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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218章 媚娘崇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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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鹰览天下事 分类:历史军事 更新时间:2026-01-29 19:08:13 来源:源1

第218章媚娘崇佛法(第1/2页)

“宝雨经”的预言,如同在已渐趋平静的意识形态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其影响远超嵩山“紫气”之类的祥瑞。武则天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或者说,她授意下精心“发现”的良机),开始以更加公开、系统和有力的姿态,将自身权威与佛教紧密捆绑。崇佛,不再仅仅是个人信仰或为母祈福的孝行,更成为一项精心设计、服务于最高权力的国策。

麟德四年春,一道诏书自洛阳宫发出,震动天下僧俗。诏书以皇帝李治的名义颁布,但明眼人都知出自天后授意。诏书称,因“宝雨经”重现,佛法昭彰,为“广种福田,上为陛下、皇后祈福延寿,下为万民禳灾解厄”,特敕令于神都洛阳,择吉地兴建一座“空前绝后、庄严第一”的大佛寺,寺名“大周东寺”(注:此时武则天尚未改国号为周,但“大周”之号已开始在她的支持者中私下流传,此处为小说艺术加工,显示其倾向),以供奉“宝雨经”及未来自天竺、西域迎请的佛骨、经卷。诏书明令,此寺规制、用度,皆“倍逾常制”,所需金银、物料、工匠,由少府、将作等监及河南府全力支应,天下各州“随力助缘”,并号召“王公贵戚、文武百官、士庶僧俗,量力捐输,共襄盛举”。

诏书一下,朝野震动。兴建如此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耗费必然惊人。虽有国库和内帑支持,但“天下各州随力助缘”和号召百官捐输,无疑会给地方财政和官员带来巨大压力。一些较为耿直或节俭的官员,如户部侍郎卢承庆,便私下表达忧虑,认为“今四海虽安,然边备未弛,河工待修,仓廪宜实,当以惜用民力为本。营造大寺,虽曰祈福,恐伤国本”。然而,在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带头响应和鼓吹下,在“天后诚心礼佛,为君为民”的大义名分下,这些微弱的异议很快被淹没。各地官员,无论心中作何想,表面上无不积极表态,筹措钱粮物资,征集能工巧匠,源源不断运往洛阳。

在诏令修建大寺的同时,武则天对佛教的尊崇,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举动,迅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她频频驾临洛阳及长安的各大寺院。慈恩寺、弘福寺、西明寺……都留下了她的御辇和足迹。她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宫中佛堂听经,而是亲赴法会,拈香礼佛,听高僧讲经。每一次驾临,都赏赐丰厚,或赐金银田产,或赐紫衣、师号,或特许寺院免除部分赋役。她还下诏,命高僧大德于两京轮流开设“无遮大会”,广施斋饭,与民同“沐佛恩”,所需费用,皆由内库支给。一时间,洛阳、长安城内,各大寺院香火鼎盛,法会不断,吸引了无数百姓前往,盛况空前。

她开始频繁地召集高僧入宫,不仅限于法明禅师,还有来自各地、各宗派的著名僧侣。她在宫中设“内道场”,与高僧探讨佛法精义,尤其是关于《华严经》、《法华经》、《大云经》(注:此时《大云经》尚未被大规模篡改宣扬,此处为小说情节需要,暗示其受关注)、《宝雨经》等经典。讨论的重点,往往围绕着“菩萨行”、“转轮圣王”、“弥勒下生”、“女王治世”等主题展开。在武则天的引导和暗示下,一些善于揣摩上意的高僧,开始“深入阐发”这些经典中与女性统治者相关的微言大义。

慈恩寺的圆测法师,因其“发现”宝雨经预言之功,最受恩宠。他不仅时常入宫为天后讲经,还受命组织一批学问僧,对《宝雨经》进行详细的注疏和阐释。在武则天的默许甚至授意下,注疏的重点,被放在了“女王”如何“以菩萨心,行帝王业”,如何“慈悲为怀,教化众生”,如何“功德巍巍,堪比转轮圣王”上。圆测法师学识渊博,辩才无碍,在他的诠释下,武则天执政的合法性,不仅得到了“天意”(洛水瑞石)的认可,更在佛教经典中找到了神圣的“法理”依据,她不仅是“圣母”,更近乎是“菩萨化身”、“弥勒应世”。

