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布用法律的形式,廢除了奴役制度,規定任何人都不能蓄養中華帝國的公民為奴隸,任何地主、掌櫃跟農民、夥計隻存在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不存在從屬關系,又用法律的形式,規定隻準國家組織武裝軍隊、審判勞改犯人,任何私人都無權組織武裝,無權逮捕審判監禁他人,任何私人只能聘請國家提供的警衛小說章節 。
呂布的諸多老部下退役後,開辦了自負盈虧的武裝警衛公司,這些警衛公司都必須接受當地駐軍管理,不過因為每個武裝警衛公司自負盈虧,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迫使他們不斷地提高服務水平,讓很多富人都漸漸地感覺到,請來的警衛不比自己蓄養的差,當然他們也不敢蓄養武裝力量。
這樣的法律出來,在議政院、民眾的監督下執行,釜底抽薪地瓦解了世家大族的立身之本,呂布再制定出分家制度,讓每個脹大起來的世家大族都漸漸分化成許多個中等家庭。
而隨著全民教育的不斷加強,所有民眾的政治智慧都在不斷地提升,他們都接受了呂布的一個觀念,只有上面的皇帝、下面的民眾一上一下地監督著,官僚集團才能穩定地清廉地高效地為民眾效力,如果沒有上面的皇帝,官僚集團就會像沒有蓋子的水壺,熱水沸騰飛濺出來,會燙傷所有人,他們漸漸地認知到官僚集團會因為權力的不受約束而變成什麽樣的怪物。民眾對呂布的支持越來越一致,當呂布確認他能掌控所有局勢的時候,他推出了全民科舉政策,並修正進入憲法,全民科舉若乾年,又逐步推出了全民選舉的制度。
呂布得到天下的過程跟那一世的曹操、司馬懿有相似之處。所以他一直在吸取歷史上曹操、司馬懿家族失敗的教訓,避免自己好不容易創建起來的中華帝國二世而亡。
曹操父子和司馬氏,皆以“詐術”得國,為了克服篡位的意識形態障礙,他們在上層社會有意識地提倡隻問結果不問過程的價值觀,使漢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毀。然而魏、晉亦自掘墳墓,最終失國於“詐術”。司馬氏得天下後,已無穩定的、進步的核心文化價值觀來維系自己的道統,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懾和利益誘惑來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認可和支持。但這種類似“分贓體制”的政治架構是很脆弱的。晉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亂”,一直到東晉南渡,豪門和大軍閥造反從來沒有間斷。
在“勝王敗寇”這種功利性極強的價值觀主導下,道統不存,社會精英的精神世界集體淪落,及時行樂、得過且過幾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選擇,因為明天是充滿變數、風險極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種麻醉,他們的人生已經找不到更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增“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鬥富的故事更是為後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後被殺時,感歎因為財惹禍,有人看中了他們家的財富。數百年後,晚唐詩人杜牧在石崇縱酒享樂的金谷園遺址上感歎:“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從兩晉到南朝的宋、齊、良、陳,君主喪其國,奢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為這一階段的朝代更替幾乎都是權臣篡位,篡位的權臣同樣社會奢靡。
呂布繼續提倡忠孝等儒家之道,不過他重新定義忠孝仁義,忠誠是要對國家和代表國家的皇帝無條件忠誠,但對於上司要有限地忠誠,上司如果也忠於國家忠於皇帝勤政愛民清廉如水,那麽他是值得忠誠的,但如果上司本身不忠於國家、不忠於皇帝、不勤政不清廉,他是不值得忠誠的,孝、仁、義都是如此。呂布在《大中華憲章》確立了君權神授,確立了皇帝乃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人,是國家的象征,是所有民眾的象征,忠於皇帝,也就是忠於國家,就是忠於人民。
