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662章 唐宁街十号的愁云

第662章唐宁街十号的愁云(第1/2页)

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上午九点整。

斯坦利·鲍德温坐在他那张代表着首相的椅子上，面前的长桌上摊着三份文件。

从左到右依次是：海峡军情简报、国内安全形势评估、内阁成员紧急通信记录。

三份文件的内容各有不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大英帝国正眼睁睁的在他的眼皮底下垮掉。

不久前，鲍德温才在白金汉宫吻了国王的手，从病重的麦克唐纳手中接过了这个曾经统治世界四分之一土地和人口的庞大帝国。

麦克唐纳临走时握着他的手，

“斯坦利，你要做的不是赢，是慢。”

“慢一点输。”

鲍德温当时觉得这位前任首相太过悲观。

他知道局势不好——谁都知道局势不好——但“慢一点输”这种话从一个工党首相嘴里说出来，总让人觉得是党派政治的惯性悲观。

现在他明白了。

麦克唐纳说的不是悲观，是事实。

“首相，”秘书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海军部已经把最新的海峡态势图送来了。”

“拿来吧。”

秘书把一张巨大的海图铺在长桌上。

鲍德温站起来，绕过桌子，站在海图前。

他的目光从朴次茅斯出发，沿着海峡的南岸一路向东，落在加莱－多佛尔一线。海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红色箭头——那是情报部门根据侦察机报告和海岸观察哨汇总的“对方舰艇位置推测”。

红色箭头排成三列纵队，从法国海岸线出发，沿着海峡中线向北延伸，像三把尖刀抵在大英帝国的咽喉上。

最靠北的那个箭头，距离多佛尔不到十二海里。

鲍德温盯着那个箭头看了整整十秒钟，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

“外交部那边，法国人怎么说？”

秘书的声音更低了：

“法国驻伦敦大使今天昨天早上被召回了巴黎，说是例行述职。但我们的人打听到，法国外交部拒绝就目前的军事演习发表任何官方评论。”

拒绝评论。

鲍德温在心里把这四个字嚼了一遍。

“美国呢？”

“刚刚华盛顿方面表示‘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罗斯福总统的新闻秘书说，总统将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问题。”

鲍德温睁开眼睛，嘴角扯出一丝苦笑。

罗斯福的“密切关注”，他已经听了两年。

每一次德国人把手伸向新的地方，美国人的回应似乎都是这四个字。

偶尔加几个词——“严重关切”、“深表忧虑”、“呼吁和平解决”。

然后用不了一年，那些“关切”和“忧虑”就变成了既成事实，美国人的反应不过是把措辞从“深表”换成“极为”。

他走回椅子前坐下，拿起那份国内安全形势评估，翻开第一页。

只看了三行，他的眉头就拧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多佛尔，防御工程工地，约三百名工人罢工，离开工地前往镇工会联络站。

现场未发生暴力冲突。

监工、包工头及国防部派驻军事顾问均提前撤离。”

鲍德温把这份报告摔在桌上。

他拿起第二份报告。

“利物浦，凌晨六时许，码头区出现群众集会，人数约五百人。

集会者打出红旗，呼喊‘打倒资本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等口号。

当地警方赶到现场时，集会者已在码头仓库大门上方悬挂红旗，并宣布成立‘利物浦人民委员会’。

目前当地局势仍在发展中。”

鲍德温的心里开始升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对局势的愤怒，对他无能为力的愤怒。

利物浦，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跨大西洋航线的枢纽，皇家海军西部防区的司令部所在地。

那里的工人在敌人还远在海峡对岸的时候，就已经挂出了红旗。

他翻到下一页。

“格拉斯哥，清晨七时左右，克莱德赛德造船厂工人停工，约两千人聚集在厂区广场。

有人宣读了告格拉斯哥工人书，声称伦敦的资本家已经抛弃了人民，人民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集会者成立了格拉斯哥工人委员会，并控制了造船厂的部分区域。当地驻军尚未采取行动。”

两千人。格拉斯哥。

鲍德温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克莱德赛德造船厂那些巨大的红色龙门架下，工人举着红旗，喊着口号，而他的军队和警察不知道在哪里。

也许他们也在等，等事情进一步明朗，等命令，等……等什么？等德国人来？

他有些不敢再往下想了。

秘书又走了进来，

“首相，刚刚收到的曼彻斯特的消息。”

