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新命记 第一一五四章 报房

第一一五四章报房

杨振和邓常春的谈话，并没有持续多久。

前后总共不到两刻钟的时间，他就告辞离开了。

虽然杨振并没有那种三言两语就能让人纳头便拜的王霸之气，但他总算成功与邓常春搭上了线，并且建立了某种默契。

邓常春并没有明确表态今后要效忠于杨振，但他也没有拒绝。

事实上，杨振没有、也不可能在第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就直接提出这种要求。

目前情况下，双方的信任并未建立，正如邓常春不信任杨振一样，杨振也并不信任他。

但是从短暂的谈话之中，杨振也得到了自己想要了解的基本情况。

首先，祖泽润之所以与这个邓常春彼此认识，并且知道他的心思，是因为这个邓常春同样是在崇祯四年的大凌河被围之战中，走投无路，跟着其他人一起投降的。

但与祖泽远、祖克勇等人不同的是，他不是祖大寿的嫡系。

他是山海关前屯卫的副将，是当时山海关副总兵何可纲的手下，当时跟在何可纲的军中，与祖大寿的兵马一起参与大凌河城的修筑。

在何可纲不肯开城投降，因而被杀之后，他们这些何可纲的部下被迫分食了何可纲的肉，随后跟着出城降了。

但由于不是祖大寿的嫡系部将，对祖大寿控制锦州没有用处，所以邓常春以及类似邓常春这样的非嫡系将领，并没有被列在最后放归锦州的二十八人之列。

在名为逃回、实为放归的二十八人之中，除去祖大寿自己，剩下的都是祖大寿的子侄辈宗族子弟，或者与祖氏有姻亲的宁锦本地将门世家出身的将领。

如非如此，他们这个秘密，也不可能保守那么多年。

当然，黄台吉也不是傻子，祖大寿真正的嫡子和嗣子，被扣为人质，也不在放归的二十八人之中。

这也就是祖泽润认得邓常春的真正原因。

祖泽润、祖可法、张存仁他们策划“广宁反正”的时候，也曾联络试探过邓常春，但邓常春在盛京户部任职，没有机会赶去广宁，是以并未参与。

但是，邓常春猜到了祖泽润等人的谋划，却并没有站出来揭发检举他们。

而这一点，也正是祖泽润断定他有反正归来之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了，这些情况，有一些是邓常春说出来的，而有些则是杨振凭借自己已经了解的情况推断的。

除了这些，杨振也从与邓常春的谈话中了解到，虽然盛京城有很多人反对，但多尔衮对于这次议和是认真的，而且对互市贸易相当迫切。

因为清虏缺粮已久，不仅盛京、辽阳、兴京、广宁等地八旗缺粮，而且清虏外藩蒙古部落方面和北方的伊彻满洲各部落同样缺粮。

而这些粮荒问题，在真正入冬之后，将会快速转变为饥荒。

从邓常春口中确认了这些情况之后，杨振嘴上不说，但心中搅黄议和的执念，就更加坚定了。

当然，在杨振和邓常春的一问一答之中，杨振也了解和确认了一些“八卦”。

多尔衮果然还是纳了大玉儿啊！

但是他对多尔衮的妥协行为，比如为了换取大玉儿和清宁宫皇后的支持，为了安抚两黄旗的王公大臣，竟然明发旨意立福临为自己的嗣子，感到非常的鄙视。

还以为你多么生猛呢，结果给你创造了机会，你不中用啊！

好在从先前的交易中，他没吃亏。

多尔衮虽然在夺位的过程中没有大开杀戒，没有在盛京城大肆清除异己，杀得血流成河，但是杨振也从交易中不费一枪一弹拿到了熊岳城和盖州城。

而今更是趁着多尔衮上位后力主讲和以自固的时机，在三岔河口修筑了营口城。

有了这些收获，先前的交易，其实也真不亏了。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午，杨振在征东将军行营之中，再次会见了从宿醉中醒来不久的硕托、星内、罗硕以及邓常春四人。

对于昨日午后会晤的几个事情，给出了一个相对正式的答复。

关于贸易互市的地点问题，就按议和条款中确定的地点执行，在耀州城南蟠龙山下划出一块地方进行，双方皆不驻军。

关于贸易互市的时间问题，等待朝廷旨意下达后，双方各派具体经办之人面谈。

关于贸易互市的物品种类与定价问题，初期以米麦粟等粮食为主，按约定价格交易，涉及其他种类，以后由具体经办之人商议。

至于“通远堡”的撤军时间问题，以及双方划界的问题，杨振声称要等朝廷旨意抵达之后再商议日程。

杨振对他们说，自己之所以同意贸易互市的问题提前商议处置，是因为自己金海镇储粮仅够自用，需要一段时间的采买或筹措，才能做好贸易的准备。

同时也要求硕托回去后，尽快备下交易的金银。

而且，他还很贴心的知会硕托，若无充足的金银，也可用战马或者其他牲畜来交易。

所以这一切，都弄得像真的一样，以至于连陪同在场的金海北路总兵吕品奇，都毫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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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硕托，自然高兴万分，不仅没再提营口城的修筑问题，也没再提淤泥河、青石岭一带的金海镇移民定居问题。

