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算命的有点帅 深圳！深圳！

深圳！深圳！(第1/2页)

从落雁坳到深圳，我走了三天两夜。

第一天凌晨四点，我从镇上坐上了去县城的中巴车。中巴车是那种破得不能再破的老式客车，车身锈迹斑斑，座椅上的皮革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车里塞了二十多个人，过道上堆满了编织袋和蛇皮口袋，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晕车药的味道。

中巴车在盘山公路上摇摇晃晃地开了六个小时。每过一个弯，车身就嘎吱嘎吱地响，像是随时要散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一路上都在打电话——“货发了吗？”“款到了没有？”“我跟你说，这个单子一定要拿下！”——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话。一路上摇的昏昏欲睡，肚里翻江倒海。

下午两点，中巴车到了县城。县城叫辰溪，坐落在沅江边上，比落雁坳大了不知多少倍。我没有时间多看，直接去了火车站。

辰溪火车站很小，只有两个站台，候车厅里挤满了人。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背着编织袋，穿着旧衣服，脸上带着一种既期待又茫然的表情。他们是去外地打工的。去广东、去浙江、去江苏。去工厂、去工地、去餐厅。

这是2000年代最后几年的事。打工潮正猛，村里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出去了。留在家里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

我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没有座，站票。六十七块钱。我把钱递进售票窗口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这几乎是我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一。

火车是晚上七点的。我提前两个小时进了站，在候车厅里找了个角落蹲着。编织袋放在地上，当凳子坐。周围全是人，说话声、哭闹声、广播声混在一起，我静静地像别人一样，慢慢的直接躺在地上眯会儿。什么脏不脏的无所谓了。

七点整，火车进站了。

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站台。我被裹挟在中间，脚不沾地地往前移动。到了车门前，我才知道什么叫“挤”——不是走上去的，是被人推上去的。前面的往里挤，后面的往前推，中间的被夹成肉饼。

车厢里更挤。过道上站满了人，厕所门口也站满了人，连座位底下都躺着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角落，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靠着车门坐了下来。

火车开动了。

窗外的夜景慢慢往后退——县城的灯光、村庄的灯火、然后是黑漆漆的山影。我内心像更多人一样，有些期待，更多是对明天的迷茫。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着。

车厢里太吵了。有打呼噜的，有说梦话的，有打牌的，有哭的，有笑的。一个四川口音的女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断断续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妈，我到了……嗯，车上挤得很……没事，我能吃苦……钱我下个月寄回来……”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爷爷的样子。他坐在竹椅上晒太阳的样子，他抽烟袋的样子，他教我认罗盘的样子。想着想着，眼眶就热了。但我没有哭。爷爷说过，男人不能哭。哭了，就是认输了。

第二天早上，火车到了长沙。又上来了一大批人，车厢里更挤了。我站起来，把位置让给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谢谢啊，老弟。”

我笑了笑，往车厢连接处挪了挪。

从长沙到广州，又开了十几个小时。火车经过衡阳、郴州、韶关，一路向南。窗外的景色在慢慢变化——山变矮了，树变密了，田地变多了。偶尔能看到一些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或者黑烟。

下午四点，火车到了广州站。

我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第一次看到了大城市的样子。

广州站很大，比辰溪的火车站大了一百倍都不止。广场上人来人往，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包的、举着牌子的、吆喝着拉客的。广场对面是一排高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光，刺得我眼睛发酸。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稀奇。

但我没有时间在广州停留。我要去的是深圳。

我问了几个路人，重于过天桥找到了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深圳的车票。四十五块钱。大巴是那种豪华大巴，有空调，有电视，座椅软得跟沙发一样。我坐上去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生怕把座椅弄脏了。望着车窗外这片神奇炎热的土地。不敢想象以后得日子，爷爷走后，我的心仿佛是空落落的。

大巴从广州出发，走广深高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那么宽，那么平，车跑得那么快。窗外的风景飞速往后退，像是有人按了快进键。

两个小时后，大巴到了深圳。

我在罗湖汽车站下的车。

站在出口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傻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高楼。

它们像一根根巨大的柱子，插进灰蒙蒙的天空里。夕阳的余晖照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我仰着头数了数，一栋、两栋、三栋……数到十几栋的时候就数不清了。它们太高了，高到我要把脖子仰到极限才能看到顶。

最高的那一栋，顶上有两根天线，直直地指着天空。我下意识地想起了爷爷教过我的东西——那是“文昌塔”的格局。高楼为笔，天线为锋，主文运、主功名。能在城市中心建这么一栋楼的人，一定请过高人看过风水。

