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正义 第三百一十二章 特殊人物

让董振亮感到为难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原来的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曹兴宏？

按理，曹兴宏为李宏达曾经干过一些坏事，应该受到惩罚。

但是，他自己在觉醒后已将这些问题向联合调查组主动作了交代，并举报了李宏达及其团伙成员的大量犯罪证据，这又该得到嘉奖。

另外，在李宏达猖獗之时，曹兴宏冒着极大的风险对他的犯罪行为进行秘密调查，这种勇气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他在调查中又对李宏达采用了电话监听、视频监视等违法违纪行为，这又是要受到处罚的。

虽然陈清河书记曾经要求曹兴宏提供李宏达违法犯罪的证据，可陈书记并没有同意让曹兴宏采取这些非法手段。

因此，曹兴宏这个人可以说是集功过于一身，不管是联合调查组还是公安局领导班子内部，对他的处理意见都有分歧。

曹兴宏在接受调查时为自己作了申辩:

我确实曾经是李宏达的团伙成员，但当我觉醒后反戈一击、主动举报，这难道不算立功赎罪吗？

不错，我是对他采用电话和视频监视等违法手段，可如果不采用这些手段，以李宏达当时的势力和地位，又怎能掌握他的犯罪证据呢？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许多地下工作者为掩护自己的身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不得不与狼共舞。

有些事让不明真相的人切齿痛恨，这能说明他们是犯罪，而不是一种斗争需要和策略吗？

和平时期也有暗战，阳光之下有阴暗的角落，我与李宏达及其团伙的斗争在这种环境下展开，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能取得成效吗？

有些纪律和法律法规并不适用于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行为。

当然，你们非要说我违纪甚至违法，我也愿为此承担责任，这也是为维护正义而付出的代价，受点冤屈甚至牺牲也是值得的。

不过，我要郑重声明，我的特殊手段均属个人行为，与陈清河书记和省厅领导毫无关系。

当陈清河知道了曹兴宏的这段辩词后，对董振亮说:

“曹兴宏的话虽然说得不够全面，但也不无道理，且基本符合事实。

首先，违法与犯罪不能划等号，这两者的区别你是应该比较清楚的。

其次，你们执法部门在认定违法行为时，还得考虑违法的动机、过程及结果。

在某种角度可以说，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曹兴宏能弃暗投明、冒险抗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他的违法行为，如果事先得到了上级的批准，那就不是违法。

我当时虽然没有明示他可以采取电话和视频等监视手段，但既然叫他秘密收集证据，又没有明令禁示他使用哪些手段，这就可以理解为我的默许。

如果他涉嫌违法，那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和他一起接受处罚。”

董振亮连忙摇摇头，有些尴尬地说:

“这事怎能叫您承担责任？您叫他秘密收集李宏达的犯罪证据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不过，假如您当时与我这个政法委书记通个气，我们形成组织上的意见，曹兴宏的行为不就都是正当的了吗？”

陈清河说:“振亮啊振亮，你真是吃了灯草，说得轻巧。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对李宏达也只是怀疑，怎能因为有怀疑就以组织的名义采取这种手段？这合适吗？

再说，你董振亮是否与李宏达有瓜葛，我当时也不清楚呀。

振亮同志，有些事是不能以结果来推测预判的。

我和你作为李宏达的领导，对李宏达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都是有失察、失判的领导责任的。

同样，对于曹兴宏的所谓秘密调查，也负有领导责任。

如果再深一步探究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用人体制上有缺陷。

我建议，还是要给曹兴宏同志出路，具体一点说，公安局可以给他一个党内警告或行政处分，也可以对他降级使用，这由你们公安局党委集体来决定。

注意，我只是建议，而不是越俎代庖或一锤定音。”

董振亮回道:“陈书记您说得合理合法，给我解决了一个难题。

在您刚才的启发下，我想到了一个局党委集体研究的预案，那就是党内给他一个警告处分，行政上将他降为市公安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但暂时不配支队长，仍然由他主持工作。

