推土改是可以落下去的,真正的顧慮在於長線和組織內部的變化,而一旦華夏軍殺出西南,吞並天下,若是還沒進行土地改革,未來可能就無法再正式的提起這件事情,這是它正面的迫切性……
然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原生考量,在自己過去所生存的那個偉大時代,那個經歷苦難的國家失去了資本和格物的先發優勢,土地改革發動群眾是追回優勢的一**寶,然而在這個時代,倘若已經具備格物與資本的先手,土地改革是否還是那樣迫切與必要的一環呢?自己的行動,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教條主義與純粹致敬的感性思維支配著呢?
這樁樁件件的考量,在它的腦海中,已經盤旋了極長的一段時間。
他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斬釘截鐵的結果來。
在這樣複雜的一件事情裡,蘇家的幾個人不過是這中間最無關緊要的一些細枝末節。
長久以來無論是寧毅還是蘇檀兒對這些家人的管束都非常嚴格,盡管到不了水至清的程度,但在西南范圍內打點擦邊球撈點土地好處也只是這一兩年的事情。寧毅若是直接問,他們的名下甚至都不敢有明面上的利益,只是部分地主鄉紳可能會在手頭分出一些銀錢上的好處,換他們在關鍵的時刻,打探或是偷聽到一些消息。
而即便是兩名已經有了一定地位的小舅子,在接下來的這件事情裡,也唱不起一個配角的重量。寧毅之所以會在這段時間裡與他們展開這樣的長談,一方面固然是對身邊人的培養,另一方面……則因為他心中也無時無刻的不在進行這樣的演算與思考。
這樣的猶豫和疑問,或許還將持續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甚至於塵埃落定的未來,他都可能一次次的回問自己。但思考可以謹慎,他可以推演、可以總結、可以反省,事到臨頭,選擇卻必須堅定。
暫時性的,他已經做出了選擇。
一如既往的,寧毅選擇了比較難的那條路。
在大會結束前,甚至於結束後一兩個月裡,或許還有反悔的機會。但他知道,叫停的概率,已經非常小了。
深秋的摩訶池波光粼粼,他站在那裡,發了一會兒呆。
平靜的日子就要過去了。
偶爾間抬起頭,他看著夜空的點點星辰,也會想到這片大地之上其它熱鬧的地方,打仗啊、英雄大會啊、劉光世與鄒旭的交鋒或許會很有趣、江寧何文想必遭遇到了很複雜的難題……
時常有這樣的消息傳過來,對於他而言,已經是極為、極為輕松的消遣……
真想把位置換一換。
不管是跟誰, uukanshu 都像是重開一局的白手起家……
那該多有趣啊……
要是沒跟秦嗣源認識就好了……
……
又想到小寧忌的江湖之旅……
不知道在哪裡浪著,總之應該很開心吧……
也罷,也罷。自己一時腦抽,搭上了一輩子……
小孩子就多玩幾天罷……
將來,也不罵他了……
……
名叫寧毅的中年男人歎了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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