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准备高考，离婚逆袭系统来了 第698章 开出SSR了

江年去了办公室。

老刘已经从行政楼开完会回来了，靠在椅子里玩手机，时不时傻乐。

瞥见江年，立马装作一副皱眉深沉的模样。

“进。”

软饭中年男，真是可悲啊。如果自己放弃底线，这就...

清晨的北京，空气清冽如洗。江年站在政法大学图书馆顶层的天台边缘，望着东方渐亮的天际线，手中握着那支修复后的录音笔。他刚刚听完最后一段未公开的声音??林婉清在录音末尾轻声说：“如果你听到这个声音，请替我说对不起，也替我谢谢那些还记得真相的人。”

风拂过他的脸颊，带着一丝凉意，却无法冷却他胸中翻涌的情绪。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不再是被动承受命运的受害者之子，而是一个主动撬动系统锈蚀齿轮的扳手。香囊里的地址、父亲的笔记本、林老师的遗言、周野的沉默与挣扎……所有线索终于串联成一条通往核心黑暗的路径。而他，必须走下去。

回到宿舍时，李清容来电。

“省纪委决定成立‘南城历史案件复查专项组’，由你担任学生顾问。”她的语气严肃，“但有个条件??你需要签署保密协议，并接受为期一周的安全培训。这不是演戏，江年，一旦进入这个体系，你就再也不是普通学生了。”

“我明白。”江年坐在书桌前，目光落在墙上贴着的时间轴图上。那是他用红笔标注出的七位工人死亡时间、林婉清被停职日、化工厂爆炸倒计时……每一个节点都像一颗钉子，扎进记忆深处。

“另外，”李清容顿了顿，“董氏集团现任董事长董明远，昨天向纪检部门提交了一份‘澄清材料’，声称当年‘阳光助学工程’完全合规，且所有账目均已销毁。但他提到了一个人??吴建国。”

江年瞳孔一缩。

吴建国，原南城市教育局副局长，曾是“阳光助学工程”的审批负责人之一。二十年前，在项目曝光前夕突然辞职隐居，此后音讯全无。他曾是林婉清口中“唯一试图阻止资金转移”的官员。

“他还活着。”江年几乎是脱口而出。

“不止活着。”李清容低声说，“我们查到他在西北某县的一所乡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化名‘王平’。他已经六十多岁，患有严重肺病，但从没申请医保报销，似乎刻意躲避身份登记。”

江年立刻起身穿衣。

“你要去？”李清容问。

“必须去。”他说，“如果他是知情者中唯一还敢站着的人，那我就得把他带回光里。”

三天后，江年独自踏上西行列车。穿越黄土高原时，窗外尽是荒芜山岭与零星村落。手机信号断断续续，他只能反复翻看父亲笔记本中的一页批注：“吴某人有良知，但惧怕连累家人。若能护其安全，或可开口。”

抵达县城已是深夜。当地纪检联络员老陈接他到一间简陋招待所。

“吴建国……哦不，王平，现在教三年级语文和数学。”老陈压低声音，“孩子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总讲些‘过去的故事’，比如一个老师怎么因为说了真话被开除。”

江年心头一震。

次日清晨，他徒步两小时来到那所小学。校舍是几间砖瓦房，操场铺着碎石，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教室里传来朗读声：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江年站在窗外，久久不动。

下课铃响后，一位瘦削老人走出教室，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咳嗽连连。江年迎上前，递上一杯热水。

“您是……？”

“我是江卫国的儿子。”江年直视着他浑浊却依旧锐利的眼睛，“我来，是想问问您，关于‘阳光助学工程’的事。”

老人的手猛地一抖，水洒了一地。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在废弃的图书室谈话。起初，吴建国只是摇头：“我已经死了二十年了，不要再拉我回去。”

可当江年拿出那张泛黄的文件残片，上面赫然印着他的签名时，老人终于崩溃。

“我不是贪官！”他嘶哑着嗓子喊，“我是被逼签字的！安监局李成业拿我女儿威胁我??她说如果我不配合，就会被安排去精神病院‘治疗’！那时候她才十七岁啊！”

