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肉熔炉 第54章 重庆谈判

第54章重庆谈判(第1/2页)

延安，几乎是在总裁发出第三封邀请电的同一时刻，中G中央书记处也正在召开会议。对于总裁的和谈诚意，党内上下早有了共识：

“这不过是总裁为掩盖内战准备、争取舆论支持的又一手段。”

然而，面对全国人民在连年战乱后对和平的渴望，面对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对团结建国的期盼，中G中央不能，也不应该将和平的大门给彻底的合上。

教员同志在会上表示：

“可以去，也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如果蒋总裁要弄虚作假，搞假和平。我们就借此教育人民，击破国民党的谣言。如果他要打，我们也争取了时间，让全国人民看清谁是真和平，谁是假和平。”

会议最终决定，由教员同志亲赴重庆，同行的还有周总理，行前，中G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并明确指出：

“谈判的结果如何，决不是单纯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力量对比和斗争。……我们绝对不要单纯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会发善心”。

1945年8月28日，山城重庆天气晴朗。下午三时许，一架从延安起飞的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

当教员同志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舱门时，早已等候多时的各界人士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央日报》的记者们或许没有料到，这位他们笔下描绘多年的人，竟有如此勇气，敢赴这“鸿门宴”。

柳先生更是激动地握着教员同志的手，称其此行是“弥天大勇”。面对记者的追问，教员同志的回答简短有力：

“和为贵”。

当晚，总裁在林园官邸设宴洗尘，两位阔别十九年的对手再次举杯，气氛看上去“甚为愉快”。

然而，真正的博弈却已经开始。

1945年9月，重庆桂园。

谈判桌的一边，是中G代表；另一边则是国府代表。

由于国府对谈判毫无事先准备。他们原本以为教员同志不会来，会谈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被动之中。中G代表后来在汇报时说：

“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G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9月3日，周总理将中G方面拟定的“十一项意见”提交给国府。这份意见书展现了极大的诚意：不仅明确拥护了总裁的领导地位，并承认三民主义为建国根本，还提出了“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等一系列具体方案。

然而，国府的态度却异常僵硬。总裁更是早已定下三条原则：

政治可以放宽，军事必须统一。所谓的“统一”，说白了就是要求中G“放弃地盘，交出军队”。

在9月4日的会谈中，国府代表更拿出总裁的答复要点，只字不提承认解放区，对于中G军队的整编更是百般限制。

周总理据理力争：

“我党不仅事实上拥有敌后军队与解放区政权，而且拥有百余万党员。此百余万党员如何安置，必须有一过渡办法。”

国府代表却轻描淡写表示：

“解放区为战时之状态，现在战事已结束，此事不应再提。”

周总理立刻严正反驳：

“事实依然存在！”

军队和解放区，成了横亘在谈判桌前的两座大山。

为了打破僵局，中G表现出了令人动容的诚意。9月8日，周总理提出了新的方案：

中G愿意将人民军队缩编至48个师，约占全**队总数的七分之一。而当时国府军队的数量是263个师。

可国府方面依然不满足，只允许中G保留12个师。国府代表更是话中带刺：

“中G如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国家，则以蒋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做法，不仅不亏待中G，而将敬重不置。”

中G代表当即严正驳斥，立场坚定。

“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如何？即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十九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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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会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国府代表指责中G“割据地盘”，中G代表则直指对方毫无平等协商的诚意。

9月21日，谈判不得不暂时中止。

在此期间，伟大的教员同志并未闲坐于谈判桌前。他在桂园、在红岩村、在特园，广泛会见了社会各界人士。乃至国府的元老、军政要员。他一再表示：

“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这种坦诚的态度，赢得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广泛同情，他们纷纷呼吁国府放弃一党私利，正视民意。

谈判场外的军事斗争也在同步进行。当阎西山部侵入晋东南解放区腹地时，刘、邓指挥的上党战役给了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歼灭了国府军3.5万人。这一仗，不仅打掉了国府军的嚣张气焰，也让那些迷信武力的人明白：中G为了和平可以作出让步，但却不畏惧战争。

9月27日，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谈判重新恢复。

为了推动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中G再次做出重大让步。周总理在会谈中宣布：

“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中G愿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的部队全部撤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同时，在军队整编问题上，中G同意进一步压缩至20个师。”

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令民主党派为之动容。就连国府代表后来也感慨：

“当时的情形，几乎使会谈搁浅。”

然而，即便如此，国府方面在解放区问题上依然寸步不让，坚持所谓的“政令军令统一”，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解放区的合法性。中G代表更是据理力争，并指出这是抗战八年来中G领导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绝不是什么“战时状态”可以一笔勾销的。

1945年10月10日，重庆桂园。

在经过43天极其复杂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下午，双方代表在《政府与中G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因为这天的日期是“双十”，这份纪要也被后世称为“双十协定”。

这份来之不易的文件，向全华夏宣告了双方共同承认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华夏”。

协议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尽管在军队整编和解放区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双方始终未能达成最终的一致，但协议的签订本身，便是一种力量的胜利。它向全世界宣告：

“中G是真心实意要和平、要民主的。它也把国府“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清晰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签字仪式结束后，总裁本应前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可总裁却借故未到。或许是出于不甘，或许是对这份他本不愿签的协议心怀抵触，他在桂园逗留了片刻，便匆匆离去。

10月11日上午，教员同志在张将军的陪同下飞返延安。临行前，周总理继续留在重庆，处理后续事宜。

山城的雾，依然很浓。但透过这层层迷雾，人民已经看到了曙光。

教员同志在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向中央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表示：

“谈判的结果，国府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府再要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纸上的协议，终究需要实力来守护。中G用真诚的态度争取和平，用坚定的意志保卫和平，也用清醒的头脑准备迎接一切可能的风暴。

历史的车轮，将在这份清醒与坚定中，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