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每人每天给我一块钱 第66章 赵丽红回来了

第66章赵丽红回来了(第1/2页)

赵丽红是在九月十六号辞的工。

辞工手续比她想的简单。

电子厂的人事是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看了她一眼，从抽屉里抽出一张A4纸，推过来。

“填一下，离职原因那栏随便写。”

她在离职原因那栏写了四个字：家中有事。

年轻男人扫了一眼，在底下盖了个章。“工资月结，这个月做了十六天，按日薪折算，月底打卡上，工牌和工服交回来。”

赵丽红把胸前的工牌摘下来，放在桌上。塑封皮已经磨花了，照片上的她比现在胖一点，头发也长一些。

十四个月前拍的，那时候刚来，还没开始每天十二个小时地焊排线。

工服她叠好了带来的，洗过，但领口那块焊锡溅上去的黄印子洗不掉。她把工服放在工牌旁边，站起来。

年轻男人已经在看下一份表了，头都没抬。

从厂区行政楼走出来，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九月的东莞热得不讲道理，空气像被拧过的湿毛巾，又闷又黏。

赵丽红眯了一下眼睛，站在台阶上愣了三秒。

十四个月。

进去的时候是去年七月，出来的时候是今年九月。

中间隔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一个春天、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的开头。

大宝从幼儿园大班变成了一年级，小宝从三岁变成了四岁。

她都没在。

回宿舍收东西。

东西不多，一个编织袋，就是来的时候带的那个，红白蓝三色，街上两块钱一个。

十四个月前她往里面塞了三件换洗衣服、一双拖鞋、一条毛巾、一瓶洗头膏、一袋卫生巾、一个充电器。

现在往回收，也差不多还是这些东西。

衣服多了两件——一件是厂门口夜市上买的T恤，十五块，穿了一个夏天，领口已经松了；另一件是过年的时候同宿舍的小周送她的一件抓绒卫衣，说自己买大了穿不了。

赵丽红知道不是买大了，小周是看她冬天只有一件薄棉服，怕她冷。

拖鞋换了一双，旧的那双人字拖，鞋底磨得只剩薄薄一层，走在水泥地上能感觉到地面的纹路。

扔了，新的这双是菜市场尾货摊上买的，五块钱，橘红色，有点丑，但底子厚。

毛巾没换过，洗得发硬了，摸着像砂纸。

洗头膏用完了三瓶，都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九块九一大瓶，飘柔。

还有一样东西，来的时候没有，走的时候多出来的——枕头底下一个透明塑料文件袋，里面装着十四张工资条。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车间组长会把工资条发到工位上。

大部分人看一眼就扔了，赵丽红不扔，她每一张都留着，不是为了记账——她心里有账。

是为了……她也说不清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证明这十四个月是真的，不是一场灰扑扑的梦。

她把十四张工资条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第一个月，三千九，新人，产量没上来。

第二个月，四千一。

第三个月开始稳定在四千三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两百。

最高的一个月是今年三月，四千五百二，那个月赶货，连上了二十六天，每天十三个小时。

十四个月，总共到手，五万九千八百七十块。

转回家，四万二。

剩下的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块，花了一万五左右：吃饭、日用品、话费、来回寄包裹的快递费、给孩子买零食和衣服的钱。

最终剩在卡里的，两千九百块出头。

十四个月，攒下两千九。

她把工资条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回塑料文件袋，塞进编织袋最底层。

下午一点，她去厂门口的手机店买了一张火车票。

不是她自己买的，她不会用手机买票，手机店老板帮她操作的，收了十块钱手续费。

“东莞东到合肥，硬座，明天下午一点二十的。”老板把手机屏幕转给她看，“一百五十三块，到合肥以后你自己转车回县里啊。”

赵丽红看着屏幕上的信息。九月十七日，13:20，东莞东——合肥，硬座，153元。到达时间：次日05:47。

十六个半小时。

她记得来的时候也是硬座，也是十六个多小时。

那时候车上人挤人，她抱着编织袋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两条腿被对面的人顶着伸不直，整夜没怎么睡。

旁边一个大姐打了一路的鼾，像拉风箱一样。

“要不要买卧铺？”老板问，“贵一百块，但能躺着。”

赵丽红想了一下，一百块，她卡里两千九。回去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厂里。

“硬座就行。”

晚上，宿舍。

她把编织袋收好了，放在床尾。红白蓝三色的编织袋鼓鼓囊囊的，但其实用手一提，很轻。

一个成年女人十四个月的全部家当，提在手里，大概七八斤。

小周从上铺探下头来：“丽红姐，你真走啊？”

“嗯。”

“回老家干啥？你不是说老家没活儿干吗？”

赵丽红把薄被叠好，那条褪了色的牡丹花薄被。“听说有个厂，在招人呢。”

