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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507章 书院论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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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鹰览天下事 分类:历史军事 更新时间:2026-03-25 08:32:49 来源:源1

第507章书院论先贤(第1/2页)

洛阳城南,洛水之畔,一片占地广阔、屋舍俨然、迥异于传统官学与书院的建筑群巍然矗立。这里便是名动天下的“大唐格物院”。高耸的观星台,繁忙的冶铁工坊,飘散着药草与矿物混合气味的炼丹(化学)实验室,以及藏书万卷、其中不乏“异端”学说和海外奇书的大藏书楼,共同构成了这里独特而充满活力的气息。院中行走的学子,大多穿着便于行动的窄袖短袍,而非宽袍大袖的儒衫,他们步履匆匆,神情专注,或怀抱图纸,或手持奇形工具,彼此交谈间,常夹杂着“滑轮组力”、“勾股测距”、“硝磺配比”、“海图经纬”等令传统儒生皱眉的词汇。

这里,是李瑾“奇思妙想”最为集中、也是最为“离经叛道”的试验场与孵化地。他投入巨资,网罗天下巧匠、方士(早期科学家)、精于算学、天文、地理的“杂学”之士,甚至不惜重金从海外聘请“有奇技”者,在此研究、传授、应用那些被正统士大夫视为“奇技淫巧”的知识与技艺。从改良农具、水车,到研制新式海船、航海罗盘;从改进炼铁、制瓷之法,到探索火药配方、初步的机械原理;从观测天文、修订历法,到绘制更精确的地图、研究海外物产……格物院,已成为大唐帝国一股不容忽视的、务实而充满潜力的新兴力量。

腊月廿三,小年。格物院并未像国子监等传统学府那样早早散学。许多来自远方、家境贫寒或立志钻研的学子仍留在院中。午后的阳光难得带来一丝暖意,几个较大的学堂和宽敞的回廊下,聚集了不少学子,或独自沉思,或三五成群地低声讨论着课业难题。然而,今日空气中弥漫的,除了往日的专注与求索,还多了一丝躁动与激辩的气息。

话题的中心,不出意外,正是那位一手创立、并长期倾力支持格物院,如今却缠绵病榻、谤誉满身的传奇人物——内相李瑾。

争论最先在“明理堂”内爆发。这里是学子们公开辩论、探讨学问(包括经义,但更多是实务与理念)的场所。此刻,堂内济济一堂,甚至窗边、门口都挤满了人。争论的双方,已然泾渭分明。

一方以一名叫“沈括”(此名巧合,取其博学、注重实践之意,非历史人物)的年轻学子为首。他年约二十,面容清秀,目光锐利,出身江南寒门,因精于算学、天文,尤擅水利地理,被格物院破格录取,深受赏识。此刻,他正站在一张木制的大幅“永昌新政诸道水利工程图”前,手指激动地点着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诸位同窗请看!自永昌初年以来,李相主持或推动修治的大小水利工程,遍布大江南北,何止百千!疏通漕渠,使东南财赋得以源源北运,支撑起整个帝国的用度!整修黄河、淮河、长江堤防,仅永昌七年至十五年,有记录可查的,就使沿河数百万顷良田免于水患,活民无数!更不用说在关中、河东、河北等地推广的龙骨水车、新式翻车,使多少‘望天田’得以灌溉,旱年亦能保收!此乃活人性命、稳固国本的莫大功德!那些只知空谈仁义道德、袖手清谈的腐儒,可曾亲手挖过一锹土,丈量过一段渠?他们有何资格,诋毁李相为‘佞臣’、‘酷吏’?”

他身旁,一个身材壮实、皮肤黝黑、来自登州海边,专研船舶制造的学子刘大锤,声如洪钟地附和:“沈兄说得对!俺们登州、莱州的父老,以前靠海吃海,却也只能在近海打打鱼,遇上风浪,家破人亡是常事!是李相力主开海,建船厂,造大船!俺爹,俺哥,现在都在官办船厂做工,工钱稳定,还学了手艺!更别说那些跟着船队出海的人,带回来多少好东西?占城稻、白叠布(棉花)、胡椒、香料……还有那能治疟疾的金鸡纳树皮!这都是实打实的好处!那些骂李相‘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让他们去海边看看,去市舶司的货栈看看!没有海贸的利润,朝廷哪来钱修水利、养军队、赈灾荒?”

“还有格物院本身!”另一个戴着厚厚水晶眼镜(格物院玻璃工坊的产物)、痴迷于“格致”(物理)和“造化”(化学)的学子,激动地插话,他手里还捏着一截从实验室带出来的、亮闪闪的“精钢”样品,“若非李相力排众议,设立格物院,广招我等‘奇技淫巧’之徒,给予钱粮,允许研究这些‘末学’,我等寒门子弟,纵有满腔奇思,一身技艺,何处容身?焉能像今日这般,专心钻研学问,甚至有望凭此报效国家,改善民生?李相曾言,‘格物致知,方为实学’、‘工匠技艺,亦是国本’!此等见识,远超那些只知死读经书、鄙薄实务的俗儒万倍!他是我等格物学子的恩主、知音!”

