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們全都聚集到餐車廂來,在餐桌旁坐了下來。他們的表情大致相同——期待之中摻雜著憂慮。那位瑞典女士仍在哭泣,而赫伯德太太則在安慰她。
「親愛的,現在你一定得控制住自己,一切都會圓滿結束的,你一定不能失控。如果我們中間有人是兇狠的殺人犯,大家也很明白絕不會是你。哎,這種事情任誰想到都會發狂。你好好坐著,我就在你身邊,你可以放心。」
白羅站起身來,她便不再說話了。
臥車管理員正在餐車的走道上徘徊。
「我能留在這裏嗎,先生?」
「當然,米歇爾。」
白羅清了清嗓子。
「各位先生女士,我將用英語講話,因為我知道你們大家多少都懂一些英語。我們到這裏來是為了調查賽繆爾.愛德華.雷契特——又叫卡賽第——死亡一案。目前,這個案子有兩種可能的解答。我準備把兩種答案都擺在你們面前,我還要請在座的布克先生和康士坦丁醫生來判斷哪一個答案正確。
「現在,案情本身你們全都知道了。今天早上,雷契特先生被人刺死了。我們所知道的是,他在昨晚十二點三十七分還活著,當時他隔著房門和臥車管理員講過話。他的睡衣口袋裏有一只凹痕很深的懷錶,錶針停在一點十五分上。康士坦丁醫生當時檢查了屍體,斷定死亡時間是在午夜至凌晨兩點之間。你們大家都知道,昨晚十二點半時,火車碰上了大雪堆。從那之後,任何人想離開火車都不可能了。
「哈德曼先生是紐約一家偵探事務所的成員(有幾個人轉頭看了看哈德曼先生),他作證說,不論誰經過他的房門(他的房間是最旁邊的十六號房),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因此,我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兇手是這節車廂——伊斯坦堡—加來車廂的乘客。這就是我們原來的論點。」
「什麼?」布克先生吃了一驚,插了話。
「不過我會先把另一個論點告訴你們,那很簡單。雷契特先生有一個他很害怕的仇人,他曾向哈德曼先生描述過這個仇人的模樣,並對哈德曼先生說,如果那仇人打算謀害他的話,極可能是在火車駛離伊斯坦堡後的第二天晚上動手。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女士,先生,雷契特了解的情況要比他說出來的多得多。他的仇人正像他們估計的那樣,在貝爾格萊德上了車,也可能是在文科威上車的,他是趁阿布思諾上校和麥奎恩先生剛走下月台時,從打開的車門上來的。他穿著臥車公司的制服,罩在普通衣服外面,他還有一把萬能鑰匙,因而能自由進出雷契特先生的房間。雷契特先生由於吃了安眠藥而沉睡不醒,這個人使用匕首猛烈地把他戳死,然後再經由那扇通往赫伯德太太房間的隔門,離開了雷契特的房間——」
「就是這樣。」赫伯德太太點頭。
「他把匕首順手塞進赫伯德太太的手提包。他沒注意到制服的鈕釦掉了一顆。然後他溜出了包廂,來到走道上。他匆匆忙忙走進一間沒有人的房間,把制服脫下來塞進一只手提箱中,幾分鐘之後,他穿著日常服裝,在火車開動之前跳下了車,經由同一個出口,亦即靠近餐車廂的那個門」
所有人都喘了一口氣。
「那只錶又怎麼解釋呢?」哈德曼先生說。
「整個案件都得靠那只錶來解釋。雷契特先生本該在察里布羅德就把錶撥慢一小時的,可是他忘了撥。他的錶還是東歐時間,比中歐時間早一小時。所以雷契特先生被殺的時間是十二點十五分,不是一點十五分。」
「可是這樣說不通。」布克先生喊道,「那在十二點三十七分時從他房裏發出的講話聲呢?那聲音要嘛是雷契特發出的,不然就是那兇手說的。」
