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252章 宝船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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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司的旗帜在帝国东南沿海各大港口相继升起，如同强劲的海风，鼓荡起万千商帆。制度的确立，迅速激活了蛰伏已久的海洋贸易潜能。然而，对于站在帝国决策最高层的武后、李瑾，以及总揽海疆事务的刘仁轨而言，这仅仅是第一步。市舶司理顺了贸易的管理与税收，如同修好了引水的渠道，但若要引来真正的财富洪流，还需主动出击，探寻更广阔、更富饶的源头，并彰显帝国超越商业利益的海上权威。一个酝酿已久、规模空前的计划，开始在绝密中成型，其代号取自《庄子·逍遥游》——“图南”，寓意鲲鹏展翅，徙于南溟。对外，则有一个更响亮、更直观的名字：宝船舰队下西洋。

“西洋”，在此时的唐人口中，并非特指后世明代概念中的印度洋西部，而是泛指从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以西，直至波斯湾、阿拉伯海乃至东非海岸的广袤海域。这片海域，是大食（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天竺（印度）商人的传统贸易乐园，也是香料、宝石、象牙、犀角、珍稀木材、高级棉布、玻璃器皿的主要来源地。以往，大唐的丝绸、瓷器等物产，多是通过大食、波斯等中间商转运，利润大半落入他人囊中。若能组建强大的官方船队，直航“西洋”，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甚至沿途施加政治影响，其利益与战略价值，将远超东海征伐。

麟德十三年冬，洛阳宫中，一场由武后亲自主持、仅有少数核心重臣参与的密议持续了整整一天。与会者有李瑾、刘仁轨、新任户部尚书（负责财政支持）、工部尚书（负责造船及物资调配），以及几位心腹将领。

李瑾铺开了那幅仍在不断完善中的《坤舆万国全览草图》，指着从广州蜿蜒向西南，经占城、真腊、环王国（占婆南部及湄公河三角洲），穿过“海峡”（马六甲海峡），进入一片浩瀚大洋，再折向西北，指向标记着“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大食”、“波斯”乃至更西的“拂菻（东罗马）”和模糊的“黑人洲（东非）”的线条。“诸位请看，此即海商所述、古籍所载之‘西洋’主道。其地物产之丰，尤胜东海。胡椒、丁香、豆蔻等香料，价比黄金；波斯之宝石琉璃，大秦（拂菻）之金银器、呢绒，天竺之细棉布、珍奇药材，皆我朝所需。以往番舶来华，利市百倍。今我水师新强，海船益固，何不遣巨舰，赍国书，携珍宝，直抵彼邦，宣示国威，互通有无，减省中转，坐收其利？”

刘仁轨补充道，声音沉稳有力：“东海一役，水师将士用命，舰船火炮之利，已验其实。然水师之设，非仅为战。昔汉武帝遣张骞凿空西域，方有丝绸之路，惠及百代。今我朝有海船之利，何不效先贤壮举，另辟海上丝路？且大食崛起于西，其商船遍布南海西洋，势力日张。我朝若一味坐等番舶来朝，无异于将海贸命脉，操于他人之手。唯有巨舰出洋，扬威万里，方能与彼辈分庭抗礼，乃至……制海权之要，在于主动。”

户部尚书担忧耗费：“组建庞大舰队，远涉重洋，所费必巨。虽市舶初兴，岁入渐增，然东南用兵、北疆屯戍、河工水利，在在需钱。此等远航，若收益不敷支出，或遇不测，则……”

李瑾早有准备：“尚书所虑极是。故此次远航，非纯然国帑支出。可效市舶司‘官督民办’之法。朝廷出巨舰、水师精锐、国书旌节，此为‘官’之本。再许以官位、旌表，招商贾大族入股，筹集货物、金银为本，并许其随船派遣管事、伙计，此为‘民’之资。所得贸易之利，朝廷抽其若干，入股商贾按其股本分红。如此，朝廷以有限之国帑，撬动民间巨资，共担风险，共享其利。且舰队所至，宣扬国威，勘测航道，绘制海图，结交远邦，设立据点，其利远非一次贸易所能衡量。此乃以航路换利路，以国威促商利之长远谋划。”

工部尚书则关注技术：“万里远航，非同小可。海道漫长，风涛险恶，番邦情势不明，疫病、淡食、迷途，皆为大患。舰船、导航、给养，需万全准备。”

“此正需格物院、将作监与水师通力协作。”李瑾指向地图，“舰船，当造前所未有的宝船！集岭南、闽浙造船之大成，采纳水师战舰之坚固、海商巨舶之能载，设多重水密隔舱，以最新型硬帆，配以改良舵、橹，使其载重、稳性、航速皆胜番舶。导航之事，需赖司天台、地舆馆。司天台需精选精通天文历算、航海术者随行，观星测日，定位导航。地舆馆需汇总所有海商舟子之见闻，绘制尽可能详尽的航路指南图。此外，钟表坊需尽力提供最精确的航海钟（虽远未完善，但较传统沙漏、燃香已是飞跃），以利测算经度。给养方面，除大量储水、腌货、米粮，还需携带豆类以生豆芽、携带禽畜**，并大量备置防瘴疠、治海疾之药材。医学院需派医官随行，并编撰《海上救急方略》。”

武后一直静静倾听，此刻凤目微抬，扫视众人：“诸卿所言，利弊已明。朕意已决。万里海疆，岂容他人独步？海上丝路，当由朕之宝船贯通！刘仁轨。”

“臣在。”

“命你总揽‘图南’事，督造宝船，遴选将士、官吏、商贾、工匠、医士、通译，筹备一应物资。所需钱粮、物料、人工，由户部、工部、内帑协同支应，各道州县全力配合，不得有误。”