支持李瑾的学子们情绪激昂,他们大多出身中下层,或因兴趣、或因天赋踏入格物院,切身感受到了李瑾政策带来的变化与机遇。他们列举的事实具体而微:家乡新修的水渠、港口繁忙的船舶、工坊改进的技术、乃至餐桌上新出现的作物,都是他们拥护李瑾的坚实理由。在他们口中,李瑾是目光如炬的改革家,是重视实务的实干家,是打破门阀垄断、为寒门和匠人开辟道路的开拓者。

“荒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反对的声音同样响亮。发言者是一名年岁稍长、约二十五六的学子,名叫郑文远,出身荥阳郑氏旁支,算是世家子弟,但他自幼不喜经学,酷爱算学、地理,因家族压力与个人兴趣的冲突,最终选择进入相对“非主流”但更能发挥所长的格物院。他面容端正,此刻却因激愤而有些发红:

“沈兄,刘兄,还有诸位同窗!尔等所言,皆是事实,郑某不否认!李相在水利、海运、格物等方面,确有建树,对在座诸位,包括郑某,亦有提携之恩!然,此乃小善,掩其大恶!”

他深吸一口气,提高了声调,力图压过堂内的嘈杂:“吾等评价一人,尤其是宰辅之臣,岂能只见其利,不见其弊?只见其功,不见其过?李相执政数十载,其过有三,皆为大害!”

“其一,专权跋扈,堵塞言路!自其得势,朝堂之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多少忠直之士,因直谏而被贬黜、流放?他重用酷吏,罗织罪名,打击异己,致使朝堂噤若寒蝉,唯有阿谀奉承之辈得以高升!此非权奸而何?我格物院能存,不过因我等所研,于其新政有用耳!若我等议论朝政,触其逆鳞,下场又会如何?”

“其二,与民争利,盘剥天下!市舶司垄断海贸,巨利尽归内库、少府,民间海商凋零。各地矿冶、盐铁、乃至新式工坊,多被官营或与权贵把持,寻常商贾难以染指。名为‘富国’,实则为陛下与其党羽敛财!更兼赋税名目繁多,永昌以来,百姓负担,果真轻了么?恐怕未必!不过是财富集中于朝廷与少数人之手罢了!”

“其三,也是最为根本之过!”郑文远语气沉痛,“坏人心,乱法度,毁我千年礼教根基!他重吏治而轻德化,重实利而轻仁义,致使天下之人,竞逐财货,汲汲于功利,而鲜廉寡耻!他提拔寒门、匠人,看似公允,实则混淆士庶,败坏科举取士之制!长此以往,士大夫风骨何在?天下道统何存?我观其新政,看似富强,实则如饮鸩止渴,坏我立国之本!其开拓海外,更是穷兵黩武,虚耗国力,以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指赏赐、贸易顺差外流等争议),实非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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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远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出身较好、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学子(即便他们在格物院学习)的忧虑。他们承认李瑾的部分“事功”,但认为其手段不端,动机不纯(如敛财、固权),更重要的是,其政策导向从根本上冲击了他们所珍视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和道德价值体系。在他们看来,李瑾是一个危险的、破坏传统的“法家权术之徒”,其“事功”是以牺牲更根本的“道统”和“人心”为代价的。

“郑兄此言差矣!”沈括毫不退让,“堵塞言路?永昌年间,御史台、谏院官员因言获罪者,较之前朝,是多是少?李相打压的,多是贪腐无能、或顽固阻挠新政之辈!至于酷吏,确有其人,然此乃陛下为清除关陇门阀、稳固朝局所用之刀,岂能尽归于李相一人?且李相后来亦力主修订律法,明刑慎罚,限制酷吏,此有目共睹!焉能只见其用重典之时,不见其立法度之后?”

“与民争利?若无朝廷集中力量,开拓海路,建立市舶司,规范贸易,民间散商,岂有能力组织如此庞大船队,应对海上风险与番邦交涉?官营确实获利甚巨,然其利大多用于国用,修水利,赈灾荒,养军备,惠及天下。至于民间商贾,市舶司亦有规章,许其附船贸易,缴税即可,何来凋零?永昌以来,东南沿海广州、泉州、明州等地,商贾云集,市面繁华,十倍于前,此非民富之证?”