「不一定,也可能是第三者的聲音。有個人走進雷契特的房間,想和他講幾句話,可是發現他死了。他按鈴召喚管理員,接著,如你所說的,他陡生疑慮,怕被控殺人,所以就冒充雷契特說了那句話。」
「那倒可能。」布克先生勉強承認。
白羅看著赫伯德太太。
「啊,太太,您剛才要說——」
「這……我也不太知道我要說什麼。你認為我是不是也忘記把錶撥慢一小時了?」
「不,太太,我認為你只是聽到那個人穿過你的房間,可是當時你的意識並不是很清醒;後來你做了個惡夢,見到有人在你房裏,便一下子驚醒了,這才按鈴叫管理員。」
「啊,我想這有可能。」赫伯德太太承認。
卓戈米羅芙公主直楞楞地注視著白羅:
「先生,那你怎麼解釋我女僕的證詞呢?」
「非常簡單,夫人。您的女僕知道我給她看的那條手絹是您的,可是她還笨拙地想掩護您。她是碰到過那個人,可是時間要早些——早在火車停靠在文科威車站的時候。她假裝是在晚一些時候碰上他的,以為那樣就可以替你製造一個天衣無縫的不在場證明。」
公主低下了頭。
「一切你都考慮到了,先生。我……我對你表示欽佩。」
一時大家都沉默下來。
突然康士坦丁醫生拳頭在桌上砰地一擊,把大家都嚇了一跳。
「不對。」他說,「不,不,還是不對!這樣的解釋站不住腳,在好多細節上都有漏洞。這件兇殺案的真相根本不是這樣的,白羅先生應該非常清楚這一點。」
白羅好奇地轉頭望了他一眼。
「我知道。」他說,「我還得把我的第二種答案也說出來。但是,不要輕率地放棄第一種答案,說不定待會兒你還會同意它呢。」
他又轉過頭來面對大家。
「這樁兇殺案還有另一種可能性。我是這樣得出答案來的。
「當我聽取了所有人的證詞之後,我就向後一靠,閉上眼睛開始思考。某些話在我看來是值得注意的,我已經把這些話向我的兩位同事一一列舉過了,其中有些事情我詳加說明——例如護照上的油漬;另外一些,我將簡要地敘述一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離開伊斯坦堡後的第一天,在餐車廂中吃午飯時,布克先生對我說的一句話。大意是說,這節車上的乘客非常有意思,形形色色,屬於不同的階級和國籍。
「我同意他的看法,可是當這特殊情況在我腦中盤桓時,我努力地想,是否還可能在別的什麼場合,把這樣一些不同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呢?我想出來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國才有此可能。在美國,某個家庭裏很可能聚集著各種不同國籍的人,一名義大利司機、一名英國女家庭教師、一名瑞典護士、一名德國女僕等等。這就引我開始『猜一猜』,也就是把每個人像安排角色那樣,幫他們在阿姆斯壯家中安排了一定的職務。這樣做,使我獲得了一個非常有趣、非常滿意的答案。
「我在自己腦中把每個人的證詞都想過一遍,得到了一些奇妙的結果。
「先看一下麥奎恩先生的證詞。我和他進行的第一次談話是非常令人滿意的。但是在第二次談話中他說了一句相當奇怪的話。在那之前,我跟他說我找到一張寫有阿姆斯壯字樣的紙條.他說『那一定……』,然後就住口了,又改口說:『我是說,那老頭兒也太疏忽了。』
「現在我可以知道他那時本來不想那麼說的。假定他本來想說的是:『那一定已經燒掉了!』那就表明,麥奎恩知道有那張紙條,並且知道它已被燒掉。換句話說,他要不就是兇手,要不就是兇手的同謀。很好。