“什么厂？”

“服装厂。“

“服装厂能挣多少？”

赵丽红没回答。她不想说“八千多“这个数字。还没进去呢，还没踩上缝纫机呢，还没拿到第一张工资条呢。说出来，像是在吹牛。

她这种人不吹牛，她只信到了手里的钱。

“反正，回去看看。”

小周沉默了一会儿。“丽红姐，你走了这个铺谁来睡啊？”

“厂里会安排人的。”

又沉默了一会儿。

“丽红姐。”

“嗯。”

“你能挣到钱最好，挣不到——也别回来了。”

赵丽红抬头看她，小周的脸倒挂在上铺边缘，额头上的碎发垂下来，眼睛亮亮的，说不清是灯光还是别的什么。

“待在家里。”小周说，“就算挣得少，待在家里。孩子——你不在，不行的。”

小周二十三岁，未婚，没有孩子。

但她在这间宿舍里听了十四个月赵丽红跟孩子视频通话的声音。

听了十四个月的“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听了十四个月的“信号不好“。

赵丽红点了一下头，没说话了。

九月十七号，下午一点二十。

东莞东站。

站台上人很多，九月不是春运，但东莞东站永远人多。

扛编织袋的、拖行李箱的、背着巨大双肩包的、手里提着桶装方便面的。

大部分是中青年，皮肤被南方的太阳晒成深褐色，手上有茧，眼睛里有一种共同的、不容易被辨认但确实存在的东西——疲惫。

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身体上的疲惫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是那种离家太久了的疲惫，那种过着一种悬浮的生活，脚底下没有根的疲惫。

人在东莞，心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某个县城，或者某个镇，或者某个村。

身体是出租屋的，技术是流水线的，时间是老板的，只有手机相册里那几张照片是自己的。

赵丽红扛着编织袋上了车。

硬座车厢，三人座靠窗。

她把编织袋塞到座位底下，坐好，把手机攥在手心里。

车还没开，对面坐了一个男人，四十来岁，黑瘦，手指粗糙得像树皮。

他面前摆了一桶“今麦郎“，还没撕盖子。他看了赵丽红一眼，没说话。

旁边坐了一个年轻女孩，二十出头，戴着耳机，低头看手机，指甲上涂着亮晶晶的指甲油，已经掉了一半。

火车启动了。

东莞东站的站台开始往后退。月台上的广告牌、等车的人、灰色的遮雨棚一一滑过车窗，越来越快，最后变成一条模糊的灰线。

然后是城市。密密麻麻的楼房、厂房、铁皮棚、高架桥、工地塔吊、商场广告、立交桥上堵成一团的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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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她看了十四个月了，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能看到，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现在她看了，隔着火车车窗，像看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世界。

城市渐渐退去，楼房变矮，厂房变少，田地出现了，河出现了，山的轮廓出现在天际线上，远远的，灰蓝色的，像一笔淡墨。

赵丽红靠着车窗，额头抵在玻璃上，玻璃被太阳晒得温热，有细微的震动从车身传上来。

她想起了一些事。

来东莞那天，大宝送她出门。

那时候他六岁，刚从幼儿园毕业，还没上一年级。他站在院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旧T恤，抱着赵丽红的腿不松手。

赵丽红蹲下来，跟他平视。“大宝你听话，妈妈过年就回来。”

大宝不说话，就是抱着她的腿，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眶是红的，但没哭。

他已经六岁了，知道哭没有用，这个认知太早了。

六岁的孩子不应该知道这种事，但留守儿童学什么都比城里孩子快——学会忍耐比学会拼音更早。

小宝那时候三岁，还不太懂，他被奶奶抱在怀里，伸着两只小手往赵丽红的方向够。

嘴里含含糊糊地喊“妈妈——妈妈——“，声调往上扬，像是在问一个问题。

赵丽红硬生生把大宝的手从自己腿上掰开，站起来，拎着编织袋——就是现在座位底下这个——转身就走。

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回过一次头。

大宝站在院门口，没动。就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看着她走远。

那个画面她记了十四个月。

每当焊排线焊到眼睛发酸的时候，每当月底算账发現又没攒下什么钱的时候，每当在出租屋里听到隔壁有小孩哭、心脏突然疼一下的时候——那个画面就会冒出来。

大宝站在院门口。

六岁的小身板，灰色旧T恤，两只手垂着，看着她走远。

这次回去，他站在院门口的时候，会不会跑过来？

会跑的吧。

应该会跑过来的。

火车晃了一夜。

赵丽红没怎么睡。不是睡不着——她太能扛了，十四个月里哪天不是沾枕头就着？是不想睡。

她不想浪费这十六个小时。

不是说她在做什么——她没拿手机刷视频，没跟旁边的人聊天，没吃东西（她带了两个面包，一直没打开）。她就是坐着，看窗外。

白天看田野、看山、看小站台上等车的人。

晚上看灯光、看公路上的车灯连成一条线、看远处村庄里零星的窗户亮光。

一千四百公里的风景，大部分时间是重复的——田，山，路，房子，电线杆。

但每经过一个小站、一个隧道、一个河流，她就觉得离家近了一点，近了一点。

对面那个黑瘦的男人在深夜两点钟醒了一次，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然后又揣回去了。

