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145章 西克特的思想改革之路4

第145章西克特的思想改革之路4(第1/2页)

西克特开始不自觉地，去审视韦格纳政权推出的每一项政策。

当关于《土地改革法修正案》和全面推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详细文件传达到学院供他们“学习研究”时，西克特没有像冯·德·戈尔茨那样立刻斥之为“对私有财产的亵渎”，而是试图去理解其背后的逻辑。

一天晚上，阅览室里，几位军官围在一份报道格利恩艾克村合作社使用拖拉机进行春耕的《红旗日报》周围，讨论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看看这个，洛索夫，”

西克特指着报道和旁边的政策摘要，

“他们将分散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起来，引入机械。如果这种方式能普遍提高粮食产量，那么……”

“那么就能养活更多人口，并为工业提供稳定的原料和市场，”

曼施坦因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接口道，

“将军，这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主导的资源整合和效率提升。虽然过程必然伴随混乱和抵制，但其战略目标——实现粮食自给并释放劳动力——是清晰且……符合国家利益的。”

曼施坦因已经下意识地用“国家利益”这个更中性的词，替代了原本可能使用的“帝国”或“王朝”。

“国家利益？曼施坦因，你也被他们洗脑了吗？”

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是前总参谋部后勤局的法尔肯海因上校，

“这根本就是一场豪赌！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和农具，指望那些笨重的铁疙瘩和所谓的‘集体劳动’能创造奇迹？一旦失败，就是全国性的大饥荒！

而且，这彻底摧毁了私有财产权，动摇了社会秩序的根基！没有土地私有的激励，农民哪来的生产积极性？”

“积极性？”

古德里安插话道，

“法尔肯海因上校，当个体农民还在用马拉犁的时候，谈论积极性意义有限。看看这报道上说的，‘人民牌’拖拉机深耕的效率是畜力的几十倍！集中土地才能大规模使用机械，这是工业时代的逻辑！

如果我们未来要建立机械化的军队，就需要强大的拖拉机和卡车工业作为基础，而稳定的农业产出是维持这一切的前提。

我认为，从长远看，这是正确的方向。”

“方向正确？过程呢？”

出身东普鲁士容克家庭的梅克伦堡少校冷冷地说，他的家族很可能正在经历土地的“国有化”。

“我的父亲、祖父世代经营着我们的土地，我们了解每一寸土壤的习性。现在，一群柏林的官僚和所谓的‘工作队’，要把我们的土地并给那些从前只会种自己一小块地的雇农，用统一的、僵化的方式去管理？

这不仅是抢劫，更是对农业知识和传统的践踏！我敢打赌，最初几年的混乱和减产绝对不可避免！”

“梅克伦堡少校，你说得对，混乱可能不可避免。”

隆美尔双手抱胸，开口了，他的目光仍停留在报纸上那张合作社社员列队出发劳动的照片上。

“但是，请看看他们的组织。像军队一样编组，统一指挥，任务明确。如果这种组织度能够保持，并且配以合理的激励——比如报道里提到的‘劳动工分’制度，那么它有可能克服个体农民的散漫，形成一股强大的生产力量。

在战场上，纪律严明的营往往能战胜一群各自为战的勇士。农业生产，或许也是同理。关键在于执行者的能力和决心。”

“而且，”

西克特再次开口，他综合了各方的观点，

“我们不能只从我们熟悉的旧世界视角去看问题。旧的土地制度，确实在战争后期无法有效动员粮食资源，加剧了城市的饥荒和动荡。韦格纳政权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活下去，是稳住政权。

他们选择了一条激进的道路，用集体化来确保粮食这一战略物资的控制和分配。这很残酷，但……从国家生存的角度看，或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绝望环境下的选择。”

西克特顿了顿，环视众人：

“我们在讨论的，不仅仅是一项农业政策。我们是在试图理解一种全新的国家运作逻辑。

它是否高效，能否持久，时间会给出答案。但无论如何，否认它正在发生，并且已经展现出值得我们严肃对待的组织力和执行力，无疑是愚蠢的。”