「然後是男僕。他說他的主人在搭火車旅行時,有每晚服用安眠藥的習慣。這可能不假,可是雷契特昨天晚上還可能服用安眠藥嗎?他在枕頭底下放了一把自動手槍呀!這就證明這說法不對。雷契特昨天晚上是打算枕戈待旦的。不論他服用了什麼藥,那必定是別人偷偷給他服用的。是誰給他服用的呢?顯而易見,不是麥奎恩,就是男僕。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哈德曼先生的證詞。關於他身份的說明,我全都相信,可是當他談到他保護雷契特先生的具體做法時,他說的話就極其荒謬了。要保護雷契特,唯一有效的辦法是晚上守在雷契特的房間裏,或者守在某個可以望見雷契特房門的地方。哈德曼的證詞僅僅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其他車廂的人不可能殺害雷契特。他的證詞把伊斯坦堡—加來車廂清清楚楚地同外界隔絕起來,這一事實在我看來似乎是相當奇怪而無法解釋的,因此我只能將它擱在一旁,回頭再研究。
「你們恐怕全都聽說了,我聽到德本漢小姐和阿布思諾上校之間的幾句對話。我覺得有趣的是,阿布思諾上校竟然稱她為瑪麗,這就表明他們兩人是極為熟稔的。可是上校卻說他們是這幾天才認識的。上校這類的英國人我是見過的。這類人即使對女士一見鍾情,也會謹守禮儀、穩步進展,而不會莽撞行事。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阿布思諾上校和德本漢小姐實際上相識已久,只是為了某種原因才裝作互不相識,另一個小問題是,德本漢小姐對『長途電話』這個詞並不陌生,可是她卻告訴我,她從未到過美國。
「談到另一位證人。赫伯德太太曾告訴我,她躺在床上時無法看到那扇隔門是否已插上門栓,因而請奧爾森小姐替她看看。好吧,如果她住過的包廂是二號、四號、十二號或任何雙號的話——那些房間裏,隔門的門栓都是安置在門把下面——那麼她說的話倒也沒錯。可是在單號包廂,就像三號包廂那樣,門栓是安置在門把上方的,因而絲毫不會被手提包所遮住。由此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赫伯德太太在說謊,她說的事根本不曾發生過。
「現在讓我就時間問題說一兩句話。在我看來,那只凹痕很深的懷錶,真正有趣之點,在於它被發現的地點。它放在雷契特的睡衣口袋中。那個地方是不大適合放錶的,放在裏面會很不舒服,尤其是床頭還設有掛錶的鈎子,如此就更不會放在口袋裏了。因此,我確信那只錶是被刻意放在他口袋裏的,以便誤導案情。因此,作案的時間並非一點十五分。
「那麼,作案時間是否在早一些的時候呢?確切地說,是否是十二點三十七分呢?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提出我在夢中被喊叫聲吵醒的事實,做為支持這一看法的依據。可是,如果雷契特服用了大量安眠藥的話,他是不可能喊叫的。如果他有能力喊叫,那麼他當然也有能力掙扎以保衛自己,可是,他的房裏沒有任何掙扎跡象。
「我記得麥奎恩曾經叫我們注意——不是一次,而是兩次,而且第二次是非常露骨的——注意雷契特不會說法語這一事實。我所得出的結論是:十二時三十七分所發生的一切動作,都是專門演給我看的!關於那只懷錶,誰都可以一眼識破,這類花樣在偵探故事中屢見不鮮。他們認為我應該會識破這一點,並且以為我會自命不凡地推斷出,既然雷契特不會說法語,我在十二點三十七分聽到的聲音必然不是他的聲音,所以雷契特一定早已死了。可是我相信,雷契特在十二點三十七分時仍在昏昏沉睡呢。
「不過,那項計謀還是成功了!我曾打開房門朝外看了看。事實上我還聽到了那句法語。如果我竟十分昏昧遲鈍,絲毫未理解那句法語的重要性的話,我也一定會被提醒的。在必要時,麥奎恩一定會站出來,他會說:『很抱歉,白羅先生。那句話不可能是雷契特先生講的,他不會說法語。』
「現在,真正的作案時間是什麼時候?是誰殺了他?