马路上车流如织，喇叭声此起彼伏。小汽车、公交车、出租车、大货车，一辆接一辆，几乎没有缝隙。我在落雁坳见过的最大的车就是拖拉机和农用车，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车，脑子嗡嗡的。

人行道上的人走得飞快。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多看任何人一眼。穿西装的、穿工服的、穿裙子的、穿拖鞋的，各种打扮的人混在一起，像一条流动的河。

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不是山里的草木味，也不是村里的炊烟味，而是一种混合了汽油、灰尘、食物和汗水的味道。说不上难闻，但让人鼻子发痒。

我站在出口处，背着编织袋，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有人从我身边走过，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好奇、有嫌弃、也有漠不关心。

爷爷说，城市是风水的极致体现。自然山水是天地生的，而城市是人造的山水。楼是山，路是水，人是气。城市风水比自然风水复杂一万倍，因为人心复杂。

我当时不太懂。但站在罗湖汽车站门口的那一刻，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这么多楼，这么多车，这么多人，这么多**——这股“气”该有多乱？

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我爹打了个电话。

电话亭是那种透明的玻璃亭子，里面有一台红色的电话机，旁边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市内电话0.5元/分钟，国内长途1元/分钟”。我掏出一把硬币，数了数，有一块五。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喂？”那边很吵，有机器的轰鸣声，还有人在喊“这个货放那边”。

“爹，是我，元良。”

“……啥？你说啥？大声点！”

“是我！元良！我到深圳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我爹的声音变了调，又惊又急：“你说什么？！”

“我到深圳了！在罗湖汽车站！”

“你……你……你来深圳干啥？！”

“爷爷死了。我来找你。”

又是沉默。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叫我爹的名字——“陈德厚！线头接好了没有！”“来了来了！”他应了一声，然后对着话筒说：“你在罗湖汽车站别动！我请假来接你！别乱跑！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别跟任何人说话！就在那等着！”

“好。”

电话挂了。我看了看手里的硬币，一块五还没用完。我把话筒放回去，走出电话亭，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深圳的黄昏来得比湘西晚。太阳已经落到高楼后面去了，但天还是亮的，是一种灰蒙蒙的亮。路灯亮了，霓虹灯也亮了，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整条街照得五光十色。

我等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一个女人牵着一条狗从面前走过。那条狗比我在村里见过的任何一条狗都大，毛白白的，蓬蓬的，像一团棉花。女人穿着一身运动服，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

一个老头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放着一堆矿泉水瓶子，叮叮当当地响。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他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笑，露出几颗黄牙。

一群年轻人从我面前走过，有男有女，都穿着一样的T恤，上面印着“华为”两个字。他们说说笑笑，声音很大，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话——不是英语，是粤语。

还有一对情侣，手牵着手，从我面前慢慢地走过去。女孩子把头靠在男孩子的肩膀上，男孩子低头在她耳边说了什么，女孩子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不是“还没融入”的那种不属于，而是从根本上、骨子里的不属于。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走路的姿态，都跟我不一样。我像是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掉进来的人，跟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解放鞋。鞋上还沾着落雁坳的红泥巴，干成了硬块，怎么抠都抠不掉。

“元良！”

一个声音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我抬头，看到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从人群中跑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服，胸口印着“鑫达电子”四个字。工服的袖口磨破了，线头拖在外面。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汗，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比去年过年时又瘦了不少。

是我爹，陈德厚。

他跑到我面前，站住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一起一伏的。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一年没见，他又老了不少。眼角的皱纹多了几道，鬓角的白发也多了一些。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甲缝里嵌着黑乎乎的油污。

“你……”他张了张嘴，眼圈突然红了。

他没有说完那句话，蹲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我站在他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从小到大，我跟爹就不亲。他一年回来一次，待几天就走。我们之间的话很少，少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他不是不想跟我说话，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爷爷……什么时候的事？”他闷声问，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

“半个月前。”

“怎么不早打电话？”

“村里没电话。我走到镇上才打的。”

他点了点头，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脚边的编织袋。

“就带了这些？”

“嗯。”

他从我肩上接过编织袋，拎了拎，皱了皱眉头：“这么轻？没带别的？”

“带不了那么多。”

“走吧，”他说，“先回我住的地方。”

他转身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佝偻的背影。

他比我矮了半个头。我记得小时候，他很高，我要仰着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矮了。或者说，是我长高了。