鲍德温接过电报，匆匆扫了一眼，

“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约一千二百人集会。集会者冲击了市政厅，占领了市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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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警察局报告称，现场警力不足，请求军队支援。”

鲍德温沉默了很久。

曼彻斯特。

工业革命的摇篮，棉纺织业的中心，自由贸易的发源地。

那里有英国最古老的商会，最保守的工厂主，最坚定的自由党选民。

那里的工人曾经在宪章运动中举着旗帜走过街头，但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一百年后，他们再次举起了旗帜——只是这一次，旗帜是红色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军队呢？”鲍德温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陆军部怎么说？”

秘书犹豫了一下。

“首相，陆军部报告说，目前驻英格兰南部的机动部队正在密切关注海峡局势，暂时无法抽调大量兵力北上。

而且……”秘书咽了口唾沫，

“而且陆军部对士兵的可靠程度表示担忧。”

鲍德温猛地抬起头。

“可靠程度？”

秘书的声音压到了最低：

“据陆军情报处反映，目前驻多佛尔、朴次茅斯、南安普顿等地的部队中，已经开始流传一些……”他斟酌了一下用词，“……不正常的言论。”

“什么言论？”

“士兵们说，如果德国人真的打过来，只要在左臂上绑一块红布，就不用打仗了。”

鲍德温手里的钢笔掉在了桌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

左臂上绑红布。不用打仗。

鲍德温的脑子里轰地一声炸开了，他在一秒钟之内就听懂了这个传说背后的全部含义。

是士兵们自己在传递的信号。

他们在说：我们不想为这个国家打仗了，我们在给自己找退路。

而士兵永远是最先知道一个政权还能不能撑下去的人。

他们在前线，在军营里，在那些没有记者、没有议员、没有贵族的地方。

他们比任何政客都更清楚，自己手里的枪还能不能打响，自己身后的国家还值不值得守护。

“还有什么更糟糕的吗？”

鲍德温的声音已经平静了下来，平静得不像一个正在看着帝国崩塌的首相。

秘书打开手里的文件夹，一页一页地翻。

“利物浦的警察局报告说，他们局里有三名警员今天早上没有到岗，电话也打不通。邻居说天还没亮就看见他们拎着行李出门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鲍德温没有说话。

“伯明翰警察局报告说，有人在警署门口张贴传单，内容是呼吁警察不要向工人开枪，人民不是敌人，真正的敌人已经开始逃跑了。

措辞很有煽动力。”

逃跑的富人，动摇的军队，失踪的警察，占领市政厅的工人。

鲍德温忽然觉得很累。

麦克唐纳把这副担子交给他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在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转——“慢一点输。”

慢一点输的意思就是：

别指望翻盘，别指望奇迹，别指望那些被你的阶级压迫了几百年的人会在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突然变得忠心耿耿。

他们不会。

他们只会把门打开，把红旗挂出来，然后在你的尸体上跳一支你永远不会懂的舞。

“首相，”秘书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国王陛下要求您立刻召开枢密院会议。”

鲍德温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国王陛下大概也慌了。

乔治五世登基二十五年，经历过世界大战，经历过爱尔兰独立，经历过一九二六年大罢工——但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的首都在一夜之间变成前线，自己的臣民在争相逃亡，自己的军队在悄悄准备投降。

“告诉宫里，我会准时到。”

秘书转身要走，鲍德温忽然叫住了他。

“等等。”

秘书停下来，转过身。

鲍德温靠在椅背上，那张脸上写满了一个老人、一个首相、一个帝国最后的守护者的所有疲惫。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摆了摆手。

“去吧。”

秘书离开了房间，轻轻关上了门。

鲍德温一个人坐在空旷的首相办公室里，窗外的阳光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毯上投下一条细细的金线。

他忽然拿起桌上那份关于多佛尔工人罢工的报告，又看了一遍。目光落在最后一行字上：“监工、包工头及国防部派驻军事顾问均提前撤离。”

均提前撤离。

鲍德温自己早上收到消息的时候，南安普顿的船票已经涨到了四百英镑。

他毫不怀疑，此刻，那些在议会里高喊“保卫大英帝国”的贵族们，那些在报纸上撰写社论抨击“红色威胁”的报业大亨们，那些在俱乐部里喝着白兰地谈论“国家利益”的资本家们——其中不少人已经在路上了。

去加拿大，去澳大利亚，去南非——去任何英国国旗还在飘扬的地方。

而他，斯坦利·鲍德温，作为这个国家的首相，必须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