“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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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在。”

“格物院需倾力相助，凡航海、制图、观星、医药、乃至器物制造，有需改进之处，尽速办理。务使宝船舰队，集我大唐技艺之精华。”

“着即从广州、泉州、明州、登州水师及原东海征伐有功将士中，遴选精锐，编为‘西洋宣慰水师’，专司此次远航护卫、交涉。另，发旨天下，许商民入股‘图南’事，具体章程，由政事堂会同户部、刘仁轨、李瑾速拟。”

天子决心已下，庞大的国家机器随之高效运转起来。一场比东海征伐更为复杂、更具开拓性的远洋航行准备，在帝国最强大的意志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展开。

岭南的广州、高州，福建的泉州，江浙的明州，四大造船基地同时接到了建造“宝船”的密令。图纸由格物院巧器坊、地舆馆与水师将作监联合设计，融合了唐船、阿拉伯帆船乃至李瑾记忆中的一些先进理念。最终的宝船设计，令人震撼：最大的旗舰长达五十余丈（约150米），宽十八丈（约55米），设有九桅，挂十二面硬帆，排水量估计可达数千料（数百至近千吨），配备水密隔舱、平衡舵、尾楼，船体坚固异常。较小的随行船只也多在三十丈以上。船坞日夜开工，帝国最好的木材（岭南的柚木、闽浙的松杉）顺着运河、海路源源运来，数万工匠在严格保密下挥汗如雨。这些巨舰已不仅是运输工具，更是移动的海上堡垒、贸易站和使团驻地，是大唐国威与技术的集中展示。

与此同时，人员遴选紧锣密鼓。水师将士需经验丰富、意志坚定；官吏需通晓经济、善于交涉；商贾代表需资本雄厚、信誉卓著；通译需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乃至南洋诸语；司天台的官员带着改进的星盘、象限仪、简仪和几台珍贵的、尚不精确但已属顶尖的航海钟；地舆馆的学员带着最新的海图草图和对未知的渴望；医学院的医官带着成箱的药材和那份新鲜的《海上救急方略》；格物院甚至派出了几名年轻学员，带着记录气候、水文、地理、动植物的任务……这是一支规模空前、功能复合的特混舰队。

麟德十四年深秋，万事俱备。帝国倾力打造的宝船舰队，在广州外港集结待发。舰队核心包括：巨型宝船六十二艘，其中长达五十丈的“镇海”、“抚远”、“靖波”三艘为旗舰；各类辅助、护航、补给舰船一百余艘。随行总人数超过两万八千人，其中包括水师官兵一万五千人，水手、工匠五千人，官吏、商贾、通译、医士、学者等三千余人，以及大量准备用于贸易和馈赠的货物。

启航前夜，刘仁轨被任命为“西洋诸国宣慰、水陆兵马、市舶总制使”，全权负责此次远航。李瑾亲自赶到广州送行，他将一卷亲手绘制、标注了最新推测和注意事项的《西洋推测海图》交给刘仁轨，图上用朱笔重重圈出了几个点：占城、环王国、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巨港）、箇罗（克拉地峡附近）、狮子国、天竺西海岸诸港、波斯湾忽鲁谟斯、大食末罗（巴士拉），以及更远的东非僧祇（可能是桑给巴尔）海岸。

“刘公，此去万里，风波难测，番情未明。地图所载，多为海商口述与古籍推测，不可尽信。遇事当临机决断，以保全舰队、通好诸邦、勘明航路为上。贸易获利，反在其次。若遇强梁，可先礼后兵，宣示国威，迫其通商。若遇友善，则厚往薄来，播撒皇恩。切记，探路、绘图、记录，为第一要务。地舆馆学员，务使其详记所经海道、岛屿、水文、风情、物产。”

刘仁轨郑重接过地图，肃然道：“太子太师放心，仁轨必不负陛下、天后重托，不负朝廷期望。定使我大唐旌旗，扬于西洋万邦！”

翌日清晨，广州港外，东风劲吹，正是远航的好时节。镇海号巨大的主桅上，升起了象征天子旌节的明黄色龙旗，以及“唐”字大纛。各舰依次升起风帆，遮天蔽日。岸上，人山人海，有官员，有商贾，有百姓，更有无数随行人员的家眷，翘首以望，祈愿平安。

吉时已到，刘仁轨立于镇海号高大的尾楼之上，俯瞰着这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庞大的舰队，深吸一口带着咸腥与离别气息的海风，拔出佩剑，指向西南天际，声如洪钟：“起碇！升帆！开——洋——！”

号角长鸣，战鼓擂动。沉重的铁锚在绞盘的嘎吱声中被缓缓提起，巨大的硬帆迎着东风，瞬间被鼓满，发出闷雷般的声响。宝船舰队，如同一条苏醒的巨龙，缓缓离开泊位，排成纵列，向着浩瀚的、充满未知与机遇的“西洋”，破浪前行。

岸上的欢呼声、哭泣声、祈祷声，逐渐被海风和浪涛声淹没。船队的身影，在晨光中化为海天之际一片移动的帆影，最终消失在水线之下。

他们带走的，是大唐帝国迈向远洋的雄心壮志，是最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是丝绸、瓷器、茶叶的芬芳，是无数商贾的财富梦想，是学者探索未知的渴望，是水手征服风浪的勇气，更是这个辉煌时代，投向更广阔世界的、坚定而好奇的一瞥。

宝船下西洋，不仅是一次贸易远航，更是一次国家力量的海上投射，一次主动的地理大发现，一次文明间的深度对话。它的命运，将深刻影响大唐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格局。而此刻，它只是刚刚离开母港，驶向那无垠的、蔚蓝色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