我们坐上了一辆公交车。

车是那种两节车厢连在一起的“通道车”，中间有一段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我从没见过这种车，上车的时候愣了一下，不知道从哪里上。我爹拉了我一把，从后门上去了。

车上人很多，没有座位。我爹把编织袋放在地上，让我扶着杆子站好。他自己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护着编织袋，像是在护着一样怕碎的东西。

公交车开动了。我透过车窗往外看，深圳的夜景在窗外一帧一帧地掠过。

高楼、商场、写字楼、酒店、餐厅、银行、超市——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闪过。霓虹灯、LED屏、路灯、车灯、楼宇的轮廓灯——各种颜色的光混在一起，把夜空照得亮堂堂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亮的夜晚。

在落雁坳，到了晚上，除了月亮和星星，什么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要打着火把才能走路。但在深圳，晚上比白天还亮。亮到不需要路灯也能看清路边的招牌。

我爹站在我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不是那种随意的打量，而是一种很用力的、想要把什么刻进脑子里的看。

他从上到下地看我——看我的脸、我的肩膀、我的手、我的鞋。目光在我的解放鞋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看了一遍。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

“瘦了。”他突然说。

声音很轻，几乎被公交车的引擎声盖住了。

我没听清：“什么？”

“我说你瘦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大了一些，但依然很低，“比去年……瘦了。”

去年。他说的是去年过年。他回了一趟家，待了三天。那三天里，我们说的话不超过二十句。他给我带了一双新鞋和一件棉袄，说是在厂里发的。我穿上棉袄，大了两号，袖子长出一截。他说“没事，还能长”。然后他就走了。

“没瘦，”我说，“还胖了点。爷爷走了之后，张婶子老给我送吃的。”

他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公交车在深南大道上开着。深南大道很宽，宽到我在落雁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的路。双向八车道，中间有绿化带，两边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路中间的绿化带里种着棕榈树和鲜花，在路灯下显得格外鲜艳。

我爹又开口了。

“你爷爷……走的时候，受罪没有？”

“没有。”我说，“很安详。头天晚上还吃了一碗米饭，第二天就走了。”

“那就好。”他的声音有些发紧，“那就好。”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我应该回去的。”

这话说得没头没尾，但我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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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爷爷说，不用。”我说，“他说你在外面不容易，别折腾。”

我爹没有说话。但我看到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什么东西。

公交车拐了个弯，路边的风景变了。高楼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城中村。那些楼不高，七八层的样子，但一栋挨着一栋，楼和楼之间近到可以隔着窗户握手。

“就快到了。”我爹说。

他弯下腰，把编织袋从地上拎起来，扛在肩上。编织袋不重，但他扛的时候身子歪了一下，像是肩膀使不上力。我伸手去接，他躲开了。

“我来。”

“不重，我来就行。”

“我说了我来。”

他的语气有点硬，但我听出来了，那不是凶，是……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让我干活。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儿子面前，连让儿子帮忙拎东西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没有再争。跟在他后面，下了车。

黄田是典型的城中村。窄窄的巷子，两边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巷子里摆着各种小摊——卖水果的、卖烧烤的、卖炒粉的、卖手机的、卖衣服的。地上湿漉漉的，有些地方积着脏水，散发着酸臭味。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电线、网线、电视线，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我爹走在前面，扛着编织袋，穿过巷子。他的步伐很快，像是在赶路。但我注意到，他每走几步就会回头看我一眼，确认我跟上了没有。

走到一栋七层楼前面，他停了下来。

“到了。”他说。

楼门是一扇铁栅栏门，锁已经坏了，用一根铁丝别着。他把铁丝拨开，推开门，侧身让我先进去。楼道里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声控灯，亮一下就灭了。

“小心台阶。”他说。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楼梯很窄，只够一个人走。墙上的白漆剥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每一层的拐角处都堆着杂物——旧自行车、废纸箱、破沙发。

爬到四楼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了口气。他把编织袋从肩上放下来，靠在墙上，弯着腰喘气。他的背弓得很厉害，像一张拉满的弓。

“爹，我来扛吧。”

“不用。”他直起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不重。”

“你都喘成这样了。”

“老了。”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像你，年轻。”

他把编织袋重新扛上肩，继续往上爬。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想起了一个画面。

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烧到四十度。爷爷不在家，去隔壁村给人看风水了。我爹背着我在山路上跑了两个小时，跑到镇上的卫生所。那时候他三十出头，背着我跑山路，气都不带喘的。

