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圆舞曲：奥匈帝国兴亡录 第十九章：四月的风暴

第十九章：四月的风暴(第1/2页)

1874年4月，的里雅斯特

四月的亚得里亚海，脾气像个任性的孩子。

前一刻还风平浪静，海面光滑得像一面蓝色的绸缎；下一刻就狂风大作，浪头一个接一个地砸向海岸，溅起的水花能飞到炮台的围墙上。水手们把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暴叫做“四月疯子”——没有人能预测它什么时候来，也没有人能预测它什么时候走。

莱奥·冯·海登莱希站在炮台的瞭望塔上，看着海面上翻滚的乌云。风暴正在从东南方向逼近，速度比他预想的快。他转身对马蒂奇说：“军士长，让士兵们把炮弹搬回弹药库。风暴来了，炮台可能会进水。”

马蒂奇看了一眼天空。“这不是普通的风暴。”

“什么意思？”

“你看云的颜色。不是灰色，是绿色。绿色的云，意味着海上可能有龙卷风。”

莱奥的心里一紧。龙卷风——他在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上读到过，但从未亲眼见过。据说它能掀翻屋顶、卷走大炮，甚至把一整艘船抛到岸上。

“所有人，”莱奥喊道，“把能搬的东西都搬进室内！动作快！”

士兵们开始忙碌起来。有的搬炮弹，有的搬被褥，有的用绳索加固炮管。马蒂奇带着几个人把弹药库的门加固了两层，又在门口堆上了沙袋。

风暴来得比他们预想的更快。

下午三点，天已经黑得像深夜。狂风呼啸着穿过炮台，把旗杆上的旗子撕成了碎片。雨不是落下来的，而是横着飞的，像无数根细针扎在脸上。莱奥睁不开眼，只能凭感觉抓住身边的一根柱子。

“少尉！”马蒂奇的声音在风中几乎听不见，“瞭望塔！瞭望塔上有人！”

莱奥抬起头，透过雨幕看见瞭望塔上有一个模糊的身影——那是新来的士兵，一个十八岁的波西米亚男孩，叫库尔特·贝格尔。他大概是上去收旗子，结果被困在了上面。

“我去！”莱奥喊道。

“你疯了！”马蒂奇抓住他的胳膊，“风会把你们俩都吹走！”

“那也得去！”

莱奥挣脱马蒂奇的手，弯着腰向瞭望塔跑去。风几乎要把他吹倒，他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使不上力。他抓住瞭望塔的梯子，一步一步往上爬。

梯子湿透了，滑得几乎抓不住。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冷。四月的海水温度还很低，被风吹上来的雨像冰针一样刺进他的皮肤。

他爬到塔顶，看见贝格尔蜷缩在角落里，双手抱着头，浑身发抖。

“贝格尔！”莱奥喊道，“跟我下去！”

“我……我动不了！”男孩的声音带着哭腔。

莱奥抓住他的手腕，把他从角落里拽出来。就在这时，一阵狂风猛地袭来，瞭望塔剧烈摇晃，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

莱奥下意识地抱住贝格尔，两人一起摔倒在塔顶的平台上。他的后背撞到了栏杆，痛得他差点松开手。

“走！”他咬着牙，拖着贝格尔往梯子的方向爬。

风越来越大，雨越来越密。莱奥感觉自己像是在跟一头看不见的野兽搏斗，每一次呼吸都要用尽全身力气。

终于，他摸到了梯子的边缘。

“你先下！”他把贝格尔推到梯子前。

贝格尔哆嗦着往下爬。莱奥跟在后面，一步一滑，好几次差点脱手。

当他们终于踩到地面的时候，马蒂奇冲过来，把他们俩拖进了营房。

“你们两个，”军士长的声音在颤抖，“命真大。”

莱奥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的后背痛得像被刀割过，手上有好几处擦伤，血和雨水混在一起，滴在地上。

贝格尔蹲在角落里，哭了起来。

“别哭了，”莱奥说，“活着就好。”

风暴持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当阳光重新照在炮台上的时候，莱奥走出营房，看见了风暴留下的痕迹。

瞭望塔的栏杆断了三根，旗杆被吹歪了，炮台围墙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缝。但大炮还在，弹药库还在，人也在。

“损失不大。”马蒂奇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谢谢。”

“应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及时下令搬东西，炮弹可能被水泡了。如果不是你上去救贝格尔，那个孩子可能已经死了。”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马蒂奇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对吧？”

莱奥愣了一下。“知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死了，会怎么样？”

莱奥想了想。“也许有人会记得我。也许不会。”

“那你还冲上去？”

“当时没想那么多。”

马蒂奇摇了摇头。“你跟你父亲一样。不是勇敢，是本能。”

“本能？”

“对。保护别人的本能。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有的，当不了逃兵。没有的，当不了英雄。”

莱奥喝了一口茶，看着海面上重新平静下来的波浪。

“军士长，”他说，“我不是英雄。”