泪水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滑落。

“林婉清来找过我三次。第一次劝我停止拨款，第二次带来审计证据，第三次……她抱着一叠照片，全是孩子们领不到助学金后辍学的照片。她说：‘吴局长，我们不是在救项目，是在救命。’”

江年静静听着，笔尖在本子上飞速记录。

“后来呢？”

“后来我拒绝再签任何文件。他们就把我调离岗位，抹黑我是‘精神不稳定’，强行办了病退。林老师失踪那天，我给她打了最后一通电话，她说她要把原始账本藏起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账本在哪？”江年追问。

吴建国摇头：“我不知道。但她提过一句??‘真正的账本不在纸上，而在孩子的名字里’。”

江年怔住。

回程途中，他在火车上反复咀嚼这句话。直到深夜，猛然惊醒：**孩子**。

他翻出“阳光助学工程”历年资助名单的扫描件，开始逐个比对。许多受助学生只出现在第一年名单中，第二年便消失无踪；更有甚者，住址填写为“南城郊区福利院”，而该福利院早在五年前就被拆除。

他连夜联系张强。

“帮我查一件事。”他说，“当年有没有孩子以‘阳光助学’名义被送往外地？特别是封闭式管理的‘行为矫正中心’之类的机构？”

两天后，张强回复：“有！至少十二个孩子被送到河北一家叫‘启明成长学校’的地方。家长说是免费培训，结果进去后再也没出来。有几个母亲想接人，被告知‘已被认定为问题青少年，需长期矫治’。”

江年浑身发冷。

他立刻将线索上报省纪委，同时请求周野协助调查该机构背景。结果令人震惊：启明学校的实际控制人竟是董氏集团旗下子公司，法人代表为董明远堂弟。更诡异的是，该校从未在教育部门备案，却连续八年接收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这不是助学。”江年在内部报告中写道，“这是人口洗钱计划的一部分??用虚假资助名单套取财政资金，再通过所谓‘矫正机构’完成利益输送，甚至可能涉及器官买卖或非法劳工。”

消息一出，高层震动。

十二月初，公安部联合教育部发起突击检查，查封启明学校。现场解救三十七名被困未成年人，其中多人身上带有明显虐待痕迹。一份加密硬盘被技术人员破解，内含数百份伪造的家庭同意书、医生假诊断报告，以及一段视频：一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对着镜头说：“这批‘资源’质量不错，可以分批次处理。”

舆论哗然。

媒体称其为“新时代的黑监狱”，民众愤怒声讨。而董明远仍试图狡辩：“我只是参与公益事业，具体执行由下属负责。”

江年冷笑。

他在微博发布一篇长文《当我们谈助学时，我们在谈什么》，全文引用林婉清生前日记片段、吴建国证词、受害儿童口述，并附上时间线对比图。文章一夜刷屏，阅读量破亿。

当晚，他接到陌生来电。

“江年。”对方声音沙哑，“我是李成业。”

江年握紧手机。

李成业，原安监局局长，南城三案关键审批人之一，八年前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一直隐居不出。

“我想见你。”他说，“就这一次。我不想为自己辩解，只想告诉你一件事??谁才是真正下令封口的人。”

见面地点定在城郊一座废弃茶馆。

冬夜寒风刺骨。江年准时赴约，只见一位佝偻老人坐在角落，面前摆着两杯热茶。

“我知道你在查一切。”李成业咳了几声，“我也知道你恨我。可我要告诉你，我和你爸曾经是战友。我们一起抓过毒贩，救过落水儿童。他信任我，所以我才更不敢告诉他真相。”

“什么真相？”江年冷冷问。

“二十六年前，‘阳光助学工程’根本不是地方决策。”李成业抬起浑浊的眼，“它是省级试点项目，由时任常务副省长刘振邦亲自推动。表面上是为了扶贫助学，实则是为几个权贵子弟搭建政绩通道。资金流向层层嵌套，最终流入海外账户。你爸查到的，不只是化工厂黑幕，而是整个省厅级**网络。”