现在他爬七层楼，都要歇一次了。

到了七楼，他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铁门。

铁门里面是一个铁皮房。

铁皮房是在楼顶加盖的，面积大概十来平米。墙面是铁皮的，屋顶也是铁皮的。房间里放着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一张折叠桌，一把塑料椅子。地上铺着纸板箱，纸板箱上放着一个电饭煲、一个电磁炉、几个碗筷。

没有窗户。唯一的光源是一盏吊在屋顶的白炽灯，发出昏黄的光。

“你睡下铺。”我爹把编织袋放在地上，指了指下铺。

“你睡哪？”

“我睡上铺。”

他走到床边，把上铺的被子扯下来抖了抖。被子是军绿色的，很薄，边角都磨出了线头。他抖了两下，又叠好放回去。

“被子薄了点，”他说，“明天我去买床新的。”

“不用，够用了。”

“深圳的晚上凉，你刚来，不习惯。”

我没有再说话。

他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翻了翻，找出一个枕头套和一床被单。被单是蓝色的，洗得发白，上面有几个洞。他把被单铺在下铺上，用手抹了抹，把褶皱弄平。

“将就一晚。”他说。

“嗯。”

他站在床边，看着我，欲言又止。

“你爷爷……”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我没有马上回答。

该说的，不该说的，我掂量了一下。

“他说让我来深圳找你。”

我爹愣了一下。

“找我？”他的声音有些发紧，“他……他让你来找我？”

“嗯。”

他没有再问。转过身去，走到折叠桌旁边，把电磁炉的插头插上。

“饿了吧？我给你煮点东西。”

“不饿。在车上吃了干粮。”

“干粮顶什么用。”他从纸箱里翻出两包方便面，“康师傅的，红烧牛肉味。将就吃，明天给你做好的。”

他烧了一壶水，把面饼放进碗里，倒上开水，用筷子压住。动作很熟练，像是做过无数次。

面泡好了。他在里面加了两根火腿肠，一人一根。

“吃。”他把碗推到我面前。

我端起碗，吃了一口。面有点烂了，泡的时间长了。但汤很浓，咸咸的，热热的。对我来说，是相当美味了。

他坐在对面的塑料椅子上，端着碗，看着我吃。

“好吃吗？”

“嗯。”

“多吃点。锅里还有。”

他自己没怎么吃，一直在看我。我抬起头看他，他就低下头扒拉两口面。等我把碗放下，他立刻站起来。

“再来一碗？”

“够了，吃饱了。”

“那火腿肠呢？火腿肠吃了没有？”

“吃了。”

他看着我的碗底，确认火腿肠确实吃完了，才重新坐下来。

我看着他碗里的面。他才吃了不到一半，火腿肠还完整地躺在碗底。

“爹，你怎么不吃？”

“吃呢。”他扒拉了两口，又停下了，“你……你爷爷的坟，谁给看的？”

“他自己看好了。半山腰，老松树底下。”

“子山午向？”

我愣了一下。我爹居然知道子山午向。

“嗯。”

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以为他不问了。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了。

“你爷爷……有没有给你算过命？”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算了。”

“怎么说？”

我犹豫了一下。天煞孤星、十三重神煞、红裙子女人、八字全阴——这些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说我的命不一般。”我说。

我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像是在看一样他看不太懂的东西。

“不一般……”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很低，“你爷爷以前也给我算过。”

“给你算的什么？”

他没有回答。低下头，把碗里剩下的面几口扒完，站起来去洗碗。

电磁炉上烧着水，咕嘟咕嘟地响。他背对着我，在水龙头下面冲碗。水龙头的水流很小，滴滴答答的，像是也在犹豫什么。

“你爷爷说，”他突然开口了，声音被水声盖住了一半，“我的命太薄。压不住陈家的东西。”

我怔住了。

“所以他让我出去打工。”他关掉水龙头，把碗倒扣在纸箱上，“说离得远一点，对大家都好。”

他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但我注意到，他的眼角有一道水痕。不知道是水龙头溅上去的，还是别的什么。

“我以为离得远了，就能把你爷爷照顾好了。”他说，“每个月寄钱回去，让他买点好吃的，买件新衣裳。他说不用，说家里什么都不缺。我寄的钱，他都没花，给你攒着了。”

“攒了多少？”

“你问他去。”他笑了一下，但笑容没有到眼底，“他走了之后，你在他枕头底下找到什么了没有？”

我心头一震。

“你怎么知道？”