武则天对圆测等人的工作极为满意,赏赐无算。她还亲自为圆测法师的注疏撰写序言(当然,可能是由北门学士代笔,但以她的名义),盛赞其“阐幽发微,深契佛心”,并敕令将这部《御制宝雨经疏》雕版印刷,颁行天下各大寺院,命僧众宣讲学习。同时,她下令加大佛经翻译的力度,从内库拨出专款,在弘福寺、大慈恩寺等地设立规模更大的译场,延请更多西域、天竺高僧,翻译更多佛经,尤其是那些宣扬“菩萨救世”、“净土往生”、“功德无量”的经典。

随着武则天崇佛姿态的日益公开和高调,佛教界的反应也迅速升温。各地寺院、高僧纷纷上表,或进献“祥瑞”(如某地发现“佛光”、“佛迹”,某寺古树开花呈现佛像等),或呈献新译、新注的佛经,或撰写诗文,盛赞天后“佛缘深厚”、“慧根独具”,是“菩萨转世,护佑大唐”。一些善于投机、渴望上位的僧人,更是极尽谄媚之能事,在讲经说法时,公然将武则天比作“当今弥勒”、“现世观音”,称其执政是“佛国净土降临人间”。

这股风潮也迅速影响了朝野官员和士绅阶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本就亲近佛教或善于逢迎的官员,如许敬宗、李义府等,自不必说,其府邸中常设佛堂,与高僧过从甚密,谈论佛法成为新的风尚。而那些原本对佛教无感,甚至因道教“国教”地位而有所偏袒的官员,也开始“恶补”佛学,在家中供奉佛像,以示“与上同好”。一时间,洛阳、长安的官员宅邸中,诵经声、木鱼声不绝于耳,檀香弥漫。士人聚会,除了谈诗论文,也多了许多关于佛理的讨论,若能引经据典,附和几句“天后乃菩萨应化”之类的言语,往往能博得青睐。

这股崇佛浪潮,甚至开始渗透到民间。在朝廷的鼓励和官府的默许下,各地兴建、修缮佛寺之风大盛。权贵富商,竞相捐资建寺,以求功德,或攀附权贵。普通百姓,在官方持续举办的“无遮大会”、寺院日益频繁的法事活动影响下,对佛教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武则天还下令,在《大唐报》上适当刊登一些高僧大德的佛法开示、因果报应故事,以及各地“佛门祥瑞”的报道,进一步在民间塑造其“佛佑圣主”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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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片看似虔诚、狂热的崇佛浪潮下,并非没有暗流和杂音。

首先便是来自道教和部分笃信道教、或恪守“道先佛后”祖制的朝臣的抵触与不安。太史局官员因“妄言天象”被严惩一事,余悸未消,道门声势大挫。但暗地里的不满并未消失。一些有影响的道教领袖,如嵩山道士潘师正、泰山道士王知远等,虽未公开反对,但明显减少了与朝廷的主动往来,专注于山中清修,对朝廷的征召也常以“方外之人,不问世事”为由推脱。朝中一些出身世家、信奉道教或思想保守的大臣,如侍中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此时尚未被贬)等,对朝廷如此明显、大规模地崇佛抑道深感忧虑。他们或在私下聚会时叹息“浮屠害政”,或在上奏时委婉提及“国朝以老子为祖,道教为本,不宜过崇释教,恐失根本”。但这些言论,在武则天如日中天的权威和崇佛的浩大声势面前,显得微弱而无力。

其次,是来自务实派官员,特别是李瑾一系的隐忧。李瑾本人对佛教并无恶感,甚至认为其劝人向善的教义有助于教化百姓,稳定社会。但他担忧的是,如此大规模、高调地崇佛,尤其是兴建空前规模的大寺,耗费巨资,必然加重百姓负担,影响国计民生。他曾就“大周东寺”的工程预算和摊派问题,向武则天进言,认为“祈福之心虽诚,然民力有穷,当量力而行,可稍减规制,或分年营造,以纾民力”。

