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潮覆清 第1573章 归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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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蛟麟如今正和谭弘一起退守汉中，他们正在往汉中调集兵马物资，看起来是要死保汉中了…….”赵尚春接话道：“倒也是，郑蛟麟占据的川西地盘，看着地盘很大，但都是地势险峻、人丁稀薄之地，而且当地汉民也少，生活着大量的藏番，根本不听郑蛟麟的号令，反倒是尊奉乌斯藏的黄教喇嘛，郑蛟麟对川西的控制其实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也是势力最弱的一个。”

“倒是汉中，土地相对肥沃，前几年旱灾严重，大量土地抛荒，这些年慢慢从灾情中缓过来，四川分摊过去和陕西逃来的灾民日益增多，人丁日益增长，而且他们背靠满清占据的陕西，陕西又云集着十几万满蒙绿营精兵，若是他们两个投清，清廷也能迅速支援，要我选，也会集中力量保住汉中。”

“还是要先礼后兵，先派人去和他们谈谈，若是他们投诚最好，若是不投诚，坚决消灭，清军敢来，那就连着清军一起消灭！”米升平静的说着，手指点在地图上：“他们两个实力一般，但占据的位置很重要，汉中是四川门户，日后也会是我们入陕的跳板，这里既然也算是大周的‘基业’，自然也是要握在我们手里，不可能便宜了别人，更不可能便宜满清！”

“川西物产不丰、人丁稀薄、统治混乱，但这里是入藏的必经之地，我们拿下四川之后就要准备大小金川的战事，川西这关键要道，就需要好好清理一下、牢牢控制在手里！”米升的手指滑向川西，却没有停，一直滑到最边沿的位置，看向王屏藩，笑道：“不瞒王丞相，我也是金陵的特派员来了之后才知道，上头对这入藏的事准备许久了，甚至收集了许多藏文典籍史料翻译，然后对照元明史料，从中整理出元明两代郡县乌斯藏的史料来，是已经完全做好了开战‘统一’的法理依据。”

米升没有乱说，历史上，民国和新中国早期对乌斯藏的研究依赖于汉文史料，元明时期的史料对于乌斯藏的统治记载不多且错漏不少，因此导致史学界长期以来就元明两代对乌斯藏的控制很薄弱，最多是以僧官土司间接控制，直到清朝才正式驻军、逐步实现直接统治，比如民国时期学者洪涤尘带有普及性质的《西藏史地大纲》，便直说明代“名虽统一之大帝国，实则幅员之广不及汉唐全盛之半”，将乌斯藏单独划为一国，将拉萨作为其都城。

但随着后来对藏文史料的研究深入，对于元明两代统治乌斯藏的事实，却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最典型的便是发现明代永乐皇帝拆分帕竹政权的史料，由此印证明代和乌斯藏并不只是联系薄弱甚至于互相独立的两个政权，而是明代对乌斯藏的政局已经有了深度的影响和直接的干预。

《西藏通史》中就直言“从元末帕竹一家独大、萨迦残余势力远逃思达藏，到永乐时期的七大教王各有分地，并不是西藏本身政治演进的结果，恰恰是明朝中央的主动施政、对帕竹极限施压的成果”，“明初中央的主动施政深刻改造了西藏政局，远非以前认为的那样只是“不熟悉”“没干涉”“只限于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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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随着藏文史料的发掘和深入研究，元明两代对乌斯藏的统治方式也逐渐清晰起来，元代是“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领之于帝师，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代在藏区设郡县，但其行政长官并不出自朝廷的中书省，而是由皇帝的宣政院直接任命，地方属官也并不出自朝廷任命，而是郡县长官自己任命。

明初虽然废除了宣政院，但对藏区的统治基本完全继承元代，明初在藏区设置卫所，卫所长官同样也不受朝廷任免，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唯一的区别只不过是明代不像元代那样在藏区直接驻军。

当然，封建王朝的通病就是政策延续性差，这种不经过朝野处置管理、建立在中央有大量藏人高层与皇帝直接联系的前提下、皇帝绕过朝廷直接施政的统治，一旦相关的皇帝离世，甚至于只是转变了原本的统治态度，就会带来整体性的认知崩塌和统治割裂，元代中期对藏区的统治就已经十分薄弱，帕竹政权便是在那时崛起，乌斯藏几乎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明代接手后几乎是白手起家重新建立起一套统治。

但到了明代中后期，对乌斯藏的统治和认知同样也迅速崩塌，皇权衰落后，科举出身的普通文人官员对于西藏非常陌生，对西藏也就越来越视为仅在名义上保持统治即可的遥远属番了，甚至到了明末，朝廷对于乌斯藏的认知，几乎变成了和朝鲜、琉球一样的外藩朝贡国。

清代也和明代一样，几乎是从头重新建起了一套对乌斯藏的深入统治，但它同样没有逃过元明的命运，至清末年间，乌斯藏几乎独立，到最后真正对乌斯藏实行深入的直接统治，还得等到新中国入藏之后。

很多人将封建王朝当成了现代政府，总以为其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但实际上，王朝政策缺乏连续性，前后统治完全割裂的情况并不少见，典型比如清初打雅克萨之战、签尼布楚条约之时，对外东北是有清楚认识的，现存大量当时材料，而到晚清，官员已经完全不知道清初这些事，对外东北的认识完全崩塌了。

知识在贵族社会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而传播的，进入平民社会以后，则是通过印刷的书本、报刊来传播，明清的士人都是出身中下层，通过读书读报来了解国家，这就导致那些没有进入公共知识领域的信息传递不到他们身上，很快就随着时间而湮灭了。

元明清三代对边疆的治理依赖于皇帝个人的能力和当地贵族的直接联系，许多政策的实施根本不会进入公共领域，到最后自然是人亡政息，再怎么牢固和深入的统治，最后也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