如果他表现出色，以后照样可以得到提拔。

这样，既对他的错误有一个惩戒，对组织有一个交代，又让他感受到组织对他的爱护和信任。您看这样行吗？”

陈清和微微一笑，道:“你现在是市政法委书记，又是市公安局***。

在处理曹兴宏的问题上，你比我有发言权，看来给你压一点担子，你考虑问题比原来成熟多了。

不过，我觉得在政法系统两个***一肩挑，那只能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而不能是长期的。

因为权力长期过于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当董振亮向曹兴宏宣布了市公安局党委《关于对曹兴宏同志的处理意见》后，曹兴宏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对董振亮说:“我由衷感谢组织上对我的挽救和信任。

我知道，如果不是陈清河书记和您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别说继续主持刑侦支队，就连身上这层皮可能也保不住。

现在，对李宏达的团伙成员已基本收网，但其负面影响还不能低估。

当务之急，是不是要对李宏达165珍贵文物中提供的线索，作进一步的调查，以得到更大的收获？”

董振亮说:“此事我已向上级请示过，鉴于李宏达所提供的‘原主线索’中所剩下的人员都在外省，我市就不进行调查了，由外省公安部门或纪委视情处理，原省纪委专案组和我们只是作一些配合工作。”

曹兴宏又提出:“原来施维利是要派‘红桃K’来国内倒卖这165件文物的，我们能否向上级请求继续留下这批文物，以放长线钓大鱼，让‘红桃k’上钩，彻底摧毁施维利团伙？”

董振亮说:“兴宏同志，这段时间你因受审查停止了工作，对有些情况的进展不太了解。

我来向你简单介绍一下吧。

这165件珍贵文物已上交国家文物局，现存放于国家博物馆。

那个神秘的‘红桃K’，已经被公安部抓住，正在接受审讯。

施维利集团在香港、澳门的成员以及在中国大陆布下的暗线基本被清除。

至于谁是这个‘红桃k’，说出来你可能万万想不到。”

“是谁？”

董振亮娓娓道来——

当年救下雍文灵（何雅琼）的渔民张大顺（后改为何大顺）有一个儿子叫张建国（后改为何建国）。

在这家人偷渡到香港后，由于雍文灵与何璋曲结为夫妻，这也扭转了张大顺一家的命运。

何璋曲盘下了一个小超市，送给张大顺一家共同经营。

本来，依靠超市的收入，一家人维持生计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文化程度很低的张建国却不满足于现状，一心想成为暴发户。

他染上了赌博这个恶习，常到澳门去赌博，而这个赌场的大股东正是施维利。

施维利先是派人逼债，后来便利用这个筹码收买了张建国为已所用。

由于张建国头脑活络，胆大心细，办事得力，对大陆的情况也比较熟悉，逐步得到了施维利的器重。

施维利把张建国作为秘密的“红桃K”，危急时刻代理自己来大陆联系并取走李宏达所藏匿的165件珍贵文物。

可他们的计划还未实施成功，就落入了我国公安部布下的大网之中。

“红桃k”及相关成员被悉数抓捕。

这是前几天王云良局长在北京向我通报的情况。

我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何雅琼后，她叹息道:我真想不到出身贫寒、本性厚道的张***变得这么快，竟然成了施维利的得力帮凶。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他既然这样犯了罪，理应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张大顺一家毕竟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要回香港对张建国的父母进行安抚，如果有朝一日能看到张建国能刑满释放，我还得对他妥善安置，资助他安度晚年。

曹兴宏听了董振亮这段叙述，感慨地说:

“从张建国的变化来看，人一旦私欲膨胀了，又被坏人利用，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而何雅琼这种深明大义、又知恩图报的人，实在是令人敬佩的。”

董振亮说:“何雅琼还跟我说过，你为他们雍家兄妹还有罗德明教授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她还要专门设宴感谢你呢。”

曹兴宏说:“设宴就不必了，我也实在受不起。

但是，我倒想单独会会这个女中豪杰，顺便向她了解一下香港的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