“我知道。英雄都死了。活着的，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同一天，维也纳。

雅各布·科恩在咖啡馆里接待了一个久违的客人。

托马斯·马萨里克。

捷克教授比上次见面时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陷，像是一个生了很久病的人。但他的眼神还是锐利的，像一把没出鞘的刀。

“托马斯，你怎么瘦成这样？”雅各布端上一杯咖啡——这次他特意煮得浓了一些。

“忙。”马萨里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我在写一本书。”

“什么书？”

“关于捷克民族复兴的。书名暂定《捷克问题》。”

“那是政治书？”

“是哲学书。但政治的人会把它当成政治书。”

雅各布看着他。“你不怕被抓？”

“怕。但怕也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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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因为，”马萨里克放下杯子，“如果我不写，就没有人写了。”

雅各布沉默了。他想起保罗——那个七岁的、不说话的孩子。他也想起马萨里克——这个三十多岁的、不肯离开维也纳的教授。

一个是为了活着。一个是为了信仰。

他不知道谁更勇敢。

“托马斯，”雅各布说，“那个穿皮草的女人，还在找你吗？”

“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

“也许她放弃了。”

“也许。”马萨里克站起来，“但我不赌‘也许’。我会小心。”

“你去哪？”

“回布拉格。书在那里写，比在维也纳安全。”

雅各布伸出手。“保重。”

马萨里克握住他的手。“你也是。还有，谢谢你的咖啡。”

“不客气。下次来，我会煮得更好喝。”

“你每次都这么说。”

“这次是真的。”

马萨里克笑了，转身走出了咖啡馆。

雅各布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帝国虽然烂，但还是有一些好人的。

只是好人活不长。

伊洛娜在四月中旬接到了一项新任务：采访维也纳市长。

不是她主动要求的，而是贝尔塔指定的。

“你是贵族出身，市长不会拒绝你。”贝尔塔说，“而且你是女人，市长不会把你当回事。不当回事，就会说真话。”

“您是想让我套他的话？”

“不是套话。是让他自己说出真相。”

伊洛娜不太明白，但她还是去了。

市长办公室在市政厅的三楼，一间装修考究的大房间，墙上挂着皇帝的画像和一面巨大的奥地利国旗。市长叫卡尔·冯·费尔斯，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胖老头，脸上永远挂着笑容——那种政客特有的、训练有素的笑容。

“拉科齐小姐，”市长握住她的手，“久仰久仰。您父亲还好吗？”

“还好。”

“请坐。喝茶还是咖啡？”

“茶。”

市长倒了两杯茶，坐到她对面。

“您想采访什么？”

“失业问题。”

市长的笑容僵了一瞬，然后重新绽放。“失业问题，我们正在解决。政府已经拨款……”

“拨款多少？”

“这个……具体数字我需要查一下。”

“我查过了。政府拨款是五十万福林。但维也纳的失业工人有将近五万人。每人分不到十个福林。十个福林能活多久？”

市长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拉科齐小姐，您是在质问我吗？”

“不是质问。是在问事实。”

市长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

“事实，”他说，“事实是，我们没有钱。股市崩盘后，税收减少了三分之一。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让人们饿死。”

“那您做到了吗？”

“做到了。去年冬天，没有人饿死。”

“有人自杀了。”

市长转过身。“那不是饿死的。”

“但也是因为穷。”

市长沉默了。他看着伊洛娜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指责，只有一种近乎冷静的、审视的光芒。

“你跟你父亲不一样。”他说。

“您认识我父亲？”

“认识。他是一个好人。但太固执。”

“我也是。”

市长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不想让您做什么。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有人在看。”

“看什么？”

“看您做得好不好。”

市长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回桌前，坐下来，端起茶杯。

“拉科齐小姐，”他说，“你是一个危险的记者。”

“我只是一个写真相的人。”

“真相会害死你。”

“也许。但谎言会害死更多人。”

市长没有再说话。他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看着窗外。

伊洛娜站起来，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她走出市政厅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脸上。

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然后她掏出笔记本，开始写。

莱奥在四月下旬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

不是雅各布的，不是施密特的，不是男爵的。

是伊洛娜的。

他不知道她怎么弄到他的地址的。也许是通过军事学院，也许是通过别的渠道。但他不在乎。他只知道，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伊洛娜·拉科齐的信。

信写得很短：

“莱奥：

我在《新自由报》当记者了。

写了一些报道，有人支持，有人骂。但我不在乎。

你还在的里雅斯特吗？海好看吗？

我还没看过海。总有一天要去看。

伊洛娜”

莱奥读了三遍，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他走到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看着远处的海平线。

海很好看。但他说不出哪里好看。也许是因为它大，大到可以装下所有的烦恼。也许是因为它深，深到看不见底。也许只是因为，它是海。

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回信。

“伊洛娜：

海很好看。

但你来了，会更好看。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然后他想了想，又在信封背面加了一行字：

“的里雅斯特的春天很短。要来就快来。”

他走到邮局，把信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阳光很暖。

他忽然觉得，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