「根據我的看法——這只是一個看法——雷契特被殺死的時間接近兩點鐘,也就是醫生說的可能時間內最遲的時間。
「至於是誰殺了他——」
他停了一下,環顧他的廳眾。他不能抱怨沒有人注意他了,因為,此刻在場的每隻眼睛都盯在他身上。室內一片靜寂,掉一根針都聽得到。他慢慢地說:
「令我特別驚訝的是,要證明車上任何一個人是兇手都很困難,而且每個人的不在場證明,都是由另一位可以說是『不大相干的人』所提供的,這種巧合是非常奇怪的。例如,麥奎恩先生和阿布思諾上校相互提供了不在場證明,但這兩個人看起來並沒有什麼交情。至於那個英國男僕和義大利人也是同樣情況,瑞典女士和英國小姐也是如此。我對自己說:『這種情況很反常,他們不可能全部都有牽連!』
「可是後來,先生們,我看出了其中端倪。他們全都有牽連!因為那麼多和阿姆斯壯綁票案有關係的人,湊巧乘坐同一列火車旅行,這不僅罕見,簡直可說是不可能。這一定不是巧合,而是事先策劃的。我還記得阿布思諾上校曾經提到陪審制度。陪審團是由十二個人組成的,而車上有十二名乘客,雷契特也被戳了十二刀。所以,我一直茫然不解的一件事——何以在這樣的淡季,乘坐伊斯坦堡—加來車廂旅行的人這麼多——便得到了解釋。
「雷契特在美國逃脫了法網。他的罪行是毫無疑問的。我想像有一個自封的十二人陪審團宣判了他的死刑,並且出於情況需要,自己充當了執刑人。根據這樣的假設,整個案子便立刻脈絡分明,疑團全解開了。
「我把這件事看成是一件完美的鑲嵌作品,每個人都擔負自己份內的任務。只要任何一個人受到懷疑,其他人就會幫他開脫,並且把水攪渾。哈德曼的證詞是必要的,以備萬一有某個外人沾上了嫌疑而又提供不出不在場證明。伊斯坦堡車廂中的乘客都毫無危險,他們的證詞都是事先研究過的。整件事情是一幅設計得非常精巧的拼圖玩具,每發現新的線索,都會使案情更加複雜。正如我朋友布克先生說的,這件案子離奇到了不可能解決的程度!而這正是作案人想要製造的效果。
「這個答案是否解釋了一切呢?是的,它已解釋了一切。傷口的性質——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戳入的;那些恐嚇信不是真的,寫那樣的信僅僅是為了製造假證據(毫無疑問,是有真的恐嚇信向雷契特發出索命的警告,可是被麥奎恩燒掉,用這些信加以替代了);至於哈德曼說被雷契特叫進去的事,當然自始至終全屬謊言,而那位『矮矮的、深色皮膚、嗓音像女人』的神秘人物,不過是他信口開河,這樣做的目的,在於避免把真正的臥車管理員陷之於罪,而且對男人和女人都適用。
「用匕首刺死,這個想法乍看起來有點兒怪,但仔細一想,沒有其他武器更適合當時的環境了。匕首是一種人人都可用的兇器,不論身體強弱都能使用,而且不會發出聲響。我猜想——雖然可能猜得不準,一定是每個人輪流經由赫伯德太太的房間,進入雷契特漆黑的房中戳下自己那一刀!他們自己永遠也不會知道是哪一刀把他戳死的。
「麥奎恩把在雷契特枕頭上發現的最後一封信細心地燒掉了。如果沒有這封信,就不會有人懷疑車上的乘客。案子將被判定成廂外人所為,而乘客們在布羅特下車後就可以言之鑿鑿地說,曾看過那個『矮矮的、深色皮膚、噪音像女人的人』了。
「我並不確切知道,當這些密謀策劃的人發現火車受阻,原訂計劃有一部份不能實行的時候,他們做了些什麼。我猜想他們一定匆匆忙忙進行了磋商,接著決定還是按原計劃行事。這樣一來,所有乘客都必然要蒙受懷疑,不過他們已經預見到這一可能性,也做了準備。需要加強的一件事便是進一步把水攪渾。於是,在死者的房間裏便掉落了兩個所謂的『線索』。一個是和阿布思諾上校有關的煙斗通條(他的不在場證明最有力,並且他和阿姆斯壯一家的關係或許最難證實);另一個是那條手絹,那會陷害卓戈米羅芙公主,而根據她的社會地位和她衰弱的身體,以及她的女僕和管理員所提供的不在場證明,她的立場無懈可擊。為了進一步把水攪渾,又製造了一些不相干的事來分散注意力,譬如,那個穿緋紅色便袍的神秘女子,還讓我親眼見到她——有人在我門上敲了一下,我起身開門探看時,只見那件緋紅色便袍在遠處逐漸消失。精心選擇的三個人,管理員、德本漢小姐和麥奎恩也將看到她。我想,有人還很有幽默感,竟趁我在找人談話時,把緋紅色便袍放進了我的手提箱。我不知道那件便袍是從哪裏來的,我猜想那是安雷尼伯爵夫人的衣服,因為她的箱子裏只有一件薄綢長袍,那件長袍十分精緻,比較適合飲茶時穿,而不宜當做便袍。
「當麥奎恩一聽說他細心燒掉的那封信居然還有一小部份沒有燒盡,而且遺留在上面的字正好是阿姆斯壯那個姓氏時,他一定立刻向大家報告了這個情況。這樣一來,安雷尼伯爵夫人的處境便嚴重了,於是她的丈夫馬上著手塗改護照。那是他們的第二件倒楣事!
