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217章 德国科学界的展望

第217章德国科学界的展望(第1/2页)

1922年12月22日，柏林达勒姆区，德国第一物理研究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穿着他标志性的毛衣，手指间夹着一支未点燃的烟斗，正俯身审视着一份复杂的数学推导。

爱因斯坦的对面坐着两个年轻人：二十二岁的沃纳·海森堡和三十五岁的埃尔温·薛定谔。

两人面前摊开的，是关于量子力学矩阵表述与波动力学表述初步构想的草稿。

“沃纳，你的矩阵很精巧，但缺少直观的展示。”

薛定谔说，

“我的波动方程虽然还在完善，但它至少给出了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画面。”

“图像？”

“埃尔温，我们讨论的是原子尺度。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自洽的数学工具，能计算，能预测。

实用，才是关键。”

“实用”这个词，在最近一年里，成了柏林物理学界常听到的词汇。

研究所的门被马克斯·普朗克轻轻推开。

他如今是德意志科学院物理数学部的名誉主席，也是研究所与国家科学委员会之间的重要联络人。

他身后跟着一位穿灰色西服、胸口别着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徽章的年轻官员。

“先生们，早上好。”

普朗克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和，

“打扰了。这位是施罗德同志，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基础物理项目协调员。”

施罗德微微颔首：

“爱因斯坦教授，诸位同志。很抱歉打扰你们的研究进程。

我来更新几个重点项目的资源分配情况，并听取简短进展汇报。”

自从红色德国成立，尤其是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改组后，韦格纳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力度空前，导向也异常明确。

研究所的经费、设备、甚至研究生的名额，都与“国家建设重点领域”挂钩。

爱因斯坦示意施罗德坐下，自己则靠在椅背上，

“那么，委员会对我们又有什么新的要求呢？”

施罗德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清单：

“第一，固体物理小组关于半导体材料电导特性的研究，委员会非常满意。

你们提出的‘能带理论’雏形，与国营电子管厂正在攻关的检波器性能提升直接相关。明年对此项目的预算会增加百分之三十，但委员会要求提交一份关于‘信号放大新器件’的可行性评估。”

“第二，核物理组的放射性同位素分离实验。

委员会批准了用于大型电磁分离装置的特别钢材和铜材配额。

但现阶段的研究目标，应明确集中于医学诊断和工业无损探伤等方面。相关的生物学和材料学合作单位已经指定。”

“第三，关于您爱因斯坦教授和玻恩教授主持的‘量子力学基础与物质结构’的综合研究。

委员会确定了此项目的长远价值。但希望您们能在年度报告中，加强关于该理论对理解新材料宏观性质的可能贡献的论述。另外，”

施罗德顿了顿，

“如果可能，在培养研究生时，可以适当引导一部分最优秀的人才，向实验物理的这几个方向分流。”

他递上另一份文件，列出了具体方向：高压物理、低温物理和高真空技术。

薛定谔微微皱眉：

“这么做是否会干扰到理论上的自由探索？”

施罗德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些：

“薛定谔教授，国家尊重科学的自主性。但目前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

每一个劳动马克的投入，都需要对人民有所交代。

纯粹出于好奇的探索在一个被强敌环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更集中的力量来应对。”

阅览室里安静了片刻。

爱因斯坦开口：

“我理解，施罗德同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217章德国科学界的展望(第2/2页)

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福祉。

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中，也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我们会提交符合要求的报告。”

爱因斯坦的话锋一转，

“不过，请转告委员会的同志们，过分强调‘立竿见影’，有时会错过最伟大的发现。

当年我对光电效应的研究，起初也只是为了理解一个‘小问题’。”

施罗德笑了笑，

“您的意见，我会如实转达。委员会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你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得到了远超其他领域的支持。

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国家相信你们，但也需要你们帮助国家。”

施罗德离开后，四个物理学家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的没错。”

海森堡突然说，他的手在一张草稿纸上快速写下几个矩阵元，

“如果我们能把量子规律用在设计更好的合金，或者更高效的电子阀门上，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理论只有在应用中才能真正绽放光彩。”

薛定谔叹了口气：

“我有些怀念在维也纳咖啡厅里辩论的日子了。”

普朗克走到窗前，望着研究所庭院里光秃秃的树木：

“时代变了，埃尔温。我们很幸运，新政权没有敌视科学，相反，韦格纳主席重视我们，给了我们继续工作的空间和资源。

代价是，我们的工作必须纳入一个更大的、被设定好的蓝图。

这或许不是最理想的学术自由，但比起战后的混乱和贫困，这已是难得的稳定。”

爱因斯坦重新拿起烟斗点燃，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烟雾。

“马克斯说得对。

也许这种‘有目的的探索’，反而会加速我们理解这个宇宙的奥秘。

压力，有时能产生最璀璨的钻石。只是……”

爱因斯坦望向窗外柏林的方向，

“希望委员会的同志们能给我们足够的时间，科学和革命一样，都不能拔苗助长。”

此时，在研究所地下室的实验区，另一个实验性项目正在紧张进行。

在由厚重混凝土屏蔽的房间里，莉泽·迈特纳和奥托·哈恩正在操作一台改进型的云室，观察α粒子轰击不同轻元素产生的径迹。

他们的研究被归类为“核物理基础与应用探索”，经费来自“国家医疗与工业检测技术发展基金”。

墙上贴着标语：“科学服务于社会主义健康事业与工业生产安全”。

在隔壁的低温实验室，研究人员正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液氢冷却装置，记录着各种金属在极低温下的电阻变化。

他们的目标是寻找可能存在的“零电阻状态”，并评估其“在高效电力传输与强电磁铁制造方面的潜在价值”。

实验室日志的扉页上，印着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基础物理项目的指导原则：

“从自然规律中，发掘建设新世界的钥匙。”

楼上，海森堡和薛定谔重新埋首于他们的公式，争论仍在继续，但两人的探讨里都下意识地将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可能通向“实用”的数学分支。

爱因斯坦则踱步到黑板前，写下了一个关于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新想法——这个想法，或许将来在某天会与“半导体”和“放大器件”产生意想不到的联系。

在这个红色的德国，物理学没有失去它的深邃与优美，它被赋予了一层新的光谱——

一层与国家的生存、发展、崛起紧密相连的实用主义光谱。

天才们依然在追逐宇宙的真理，但他们的脚步，如今踏在一条被仔细规划过的、通往“人民福祉”与“国家实力”的道路上。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实验，不仅关于物理，更关于科学在一个全新社会制度下的命运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