江年呼吸一滞。

“林婉清也发现了。”李成业继续道，“她向上级举报三次，都被压了下来。最后一次，她把证据寄给了中央巡视组，结果信件被人截获。刘振邦找到我，说：‘要么你配合，要么你全家陪葬。’”

他苦笑：“你以为我是坏人？我只是怕死。可你爸不一样，他不怕。所以他死了。”

江年双拳紧握，指甲掐入掌心。

“那你为什么现在说出来？”

“因为我快死了。”李成业掀开衣领，露出脖颈上的肿瘤，“医生说最多三个月。我不想带着秘密下地狱。而且……我看到那些孩子从启明学校被救出来的时候，我想起我孙子也在那样的地方待过十天。他们差点把他变成疯子。”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U盘：“这里面有当年会议纪要的备份，还有几位同僚的录音。我知道它不能让我赎罪，但或许能帮你走得更远。”

江年接过U盘，沉默良久。

“谢谢你。”他说，“哪怕只是为了你自己，这也算一种觉醒。”

离开茶馆时，雪又下了起来。

江年没有回头。他知道，这张U盘可能会引爆更大的风暴，也可能再次被封锁。但他已不再犹豫。

回到北京当晚，他召集“南城正义之声”核心成员开会。张强、周野、李清容、两名法大学生志愿者齐聚线上。

“我们要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江年打开投影，“不是等官方公布结果，而是由我们民间力量，组建‘南城真相档案库’，把所有证据数字化、可视化、公开化，哪怕有一天服务器被关，信息也会通过种子网络传播出去。”

有人担忧：“这合法吗？”

“如果我们等一切都‘合法’才行动，那就永远不会有正义。”江年平静地说，“但我们不做泄密者，只做记录者。每一份资料都注明来源，每一段陈述都保留原始录音。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有一群年轻人，不愿再沉默。”

项目启动第七天，档案库上线。首页写着一行字：

>**“这里没有英雄，只有不肯遗忘的普通人。”**

短短四十八小时，访问量突破百万。上千条留言涌入后台：

【我爸是七位工人之一，谢谢你们让我知道他不是酒鬼，而是勇士。】

【我在启明学校待过两年，现在终于敢说出我的编号：X-097。】

【我是当年负责销毁账本的小会计，我一直活在愧疚中。我把记忆写下来了，希望有用。】

江年一页页看着，眼眶发热。

与此同时，压力也随之而来。

学校突然通知他参加“心理健康评估”；宿舍楼下频繁出现陌生车辆；手机屡次收到匿名短信：【适可而止，别毁了你爸的名声】。

但他没有退缩。

元旦前夕，他在校园礼堂举办首场《被遗忘的案件》公开课。现场座无虚席，连走廊都站满了人。

讲台上，他播放了林婉清最后一条录音，展示了父亲笔记本的复制品，讲述了吴建国、李成业、张强的故事。

“法律的意义，不在于惩罚多少人。”他说，“而在于保护多少人不说谎的权利。今天，我们纪念的不只是死者，更是那些本可以活下去的真相。”

掌声经久不息。

几天后，教育部某司长私下约谈李清容：“你们让学生搞这些东西，是不是太激进了？”

李清容淡淡回应：“如果不激进，怎么对得起那些等了二十年才开口的人？”

春天来临时，国家监委正式通报：对董氏集团涉嫌特大贪腐案立案调查，多名former官员被采取留置措施。吴建国作为关键证人受到保护，公开作证。李成业在去世前签署认罪悔过书，被列入“配合整改典型”。

而江年，顺利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公益诉讼代理人。

清明节那天，他带着一群孩子重回南城。

他们在七位工人墓前献花，在林婉清纪念碑前朗诵《少年中国说》，在化工厂遗址放飞写满心愿的纸鸢。

一个小女孩跑过来，仰头问他：“哥哥，你说我们以后也能改变世界吗？”

江年蹲下身，轻轻抚摸她的头发。

“能。”他说，“只要你们记得今天站在这里的感觉??那就是正义的起点。”

风起了，吹动碑前的旗帜，也吹动少年们的衣角。

远处，朝阳正缓缓升起，照亮整片废墟，仿佛在说：

有些火种，一旦点燃，就再也灭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