武则天当时正沉浸于利用佛教构建神圣权威的兴奋中,对李瑾的建议,表面赞其“体恤民情,老成谋国”,但并未真正采纳,只是将“天下各州随力助缘”的措辞,改为“劝募随喜,不得强征”,实际执行中,地方官为表政绩,讨好上方,摊派强征之事,依然屡见不鲜。李瑾无奈,只能在政事堂尽力协调,在工程物料调配、工匠征集等方面,尽量减少对正常农业生产和边镇供应的干扰。

更让李瑾忧虑的,是佛教势力借此机会急剧膨胀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大量田产、财富以“供养”、“捐施”的名义流入寺院,导致寺院经济过度扩张,与国争利,甚至可能出现“十分天下之财,佛有七八”的局面(此为他心中忧虑,尚未成现实)。一些僧侣凭借与宫廷的密切关系,开始干预地方事务,甚至插手诉讼,以“佛法”凌驾于国法之上。虽然目前尚不明显,但苗头已现。此外,民间青壮年为逃避赋役,大量“出家为僧”,也影响了国家户籍和兵源。李瑾曾向武则天提及这些隐忧,建议加强对僧尼户籍的管理,限制寺院田产的过度扩张,规范僧侣行为。武则天对此表示“知道了,容后再议”,但并未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在她看来,目前利用佛教巩固权力是第一要务,些许弊端,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这一日,李瑾在政事堂处理公务,见到一份来自剑南道的奏报,言及当地一富商,为求“功德”,将大半家产捐给某寺,其子不满,引发诉讼,地方官碍于该寺乃“敕建”,且有高僧与洛阳“有旧”,难以决断,请朝廷示下。李瑾看罢,眉头紧锁,提笔批复,要求地方官“秉公处置,依《唐律》断案,寺院不得干预词讼,僧侣犯法,与民同罪”,并命刑部下文重申此律。

放下笔,他走到窗前,望着宫城方向。那里,为修建“大周东寺”而征调的巨大木石,正通过洛水源源不断地运来,工地上人声鼎沸。更远处,隐约传来大慈恩寺悠扬的钟声。

他知道,武则天对佛教的推崇,已不仅仅是个人信仰或政治工具,更成为一种日益强烈的精神寄托和权力象征。她正在用金箔、檀香和浩大的工程,为自己铸造一顶闪耀着佛光的冠冕。这顶冠冕,暂时掩盖了儒家经典“牝鸡司晨”的诅咒,为她提供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合法性,但也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个帝国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结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佛光普照,亦能蔽日。”李瑾心中默念。他支持稳定,支持武则天巩固权力以维持朝廷的平稳运行,但他始终对任何可能过度消耗国力、扭曲社会正常运转的狂热保持警惕。无论是儒家的“正名”,还是佛教的“神化”,最终都要落到实实在在的治国理政、富国强兵上来。他必须在这股崇佛的热潮中,努力稳住帝国的航船,确保它不会在炫目的佛光中,偏离了务实的航道。

而此刻,在洛阳皇宫的深处,武则天正虔诚地跪在佛前,手持念珠,默诵着新译出的《华严经》经文。香烟缭绕中,她的面容平静而坚定。佛经中描绘的“华藏世界”、“莲花藏海”的壮丽图景,与她对至高权力的渴望和掌控帝国的现实,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她相信,自己不仅是人间的主宰,更是得到了诸佛庇佑、肩负着特殊使命的“菩萨化身”。佛教,不仅为她提供了执政的法理,更为她构建了一个超越世俗性别、超越生死轮回的宏大精神世界,让她在面对内外压力、面对疾病缠身的皇帝、面对虎视眈眈的潜在反对者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

崇佛,于她,已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尽头,是更加辉煌的巅峰,还是潜藏着未知的危机,此刻无人能够预料。帝国的天空,佛音梵唱日益嘹亮,而务实者的警钟,也在李瑾心中轻轻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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