一群人争论不休，谁也没能说服谁，只能不欢而散，阅览室里陷入了沉默。

正方、反方、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务实评估，都已经被摆上了台面。这场讨论没有改变任何人的根本立场，但它迫使这些前军官们，不得不超越简单的愤怒或鄙视，去更深入地思考这个红色政权的内在逻辑和潜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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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韦格纳本人的争论，在一次关于新颁布的《劳动法》和工人权益保障条例的讨论后，变得更加深入和激烈。

军官们自发形成的讨论圈子里，观点交锋尤为尖锐。

“我仔细研究过韦格纳公开发表的讲话和文章，”

曼施坦因首先发言，

“他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他善于将复杂的理论用最朴素的比喻讲清楚，这背后是一种极强的实用主义和目的导向。”

“不仅如此，”

一位研究过韦格纳早期在士兵苏维埃中发言记录的前情报军官补充道，

“韦格纳这个人极其重视调查研究。

他在推行土地改革前，据说亲自花了大量时间走访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了解实际情况。

他有一句话流传很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和我们过去那些坐在总参谋部地图室里，仅凭报告和推想来决策的作风，截然不同。”

“这正是他的可怕之处！”

保守派军官冯·海因里希伯爵，激动地反驳道，

“他不像那些只知道喊口号的狂热分子，他懂得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他用那些泥腿子和普通士兵能听懂的语言，把最激进的思想灌输给他们！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蛊惑！看看他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把我们放在这里‘学习’！他在试图瓦解我们的意志，从内部攻克我们！”

“伯爵先生，或许我们该换个角度看，”

西克特平静地介入争论，

“你所说的‘蛊惑’，在另一个层面，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非凡的‘政治动员能力’？

他能够触及并调动我们过去完全忽视，或者说无法有效利用的社会力量。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在战争后期所缺乏的吗？士兵不知为何而战，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将军，您这是在为叛逆张目！”

冯·海因里希伯爵脸色涨红。

“不，我是在试图理解对手，”

西克特冷静地纠正他，

“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的下一步，才能思考我们自己的位置。

我认为，韦格纳最核心的特质，在于他将高度的理想主义与极度的现实主义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有一个宏大的终极目标，但他实现目标的每一步，都立足于德国的现实土壤。

他懂得妥协，比如在与英国人的秘密交易中；他也懂得在必要时采取最残酷的手段。我认为，他是一个……为了达成战略目标，可以灵活运用一切战术的顶级战略家。”

“我同意将军的看法，”

古德里安插话，

“而且他在军事上的直觉令人惊讶。他提出的作战概念，完全是颠覆性的。这需要对我们现有的步兵战术和后勤体系有极其深刻的理解，才能跳出框架进行思考。

这绝不是一个普通政客能提出的构想。我甚至怀疑，他身边有一个极其高明的军事技术智囊团。”

隆美尔则从战术层面补充：

“他在梅梅尔和匈牙利的行动，也体现了这种特点。既有战略上的大胆博弈，也有战术上的精细操作。他似乎很懂得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问题的道理。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高效。”

曼施坦因再次总结道：

“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主义者或残酷的暴君。他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一个深入基层的组织者，一个精通宣传的鼓动家，一个冷酷无情的战略家，一个注重实效的管理者，甚至对军事技术有着前瞻性的眼光。

他用我们无法理解的‘苏维埃’形式，重新凝聚了德意志的力量。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血与火，但我们必须承认……他做到了我们旧体制未能做到的事情——在废墟上，快速地重建了一个具有高度动员能力和明确方向的国家机器。”

这场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但韦格纳的形象在争论中变得更加立体、更加深邃，也更加令人敬畏甚至……一丝难以言喻的折服。

西克特沉默地听着，他心中的某种天平正在进一步倾斜。他开始意识到，韦格纳所代表的，或许不仅仅是颠覆，更是一种在旧秩序彻底失败后，德意志民族为求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一种极端而有效的探索。

而他，汉斯·冯·西克特，以及他身边这些才华横溢的军官们，他们的命运，似乎正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个探索过程产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