“你爷爷的习惯。”他坐在床沿上，双手撑在膝盖上，“什么东西都往枕头底下塞。钱、存折、要紧的纸。他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东西，都搁枕头底下。”

他看着地面，沉默了很久。

“元良。”

“嗯？”

“你恨不恨我？”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突然到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在问什么。

恨他什么？恨他一年只回一次家？恨他把我丢给爷爷一个人带？恨他连爷爷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恨。”我说。

他抬起头看我。那眼神里有惊讶，有不信，还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着的东西。

“真的？”

“真的。”

我说的是实话。不是因为懂事，也不是因为客气。是真的不恨。

恨是需要力气的。我在落雁坳这十九年，把所有力气都用在了跟着爷爷学东西上。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恨谁。

再说了，恨他什么呢？他出去打工，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寄回来。寄回来，是为了给我和爷爷花。他不是不要我们，他是……没办法。

爷爷说过，有些人的命是山，有些人的命是水。山不动，水就要流。水流走了，不是不要山，是要去更远的地方，把外面的东西带回来。

我爹是水。我也是。爷爷才是山。

现在山没了。

“不恨就好。”他低下头，声音有些哑，“不恨就好。”

他站起来，走到床边，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几件衣服，他翻了翻，拿出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

“明天穿上这个。”他把衬衫递给我，“别穿那件了。”

我接过衬衫。是白色的，涤棉的，领子有点硬。胸口的口袋上印着几个字——“鑫达电子”。

“厂里发的，”他说，“新的，没穿过。”

“你自己穿。”

“我有的穿。这件给你。”

他把衬衫放在床上，又翻出一条裤子。深蓝色的工装裤，膝盖处磨得有些发白，但洗得很干净。

“裤子旧了点，你先将就。等发了工资，给你买新的。”

“不用，够穿了。”

“鞋子……”他看了一眼我脚上的解放鞋，“鞋子明天去买一双。你这鞋，深圳穿不了。”

“为什么穿不了？”

“太扎眼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苦涩，“穿这个出去，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刚来的。”

他没有说“乡下来的”，但我听出来了。

“爹。”

“嗯？”

“你在深圳……过得好不好？”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还行。”他说。

就两个字。

“那个厂……鑫达电子，怎么样？”

“还行。一个月三千多，包住不包吃。加班有加班费。”

“累不累？”

“不累。”他说，“比种地轻松。”

我知道他在说谎。他的手比爷爷的手还粗糙，指甲缝里的油污怎么都洗不掉，指关节肿得像一个个小核桃。这是长年累月干重活的手。种地的手不是这样的。种地的手是泥土的颜色，是硬的，但不是这样的。

但我没有拆穿他。

“早点睡。”他说，“明天我去厂里问问，看能不能给你找个活干。”

他关了灯，爬上上铺。铁架床嘎吱嘎吱地响了两声，然后安静了。

我躺在下铺，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铁皮屋顶。

铁皮屋顶上有水渍，一圈一圈的，像是年轮。有些地方生了锈，黄褐色的锈迹在昏暗中看不太清楚。

房间里很闷。铁皮房不隔热，三月的深圳已经开始热了，房间里像蒸笼一样。我翻了个身，床板又嘎吱响了一声。

“睡不着？”上铺传来他的声音。

“嗯。”

“火车上没睡好？”

“嗯。”

“我也睡不着。”他说，“你来了，我反而睡不着了。”

“为什么？”

“怕你住不惯。”

“住得惯。”

“你别骗我。”他的声音从上铺传下来，闷闷的，“这地方，狗都不住。”

“你住了。”

“我没办法。”

沉默。

“元良。”

“嗯？”

“你爷爷……有没有跟你说过，为什么让你来深圳？”

我犹豫了一下。

“他说，深圳是龙脉入海之地。”

上铺沉默了很久。

“他就爱说这些。”我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风水啊，龙脉啊……以前在家的时候，天天说。我听不懂，也不想听。”

他停了停。

“但如果他说了，那就有他的道理。”

又停了很久。

“你就按他说的做。”

“嗯。”

铁皮房又安静了下来。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很快就没了。

“爹。”

“嗯？”

“你明天还要上班，睡吧。”

“……嗯。”

上铺没有再说话。但我能听到他在翻身。一下，两下，三下。过了很久，呼吸才变得均匀。

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闭上眼睛。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上铺传来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像是在说什么，又像是在叹气。

“……对不起。”

我分不清是在说梦话，还是在跟我说。

我没有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