“至于坏人心、乱法度,更是迂腐之见!”沈括言辞愈发激烈,“何为道统?何为人心?让百姓吃饱穿暖,让国家强盛不受外侮,让有才者无论出身皆可为国效力,此非大仁大义?空谈道德,能让黄河不决口?能让海寇不犯边?能让田里多产粮?李相重实务,重实效,正是要破除以门第、以空谈取士的积弊,让真正有才学、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此乃千古未有之变局,亦是千古未有之功德!尔等囿于世家门第之见,死守‘君子不言利’的腐儒教条,只见枝叶,不见根本,才是真正误国!”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结合实事,争得面红耳赤。支持者盛赞其务实创新、富国强兵、惠泽百姓;反对者痛斥其专权苛酷、与民争利、败坏礼教。更有中间派学子,试图调和,指出李瑾功过参半,难以一概而论,其政策有利有弊,需具体分析,其为人亦非完人,有过亦有功。但他们的声音,往往被激烈的争论所淹没。

争论从具体的政策得失,逐渐上升到治国理念、价值判断的层面,甚至涉及到对皇权、对传统、对华夏文明根本走向的思考。格物院内崇尚实证、注重逻辑的氛围,使得这场辩论虽然激烈,却少有纯粹的人身攻击,更多是摆事实、讲道理(尽管各自的事实和道理不同)。年轻学子们热血沸腾,引证自己所学的地理、算学、乃至海外见闻,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使得这场关于一位即将逝去的当权者的争论,竟隐隐有了些“学术研讨”和“思想碰撞”的意味。

最后,辩论逐渐平息,并非因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而是因为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且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坐在堂前,默不作声旁听的一位负责教授“算学兼时务”的老博士,此时缓缓起身。他姓吴,是格物院中少数既有传统儒学功底,又精通实务的学者,素来受学子敬重。

吴博士环视全场,看着一张张或因激动、或因沉思而涨红的脸庞,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清晰:“今日之辩,老夫听矣。诸生各执一词,皆有依据,亦皆有偏颇。”

他顿了顿,道:“沈生等,见其利国利民之实绩,感其提携寒微之恩义,故推崇备至,可以理解。郑生等,忧其专权之弊,虑其坏法之危,斥其手段之酷,亦非无理。”

“然,评价李相这般人物,切忌以偏概全,非此即彼。其为宦者,掌枢机,佐女主,行新政,开海疆,此数十年间,其政令所及,影响之深,牵涉之广,绝非‘贤’或‘奸’二字可简单概括。”

“其修水利,实有功于民;其用酷吏,实有过于朝。其开海通商,富了国库,活了沿海,亦生了新的豪强;其重格物,兴了实学,亦可能惑了人心(指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其打压门阀,给了寒门出路,亦可能失了制衡,酿成新的专权。”

吴博士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穿透眼前的纷争,望向更深远的历史:“千古人物,尤其如李相这般身处漩涡中心、执掌国柄、推动大变者,其功过是非,往往交织难分。其行一事,可能利在当代,弊在千秋;亦可能弊在眼前,功在长远。其心迹,是出于公心,还是藏有私欲,恐怕连其本人,亦难以全然剖白。”

“今日诸生在此激辩,所争者,非仅李相一人之荣辱,实乃治国当以何为先?是德化,还是事功?是固守祖制,还是因时变法?是重农抑商,还是农商并举?是华夷之辨,还是开眼看世界?此等大问题,非一朝一夕可有定论,亦非一人一时可决对错。”

他看着年轻的学子们,语重心长:“李相一生,恰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我大唐当前之机遇,亦照见了其中之矛盾与风险。其功,我等当记取,其过,我等当惕厉。重要的是,尔等生于斯世,学于格物,当有独立之精神,审辨之思维,不盲从于一家之言,不固守于一己之见。以实证探求真知,以理性权衡利弊,方不负所学,亦不负这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

“至于李相身后评价,”吴博士最后叹道,“就交由时间去沉淀,交由后世去评说吧。或许百年之后,时移世易,后人再看今日之李相,又是另一番光景。尔等今日所思所辩,亦将成为后人评说这一段历史时,不可或缺的注脚。”

堂内一片寂静。学子们脸上的激动渐渐平复,取而代之的是深思。吴博士的话,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却将辩论提升到了一个更理性、更历史的层面。他们意识到,评价李瑾,不仅仅是表达爱憎,更是思考这个帝国未来的道路。

夕阳的余晖透过高大的窗棂,洒在“明理堂”内,将学子们年轻的身影拉得很长。关于李瑾功过的争论暂时停歇了,但思想的涟漪,却已在这所充满新奇与叛逆因子的格物院中,悄然扩散开去。这争论本身,或许比争论的结论更为重要——它标志着,新一代的头脑,已经开始尝试用不同于父辈的眼光,去审视这个复杂的世界,去评判那些复杂的历史人物了。

而病榻上的李瑾,或许不会知道,在这所他倾注心血建立的学院里,正进行着一场关于他的、如此激烈而深刻的辩论。但这辩论,恰是他一生所为,留给这个时代、乃至后世,最鲜活、也最复杂的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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