屏幕亮了一下，赵丽红看见他的锁屏壁纸是一个小男孩骑在一头牛上，背景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

他们对视了一眼。

谁也没说话。

都懂。

九月十八号，凌晨五点四十七分，合肥站。

天还没全亮，站台上的灯光是黄色的，带着凌晨特有的那种空旷感。

出站口的人群走得很快，脚步声在地道里回响，混着行李箱轮子碾过地砖的隆隆声。

赵丽红出了站，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

空气不一样了。

东莞的空气是潮的、黏的，带着一种化工厂和排水沟混合的甜腥味。

合肥的空气也不算好——车站广场上全是汽车尾气和早点摊上的油烟味——但她能闻出来，这是家乡的空气。

带着一点点干燥，一点点凉意。

秋天了。

她在车站旁边的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回青泽县的票。四十七块，大巴车八点发车，两个半小时到县城。

在候车室里等了两个小时。她买了一碗板面，五块钱，在塑料凳上坐着吃。

面煮得有点过了，汤底的辣油放得不多，卤蛋没舍得加。

但这是十四个月来她吃到的第一碗板面，她吃得很慢，把碗底的汤都喝干净了。

大巴车在省道上走了两个半小时。

车上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十几个。

赵丽红靠窗坐着，看外面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从水泥厂房变成红砖民房，从八车道变成双车道。

路越来越窄，树越来越多，山越来越近。

她看到了一块路牌：青泽县18公里。

心跳突然快了。

她没有任何理由紧张。这是她的家。她在这里出生、长大、上学、打工、结婚、生孩子。

但她心跳就是快了。像一个离家太久的人，在快要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突然害怕门里面的一切已经变了。

大宝长高了多少？小宝还认不认得她？公公的腰好一点了没有？婆婆的血压控制住了吗？家里的墙皮有没有又掉？

院子里那棵枣树今年结枣了没有？

这些问题她在东莞的出租屋里想过无数次，但在出租屋里想和在离家十八公里的大巴车上想，份量不一样。

越近越重。

上午十点四十分，青泽县长途汽车站。

她下了车。

汽车站还是老样子。一个两层的小楼，外墙贴的白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

门口停着一排电动三轮车和摩的，车夫们蹲在树荫底下抽烟，看见有人出站就吆喝：“去哪儿？走不走？便宜的！”

“去镇上，多少钱？”

“哪个镇？”

“杨树镇。”

“十五。”

“十块。”

“十二，走不走？”

“十块，不走我等下一趟公交。”

“……行，上车。”

摩的在县道上跑了二十五分钟。风从耳边灌过来，把赵丽红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她一只手扶着车架，一只手按着编织袋。

县道两边的田里有人在收稻子，九月中旬，正是晚稻收割的时候。

阳光照着金黄色的稻田，空气里有稻谷被碾压后的清香味，混着泥土和水的气息。

这个味道。

她深深吸了一口。

这个味道在东莞闻不到，在厂区闻不到，在出租屋闻不到，在任何一个离家一千四百公里的地方都闻不到。

摩的拐进了杨树镇的主街。

说是主街，其实就是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两边开着小超市、五金店、手机维修店、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两家棋牌室、一个卫生院。

路上走着骑电瓶车的人、推自行车的老人、追着跑的小孩。

一条黄狗躺在信用社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眼睛半睁半闭。

一切都和十四个月前一样。

又好像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赵丽红说不出来，也许是她自己不一样了。

在外面待了十四个月，被流水线打磨了十四个月，再看这条熟悉的街道，觉得它既小又亲切。

小到一眼能望到头，亲切到每一块褪了色的招牌都像老朋友的脸。

摩的在一个巷口停了。

赵丽红付了十块钱，扛着编织袋下了车。

巷子很窄，两面是红砖墙，墙头上趴着丝瓜藤。

地面是那种半水泥半泥土的路面，前两天下过雨，有些地方还有小水洼，水洼里映着天空。

她站在巷口，往里看。

巷子的尽头，右手边，第三家。铁栅栏门，门上挂着一把旧锁——没锁，虚掩着。

门口放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盆，里面泡着几件孩子的衣服，水已经凉了。

家。

门开着一条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