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144章 西克特的思想改革之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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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在一天天，一周周的过去。

西克特以他惯有的冷静观察着，不仅观察环境，更观察着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的面孔。

政治理论课不再仅仅是忍耐的对象。

西克特注意到，曼施坦因虽然依旧对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保持距离，但当课程内容涉及到“国家资源动员与分配”、“战时经济统筹”时，他记录的笔触会明显加快。

西克特似乎开始将这套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作为一种独特的、可供分析的“国家战略机器”来理解，试图找出其运作的逻辑和潜在的效率节点。

有一次，在关于“工农业剪刀差与原始积累”的讨论后，曼施坦因甚至在私下对西克特低语：

“将军，如果新的德国政府能有效解决粮食和工业原料的调配问题，其战争潜力……或许不容小觑。”

这是一种剥离了政治立场后，纯粹基于能力和资源的战略评估。

古德里安的变化更为外显。

他依然对政治口号有些不耐烦，但古德里安找到了一种将新思想“技术化”解读的方式。

当学习到“人民革命军强调指战员主观能动性”时，他兴奋地将其与他梦想的装甲部队联系起来：

“看！他们也需要基层单位在混乱战场上独立判断、快速反应！这正符合装甲突击对下级指挥官的要求！政治委员？如果他们不干涉战术细节，只负责确保士气，那或许也不是坏事。”

古德里安甚至开始向讲课的政治教员提问——问题全都围绕着新技术兵种在“新军事体系”下的指挥权限和后勤保障。

他的热情，正逐渐从对旧体系的怀念，转向对在新体系内实现其军事构想的可能性上。

隆美尔则更注重实际效果。

学院组织他们观摩了一次人民革命军的连级战术演习。演习中士兵展现出的高昂士气和灵活的班组协同，明显触动了他。

放风时，隆美尔不再仅仅评价单兵素质，而是开始分析：

“他们的政治动员，确实能让士兵明白为何而战，这比单纯的命令更有效。他们的部队纪律虽然有些繁琐，但确实有助于维持战线后方的稳定。”

隆美尔私下里对西克特坦言：

“将军，我依然不怎么认同他们的主义，但我无法否认，他们找到了一些……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方法。一个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士兵，更难被击溃。”

对隆美尔而言，能提升战斗力的东西，就值得严肃对待。

即使是冯·洛索夫这样顽固的老派人物，在一次次读到关于共和国如何利用“生产建设兵团”修复铁路、如何在资源极度匮乏下通过配给制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的报道后，也不再轻易地斥之为“胡闹”。

一次晚餐时，冯·洛索夫难得地没有抱怨食物，而是望着窗外已然恢复秩序的柏林街道，喃喃道：

“至少……他们没有让整个国家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看起来比我们最后那几个月做得要好一些。”

这是一种很低的要求，但相比于最初的完全否定，已经是一种微妙而现实的变化。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前近卫军将领冯·德·戈尔茨男爵就是铁杆的抗拒者。

他将发放的学习材料直接垫在床脚下，公开宣称“绝不与弑君者和秩序的破坏者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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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讨论中，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就用最刻薄的语言讽刺新政权的一切政策，认为这都是“粗鄙者的胡闹，必将导致德意志文明的彻底毁灭”。

他的周围聚集了几个同样态度强硬、以“忠于皇帝”自居的年轻贵族军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散发着负面情绪的孤岛。

对于冯·德·戈尔茨这类明确且公开的抗拒者，学院方面的应对方式冷静而高效。

一名安全委员会的军官会单独找他谈话：

“冯·德·戈尔茨先生，学习和反省是你们当前唯一的任务。

公开的敌意和煽动性言论，不仅违背了韦格纳主席给予你们机会的初衷，也触犯了共和国的安全条例。

继续这种行为，将导致你个人待遇的改变，以及可能的……隔离审查。”

与此同时，学院加强了对他们这个小圈子的监视，并刻意在分配学习小组和宿舍时将他们打散，切断其影响力。

这是一种明确的信号：有限的容忍只给予愿意保持基本配合态度的人，公开的挑战将面临直接的、不容商量的压力。

其他大多数老派军官则处于洛索夫和戈尔茨之间的灰色地带。

他们内心依然充满怀疑、不屑甚至仇恨，但严峻的现实和戈尔茨等人的遭遇让他们学会了暂时的沉默和表面的服从。

西克特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明白，共和国对待他们的策略是分化的、务实的。对于可能转化的军官通过持续的暴露和现实教育进行潜移默化；对于潜在的、可利用的专业人才则提供专业上的接触点，引导其才能为新体系服务；而对于戈尔茨这样冥顽不化的死硬派，则采取明确的压制和孤立，防止其成为抵抗的核心。

这套组合拳并不华丽，却异常有效，它正在一点点地侵蚀着旧军官集团的心理防线，将他们推向各自不同的未来。施密特那句“观察和评估”的话语，此刻在西克特听来，充满了冷酷的实践意味。

西克特自己呢？

他依然保持着谨慎和距离。

但他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用韦格纳政权面临的现实困难——西方封锁、内部整合、经济重建——来评估其各项政策的合理性。

西克特不再仅仅视其为“叛乱者”，而是作为一个需要应对极端复杂局面的“执政集团”来审视。

当他阅读到韦格纳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专业化人才对于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性”的论述时，他甚至产生了一丝荒谬的认同感——这与他过去试图在旧帝国框架内推行军事现代化和总参谋部高效运作的某些思路，在“实用主义”的层面，竟有隐约的相通之处。

年轻的军官们更快地适应了这种“再评估”式的生活，因为他们背负的历史包袱更轻，对未来的职业期许却依然存在。

学院的高墙和铁丝网可以禁锢他们的身体，却无法完全阻止思想在事实与逻辑的碰撞中悄然演变。

西克特清楚地意识到，一种缓慢但深刻的转化正在这群帝**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心中发生。

他们或许永远不会成为**狂热的信徒，但他们很可能在未来，成为这个红色德国可以“有限度使用”的专业人才。

而这一点，恰恰是韦格纳和施密特这类人最高明，也最令人不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