「他們一致否認和阿姆斯壯家有任何關聯。他們知道我沒有辦法立刻查明真相,而且不相信我會去查究這件事,除非某個人引起我的懷疑。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有待考慮。假定我對本案的推斷是正確的——我相信一定是這樣——那麼顯而易見,臥車管理員本人一定也有參與。可是如果是這樣,就一共有十三個人而不是十二個人了。通常的犯罪情況是『在這許多人之中只有一人是有罪的』,而我面臨的問題卻是,『這十三個人中只有一人是無辜的』。而那個人究竟是誰呢?
「我得到了一個很怪的結論。我認為,沒有參與罪行的那個人,正是那個被認為最有可能參與罪行的人。我指的是安雷尼伯爵夫人。當安雷尼伯爵鄭重向我發誓,並以名譽擔保他的妻子昨晚沒有離開過房間時,他的誠摯態度很令人感動。我的判斷是,安雷尼伯爵,姑且這麼說,代替他妻子執行了任務。
「如果是這樣,那麼皮耶.米歇爾一定是共犯。但是,怎麼解釋他與本案的牽連呢?他是個正直的人,已經在臥車公司供職多年,不是那種會被收買去幹壞事的人。因此皮耶.米歇爾一定和阿姆斯壯案有牽連。但是似乎又很不可能。然後我想起,那個死去的保姆是法國人。假定那個不幸的女子原來是皮耶.米歇爾的女兒,那就能解釋一切——也能解釋為什麼他們要挑選這個地方來作案了。
「還有什麼人扮演的角色不清楚嗎?我把阿布思諾上校定為阿姆斯壯的朋友,他們可能曾在大戰**同患難。女僕希德加第.施米特,我可以猜出她在阿姆斯壯家的職務。我這人也許嘴太饞,因而對於好廚師有強烈的直覺。我給她設了個陷阱,而她也跌下去了。我說我知道她是一名好廚師,她回答說:『是的,的確如此,我所有的女主人都這樣說。』然而你如果是一名隨身女僕,你的主人可是很難有機會了解你是不是一名好廚師的。
「然後還有哈德曼。他看來可以十分肯定不是阿姆斯壯家的人。我只能猜想,他曾和那個法國女子相愛過。我在與他談到外國女子的魅力時,又一次得到了預期的反應。當時他突然淚水盈眶,但只推說那是由於雪景耀目所致。
「剩下來就是赫伯德太太了。現在,我可以說,赫伯德太太在這齣戲中扮演了一個最最重要的角色。由於佔用著和雷契特房間相通的房間,她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懷疑。本來她是無法獲得不在場證明的。要擔負她所扮演的角色——一個非常自然、略微可笑、十分溺愛女兒的美國母親,真需要由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來擔綱。曾經有過一位藝術家和阿姆斯壯一家有關係:阿姆斯壯太太的母親琳達.亞登,著名的女演員……」
他停了下來。
然後,赫伯德太太以一種溫柔、圓潤、如在夢中的聲音——完全不像她之前發出的那種音調——說道:
「我想像自己是在演一個丑角。」她繼續如在夢中地說道:「關於門栓位置的那一點疏忽,確實很不應該。這件事證明,你永遠得認真排練。我們在出門時試過一下,我想當時大概是在雙號房練習——我從未想到門栓會設在不同的地方。」
她挪動了一下位置,眼睛直望著。
