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第799章 勒罗伊

第799章勒罗伊(第1/2页)

时间回到十月十四日傍晚的巴黎。

马塞尔·勒罗伊把最后一份文件签完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开始泛黄了。

他放下钢笔，拧上笔帽，把文件放进“已处理“的托盘里，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

他的办公室在公共工程部三楼，靠东，窗外能看到圣拉扎尔车站的钟楼，钟面上的指针正指向五点四十分。

勒罗伊今年四十二岁，身材保持得不错，头发用发油向后梳得服帖，下巴刮得很干净，灰色的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白衬衫的袖口有一对银质的袖扣。

勒罗伊站起来走了几步，活动了一下腰——最近腰部总有些不舒服，大概是年纪到了，也可能是最近“活动“太频繁了。

他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看着楼下下班的人群三三两两从大门涌出来，有人推着自行车，有人夹着公文包，有人边走边点烟。

那些面孔他大多认得，都是同一个部的同事，有些人的名字他叫不全，但见面时总能笑呵呵地点个头。

勒罗伊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然后把桌上的内部电话拿起来，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两声，那边接了。

“喂，是我。“

勒罗伊的声音平稳，带着一种工作场合特有的公事公办的语调，

“今晚有空吗？出来聚聚？当然还是老地方了。“

电话那头说了句什么，勒罗伊笑了一下：

“行，那就七点半。记得带瓶好酒来。“

勒罗伊挂了电话，把听筒放回座机上，手指在话筒上轻轻叩了两下。

那两下叩击声不大，但节奏很轻快，像是一种无声的满意。

勒罗伊又在窗边站了几秒，脑子里已经在想今晚的事情了。

那个所谓的老地方就开在是圣日耳曼区的一间私人会所，对外名义上是几位退休的老干部合伙开的，实际上是他们这个小团体固定的碰头点。

会所二楼有一间带隔音墙的房间，晚餐通常吃得很简省——他们去那里不是为了吃饭的。

最近他手底下那个组里“用着“的那几个女人已经有些提不起兴趣了。

有两个年纪偏大，状态不太好；

一个最近有些抵触，虽然不敢明说，但每次碰面的时候眉头总是皱着。

勒罗伊想到这里皱了皱眉——不安分的人用起来就是麻烦，得找个机会让下面的人再敲打敲打了。

不过没关系。

勒罗伊今天打电话给莫雷尔那边的人，是想探探口风——莫雷尔这次被派去德国进修，回来之后多半要升，到时候他们这个圈子会更有话语权。

等莫雷尔回来了，再跟他聊聊，看看能不能通过新渠道“弄“到一些质量更好的人。

勒罗伊想到这里嘴角微微向上勾动了一下。

那些本本分分过日子、老老实实上班的女人勒罗伊最喜欢了。

这一类人的档案通常干净，不容易被调到，但正因为干净，才更有意思。

越是本分的人，被捏住把柄的时候越不敢动弹。

那种从惊恐到顺从的变化过程，每次都让勒罗伊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勒罗伊从窗边走回办公桌前，拿起外套穿上，对着墙角的一面小镜子整了整领带。

镜子里的脸方正、饱满，眉眼间带着一种长期处于管理层才会有的那种笃定。

他冲着镜子笑了笑，那个笑容体面、温和、无懈可击，然后他收起笑容，转身拉开了办公室的门。

走廊里还有几个人没走。

一个年轻的女职员正弯腰锁文件柜，看见他出来直起身打了个招呼：

“勒罗伊同志，下班了？“

“下班了。“

勒罗伊微笑着点了点头，声音放得又轻又和蔼，

“你们也早点回去，别加班太晚。

要记得身体重要。“

“好的，勒罗伊同志再见。“

勒罗伊沿着走廊往外走，经过几扇敞开的办公室门，跟里面还在工作的同事一一点头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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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正拿着一沓图纸比划着什么，看见他探出头来说了句

“勒罗伊同志，明天那份进度表我早上给您送过去“。

他摆了摆手说不急不急，明天下午也行。

一路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他又遇到了一个从外面进来的老同志，两人握了握手寒暄了几句天气和晚饭。

出门的时候门卫朝他点了点头，他也朝门卫点了点头，笑容温和，步伐从容。

街上的空气带着十月傍晚那种凉丝丝的味道。

勒罗伊在门口的台阶上站了半秒钟，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沿着人行道朝家的方向走去。

晚风迎面吹过来，带着十月巴黎特有的那种干干净净的凉意。

勒罗伊身边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经过，车铃叮叮响一两声，很快就远了。

勒罗伊没有去留意路边的车辆。

这也不奇怪——在巴黎，几乎没有人会期待一辆公车在门口等着接自己下班。

这已经成了欧陆各国公务人员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

这个习惯是从德国那边传过来的。

一九二八年，德国**召开十年大会，韦格纳在会上推动了一项关于“公务员日常生活规范“的决议，其中有一条写得非常明确：

下班之后，任何级别的公职人员都无权以公务名义调用公家车辆用于私人用途，包括通勤。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用车，须提前向部门纪律委员会申请并说明理由，经审批后方可调用，事后需报备用车记录。

当时的德国国内对此有过一阵讨论，有些人觉得小题大做，有些人觉得这是“让官员跟普通人一样过日子的必要姿态“。

但决议还是通过了，并且被执行得非常严格。

随后几年，这条规矩逐渐扩散到了欧洲大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体系里，法共在革命胜利全面接管国家行政系统之后，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德国同志们的这套规范。

一来是出于原则考量——公家的车是公家用来办公务的，跟私人生活之间应当有一条清晰的线。

二来，也是更为实际的原因：

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各国的公务员薪资标准与工人阶级的平均收入之间是直接挂钩的，国家在制定工资政策的时候就有意把两者的基准线拉平。

一个处级干部的月收入，扣除税和集体福利之后，大约和一名熟练技术工人的月收入相仿。

这足够体现岗位责任的不同，但远不足以让公职人员认为自己属于一个“高于普通劳动者“的阶层。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则鼓励有需要的公职人员用工资购买私人车辆，并且把国产汽车的价格控制在了大多数人负担得起的水平上——一辆最基础款的国民轿车，售价大约相当于一名工人四到五个月的工资，分期付款的话压力更小。

勒罗伊所在的小团体里七个人中有三个自己有车，但他本人一直没买——他的工资很大一部分用于维持那间私人会所的会费和“活动“的开销，买车的钱一直没有攒出来。

不过此刻走在街上，他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地铁口就在前方两百米处，几条线换乘一下，四十分钟就能到家。

晚风宜人，路灯初上，街上满是下班回家的人群，混在其中走一走，有一种融入洪流之中的、不易被注意的安全感。

勒罗伊踩上地铁站的台阶时，顺手把烟头扔进了垃圾桶顶端的沙盘里。

这时的勒罗伊脑子里想的是今晚会所二楼那间暖色调的房间、那瓶酒、那几道菜、以及结束后可以好好睡一觉的床。

他没有在想工作，也没有在想那个被派去德国进修的莫雷尔到底具体在哪个城市、学什么课程、什么时候回来——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不需要他操心。

他只需要等莫雷尔回来，等他们的朋友圈子再扩大一点，等他能接触到的资源和信息再多一些，等他能控制的“范围“再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