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潮覆清 第1422章 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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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是为了经济，第二点自然就是为了‘安全’，一个国家的最基本战略布局和地缘政治规划，说白了，无非就是这两条目的嘛！”侯俊铖竖起第二根手指，语气变得更加深沉，甚至带上了一丝凛然：“经济呢，关乎于一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如何，而安全，则关乎于一个国家未来的下限如何。”

“解决安全问题，最简单方式就是获得更多的国土，我们的核心腹地有更多的外围防御纵深，就有更多的安全.......”侯俊铖细细解释着，话锋一转：“但这并不代表国土就是越多越好、越广袤越好，而是牢固掌握在手中的国土，能够稳固、长期有效的贯彻和执行中央政策的，才算得上是有用的防御纵深，是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的领土。”

“反之，动乱不断、令行不畅，甚至于战火纷飞的国土，其不仅不能环护我们的核心腹地，反倒会对我们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就会变成一个纯粹的累赘。”

“而要让我们的国土稳定稳固，能够牢固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不是看那片国土的地理环境、区位地缘、经济发展等因素，最主要的，是要看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对我们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态度！”侯俊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国家是‘人’的集合，不是国土的集合。有共同信仰、文化认同、同心一致的国民实实在在生活、劳作、繁衍的地方，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土。”

“没有国民，或者国民稀少到无法形成有效社会结构的地方，哪怕在地图上画得再大、颜色涂得再统一，最终也只会沦为动乱之源、独立王国，变成国家的累赘，到最后也是守不住的，迟早会丢失。”

后世许多人就热衷于地图涂色，仿佛只要地图开疆，便能稳稳拿下一大片的领土，这显然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分离主义的思想在世界各国中从来就不少，历史上一国最终分裂成数个国家的事迹，同样也不罕见。

中华的版图在清代最终形成秋海棠叶的形状，其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清廷虽然出自关外，但其对疆域的扩张却非常保守，不像明初那样激进，其对西藏、蒙古和西域的领土扩张，基本上都是直接继承当地政权的传统疆域，将本就有一定的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地域纳入怀中，并没有像前明初年下南洋、建立三宣六慰、攻取越南之类向外发展的强烈意图。

比如说清廷对西域的统治之所以止步于伊犁河谷，而没有覆盖到准噶尔势力范围内的中亚七河地区，就是因为在宋代以前和后世富饶的七河地区，在如今经历过几百年的战乱之后，完全成了一片废土，大量哈萨克人甚至要跑到西域来求活，直到18世纪俄国人进入七河地区，整个七河地区也只有三个聚居城镇，清廷对西域的经营完全依赖于西域本有的格局，并没有主动建设和扩张的主观能动性，七河一片废土的情况，准噶尔都瞧不上，清廷自然也瞧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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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也是如此，尼布楚协议中清廷只主张全据黑龙江流域而没有要求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地区，其根源也是因为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的部族早已被俄国人牢固掌控，早在十三世纪哥萨克人就已经在贝加尔湖畔定居游牧，而名义上臣服于中华政权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直到准噶尔东侵时期才大规模迁徙至贝尔加湖地区，当地的原住民通古斯人，也在顺治十年左右宣誓加入俄籍。

俄国由于是没受美英白左反思家“荼毒”的地上神国，最喜欢的就是大谈特谈原住民当年有多喜欢、多亲近俄国，哥萨克人“温良友善”，用“和平”的手段促使群众自愿归附沙俄朝廷，大肆夸耀当地部族对俄国的支持。

对贝加尔湖畔的原住民同样如此，所谓“英雄立马起索伦，奈此鞑虏跋扈何。只手难扶通村寨，连城犹拥俄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克宫一去十万里，方知嫩江有孤忠。”几乎将当时的当地部族领袖根特木尔塑造成了久经考验的纳税人老战士，催人泪下又结局圆满的海外孤忠，潜伏在大清的一个纯正的俄罗斯人。

当然，当地部族和俄国人的关系显然没有他们吹嘘的那么融洽，但也足以证明俄国人在贝加尔湖畔已经形成了长期和稳固的统治，当地的部族认同自己是俄国人，向俄国缴纳税收，甚至出任哥萨克，而并不认同自己是大清的人，而大清显然不如这个时空用着红营方法的黑龙江将军府，对于拉拢当地部落民、在贝加尔湖地区再打一场大战并没有什么兴趣，当地原住民不认为自己是大清的人，大清自然就将他们和那些土地统统划给了俄罗斯人。

“经营边疆，不是划入地图就完事了，我们是需要培养起一定的拥有共同信仰、文化认同、同心一致的国民去守护和繁衍生活的......”侯俊铖继续说道：“边疆地带和核心腹地，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一块地域的群众大部分，甚至完全转变为我们的国民，它就能从边疆地带转变为我们的核心腹地，同样，当一块地域的群众大部分不再认同我们的国家，哪怕是统治千年的核心腹地，也会转换成边疆地带，甚至于分离成独立的国家。”

“因此要牢固掌控国土和经营边疆的关键，就在于将国土上生活的群众转变为我们的国民，要完成这一步，其一是对当地土著群众的教育和同化改造，其二，便是要依赖于大量地移民，直接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使认同我们国家的国民占据绝对的优势。”

“教育和同化改造这点我就不多说了，说来说去，归根结底也就是‘民族问题阶级化’这个解法，我们在赣南、福建、广东等地搞迁山扶贫、米升他们在云贵搞的那些，都是很好的例子。至于移民的问题，和我们定都的方向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