「一切你都知道了,白羅先生,你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就連你也難以想像當時的情景,想像在紐約那段可怕的日子——我簡直悲痛得要發瘋了,僕人們也一樣,阿布思諾上校也在場——他是阿姆斯壯上校最要好的朋友。」
「他在戰爭中救過我的命。」阿布思諾說。
她繼續說:
「我們當時就決定——或許我們都瘋了,我不知道——卡賽第的死刑仍必須執行。那時我們有十二人——不如說十一人,蘇珊的父親當時遠在法國。起先我們想抽籤決定由誰來做,可是最後我們決定用目前的辦法。這個主張是司機安東尼奧提出來的,後來由瑪麗和赫克特.麥奎恩擬訂了全部細節。麥奎恩一直熱愛著索妮亞,我的女兒,他還向我們確切說明卡賽第是怎樣利用賄賂逃脫法網的。
「我們的計劃花了很長時間。首先我們得找到雷契特的行蹤。哈德曼設法找到了。然後我們必須設法讓馬斯特曼和赫克特受他雇用,要不,至少得有一個人受他雇用。這一點,我們做到了。然後我們又和蘇珊的父親商量,阿布思諾上校堅持要有十二個人,他認為這樣才更符合規章,他不大喜歡用匕首的這個主意,不過他也認同用刀子可以解決我們大多數的難題。這個計劃,蘇珊的父親也願意參與,蘇珊是他唯一的女兒。我們從赫克特那裏得知雷契特遲早要搭東方快車從東方歸來。由於皮耶.米歇爾正好在車上供職,這機會就太好了,絕不能錯過。何況,那還是一個不會牽累任何外人的好方法。
「我女兒的丈夫當然應該知道,他堅持要陪她一起搭乘這班火車。在赫克特的巧計哄騙下,雷契特選定了旅行的日子,那天正好是米歇爾的班。我們本來打算把伊斯坦堡—加來車廂的每個房間都訂下來,可是不幸有一個房間我們訂不到。那個哈里斯先生當然是個虛搆的人物,讓赫克特的房間裏住一個陌生人會很麻煩的。然而,到了最後一分鐘,你來了……」
她不說了。
「好啦。」她說,「現在你都知道了,白羅先生。你打算怎麼辦呢?如果一切都必須公開的話,你能不能只懲辦我一個人呢?我十分樂意在那個人身上戳上十二刀。不僅由於他害死了我女兒和我孫女,而且還害死了一個胎兒,不然,他現在還會活著,過著他的幸福生活。還不止於此。在弄死黛西之前,他還弄死過其他孩子;而且他將來還會再害死其他的小孩。整個社會已都譴責過他,我們只不過是執行了那項判決。可是沒有必要把其他人都扯進去。這些善良忠誠的靈魂——可憐的米歇爾,還有瑪麗和阿布思諾上校,他們是相愛的……」
她的聲音非常動聽,在環坐聽眾的空間裏縈繞迴盪,她那深沉、感情充沛而撼動人心的聲音曾經激勵過多少紐約的觀眾啊!
白羅看了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他說,「你說怎麼辦?」
布克先生清了清嗓子。
「依我看,白羅先生,」他說,「你提出的第一種答案是正確的,一定是如此。我建議等南斯拉夫警察來到的時候,我們就告知他們第一種答案。你同意嗎,醫生?」
「當然同意。」康士坦丁醫生說,「至於醫學上的證據,我想,呃……我可以提出一兩點異想天開的意見。」
「現在,」白羅說,「既然已經把答案給了你們,請容我萬般榮幸地宣佈退出本樁案件……」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