呂布給整個華夏國灌輸了一個新的價值觀,促使中華民族成熟的價值觀,讓中華民族五千萬民眾睜開眼睛看世界,看世界如此遼闊,沒有必要為了眼下的土地、利益而拚得你死我活,完全可以到更廣闊的領土開拓生機,停止內耗,一律對外擴張,對外擴張、爭霸整個世界,在呂布未來幾十年的統治裡,必將成為大中華帝國的最強音,滲透到每個漢人的血脈裡。
大中華帝國的發展不再依賴於剝削勞苦大眾,不再依賴挖掘本地資源,而是靠不斷開拓疆土,開發異域疆土,因為呂布近乎神的存在,中華帝國所有民眾都知道天下不只有中華一塊寶地,高麗半島有金子,漠北雪原有煤炭有石油,西域有石油,倭國有白銀,東南半島能種植橡膠,一切原本看似蠻夷之地寸草不生的地方,都被呂布描述成了遍地黃金的寶地,呂布並沒有騙他們,一開始就遵照呂布的旨意到那裡地方發掘到資源的人們頃刻間就成了富翁,後來者當然只能分得殘羹剩炙,不過中原腹地地多人少,分在每個人頭上的資源非常有限,一旦漢人前往周圍地廣人稀的蠻夷之地,不用說地下的資源,隻說土地,已經足以讓很多漢人喜出望外。
呂布之前在冀州的時候,回想過當時他所統治地區能夠開墾出來的土地,山西能開墾出六千萬畝,河北能開墾出九千萬畝,天津能開墾出一千萬畝。各自去掉兩成作為草場和樹林來保持綠化,也有一億三千萬畝,一戶人家耕種四十畝,可供三百五十萬戶,即可容納一千三百萬人。
那是十年前的統計,而在這十年間。呂布加強了對農業技術研發的投入,韓浩、常林、石韜、棗祗、任峻等農學家,鄭渾、馬均、劉曄、諸葛亮等發明家,都在為提高糧食畝產量,從種子、耕種方法、水利灌溉等各個方面不斷改良,甚至於張讓這個死太監也改良了他發明的水翻車,呂布對後世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隻懂皮毛,但這點皮毛卻帶給韓浩、常林等人巨大的啟發,他們以及中央大學堂技術學院農學系的研究人員、學生們一起。經過多年的研究,將各種糧食作物的產量都提高了很多,有限土地能容納數倍於原來的人口。
他們引進了佔城稻的原種,此時的佔城稻還沒有被當地土著們培育好,是他們根據呂布的啟發,不斷地培育,終於培育成功,佔城稻在南方一年三熟。畝產達到700斤,相比於中部一年兩熟、北方一年一熟的普通稻種。種植在交州、揚州等地的佔城稻逐漸成為南方人的主要食物。
北方的小麥經過十年的培育,一年一熟的小麥畝產達到400斤。
呂布派秦誼經歷千辛萬險從南美洲引進的玉米在北方一年一熟,中南部可以一年兩熟,畝產達到800斤。
紅薯引進來以後,石韜進行了多次試驗,成功地解決了紅薯從華南引種到長江流域的關鍵問題。使甘薯得以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區推廣。除藏種之外,石韜還總結了新的育苗和紅薯無性繁殖的扡插方法,只要留很少的種就可以大面積種植,這樣比馬鈴薯更容易大面積推廣。這樣培育好的紅薯畝產能達到3000斤,而且不跟小麥爭地。可向高山、大箐、丘陵、河灘進軍,大地被充分利用起來支持人類的繁殖。
常林也改良了馬鈴薯,讓馬鈴薯逐漸適應了北方冷涼地區和西南山區,馬鈴薯現在畝產量可以達到1000斤。隨著馬鈴薯間套、秋冬作和複種面積不斷擴大,馬鈴薯業已成為中華帝國日益重要的糧、菜、飼料和加工原料等重要的作物。
玉米以及馬鈴薯、紅薯的澱粉的耐儲存性,使得豐收年份的玉米和澱粉可以儲存起來,可以補充歉收年頭的糧食。這些作物還可與其他作物(如小麥等)構成一年兩季收獲,從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雖然現在的糧食產量還不如後世糧食產量的一半,但呂布已經心滿意足了,因為他知道後世糧食產量主要是靠化肥給硬提起來的, 呂布暫時不準備啟用化肥,也不準備啟用農藥,他擔心化肥農藥對土地對作物的巨大副作用,他更鼓勵農學家和農業工作人員用lǜsè環保的辦法來提高畝產量。
當糧食畝產量達到後世糧食畝產量的一半,一個人兩畝地足以苟活,中華帝國五千萬人,只需要一億畝地就可以生活,本來是不用開辟更多的領土,當呂布根本不滿足漢人只有五千萬,他想讓漢人恢復到頂峰時期的十四億,他的激化生育政策已經列入《大中華憲章》,成為大中華帝國的基本國策,女人在後方努力地生育,男人在前方努力地開拓大漢民族的生存空間,這是呂布所希望看到的。
呂布算過了,後世華夏國有有十八億畝田地,印度有二十四億畝田地,越南有六千萬畝,台灣有一千四百萬畝,美國有三十億畝耕地,加拿大擁有耕地6.9億畝,倭國耕地面積是5億畝,俄羅斯的耕地面積約有19億畝,澳大利亞7億畝,泰國7億畝。
呂布現在對付羅馬帝國尚有必勝信心,何況對付這些沒有像樣武裝力量的蠻夷之地,他想過如果移民一百萬到北美、移民一百萬到倭國、移民一百萬到澳洲,後來的中華帝國會怎麽樣,他這樣想,就準備這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