虽然划界与撤军的事情，没有取得进展，但贸易互市的事情却谈了下来。

对他来说，已经是不虚此行了。

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杨振没对邓常春再说什么话。

实际上了解邓常春的出身，杨振对他的信任程度已经大为增加。

而昨天夜里的短暂谈话，也已证明邓常春并不抵触杨振的拉拢，实际上他已经不动声色的向杨振透露了清虏的重大内情。

比如粮荒的程度，已经到了要闹饥荒的地步。

虽然这些内情，杨振从其他渠道或者其他方面，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判断，但却远不如从邓常春这个直接参与经办清虏户部事务的清虏户部右参政嘴里得来的更加真切。

正常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他这个户部右参政绝不能对外透露的，更何况对方还是他们大清国的“生死大敌”杨振。

既然邓常春愿意对杨振透露这些内情，那就说明他也有意向杨振示好，甚至是靠拢。

在目前情况下，这就足够了。

当日中午的会见结束，杨振亲自将他们送到了征东将军行营的辕门下，并命吕品奇替自己将他们一行人送到城门外。

硕托他们带来的清虏护军，在昨日入城时，就被留置在了城门口的瓮城内，并未真正被放入城。

很快他们会合到一起，在金海北路巡防营的陪同监视之下，出城快速北去了。

硕托满怀期待而来，同样也满怀期待而归，但是在这个酷寒的冬季里，他的期待注定要落空。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中午，京师皇城东安门外，兵部尚书府邸后院。

尚书府的一个老仆，缩着头，抄着手，急匆匆的往前院走去。

而他的左腋下，还夹着一摞刚刚请人从尚书老爷后院书房里抄录出来的文书。

最近这些天，从兵部尚书府后院书房抄录出来的一些文书突然身价倍增。

这些东西，原本在通政使司大门外，也能抄到，只是时间上落后一两天而已。

其实如果不着急的话，但凡是皇上让司礼监的内相老爷们“批过红”后发往各部经办的奏本、题本等文书，还有皇上叫内阁的大学士老爷们颁布的圣旨、上谕等诏令，过上一段时间，短则数日，长则旬余，必定会出现在朝廷的邸报上面。

上面写的什么也不会变，文字不会多也不会少，而且还是免费的，根本用不着花大价钱从尚书府里买。

但是能有人买，而且出高价买，这个尚书府里的老仆也很高兴。

俗话虽然说的好，宰相门前七品官，可他这个兵部尚书府第的老门房，却并没有太多人把他当回事儿。

他听别人说，以前的兵部尚书府第来拜谒的文官武将日日不绝，尤其是武将出手相当阔绰，干个门房里面领头的，做一年下来比当一个没有油水的七品官强多了。

可是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轮到他家老爷当上了兵部尚书，也轮到他当上了这个尚书府第的门房头子，竟然没有了那样的好日子。

不仅前来拜谒的文官武将屈指可数，而且一个个又穷又横，就是有孝敬叶落不到他一个门房的手里头。

还真是多亏了一些小的民间抄报房，为了早几天把朝廷的消息刊登出去卖个好价钱，他们总算是求到了尚书府的门房上。

于是这个老门房就与伺候在后院书房的府中书办合作，时不时的抄录一些朝廷政令文书赚一些零花钱。

因为，这样做，并不违反大明律。

而且只要是司礼监“批过红”后，发往内阁、六部以及其他各衙门的文书，都是可以公开传抄的。

大明朝的各大衙门里面，有的是人在做这样的“生意”，都在抢着在第一时间把消息卖出去换钱。

事实上有很多寄居京师的落魄文人，都在靠这个吃饭。

因为许多民间抄报房，主打的就是速度，他们没有时间搞什么活字印刷，更加犯不上去搞什么雕版印刷。

所以雇佣了大量落魄文人当写手，专门抄录出售朝廷的官员任免、政令、捷报等官方文书，几乎相当于几百年后的时政新闻之类的报刊了。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类民间抄报房的存在，这个陈尚书府的老门房才在门房头子这个岗位上干得津津有味。

他相当于一个尚书府时政新闻的中间商，他先从陈新甲身边的书办、文吏手里花钱买来由他们抽空抄录的朝廷即将发布的各种文书，然后再加价卖给那些在尚书府门外求购的抄报房买手们。

有的时候，求购的抄报房买手们多，他还会让他们竞价，价高者得。

当然了，这样的场面并不多见。

而他以往以竞价的办法卖出去的最贵的一份抄录文书，也才二两银子而已。

但是最近，他听说有个新开的洪兴抄报房的买手，愿意出五两到十两的高价求购来自关外的消息。

这让他很是留心在自家老爷身边的文书。

今天一大早，刚过了寅时，他就挑着灯笼给轿夫开道，护送尚书老爷去上朝了，直到巳初，才陪着散朝的老爷回到府上。

尚书老爷累够呛，自去后院休息了。

而他也顺利拿到了一直合作的那个书办抄录的文书。

方才交接的时候，他翻看了一眼，里面还真有与关外有关的文书。

虽然他识字不多，可还是认得清国二字的。

作为兵部尚书身边的老仆，什么东虏、清虏、清国这样的名字，都快把他的耳朵磨出茧子了。

他暗下决心，一会儿一定要卖个高价，决不能枉费了自己这一天天起个大早的辛苦。

来到府门外，果然有几家抄报房的买手在寒风里蹲着等候。

“洪兴记的人来没来？”

这个老仆到了大门口，往台阶上一站，从腋下取了文书，就开始喊了。

一个蹲在台阶下，守门石狮子旁边避风的汉子，立刻笑着站了起来。

“在，在，在，陈爷知道俺们洪兴记，还请陈爷多多关照俺们！”

“别他娘的蹬鼻子上脸，爷做的是买卖，今日不是你独家，价高者得，爷有关外消息，你们洪兴记可先出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