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唐人街写小说开始[六零] 3 《阿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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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华大楼，往前走几分钟，从路边一间商铺旁边的楼梯上去，杨乐怡的目的地就到了。

华侨文化社办公室不大，面积在四十到五十平之间，里面有一间小办公室，上面铭牌写着“主编室”。

外间两两相对摆着四张办公桌，但员工只有两个，都坐在左边的办公桌上。右边两张办公桌上面则堆满了杂物，当然也有不少未拆封的信件。

两个员工，一个年龄三十上下，穿衬衣，戴眼镜，瞧着挺斯文，正在看一份文稿。一个眉眼稚嫩，估计只有十七八岁，正在整理信件。

先回应杨乐怡的是年轻的那个，他放下手头的事，走近后先做自我介绍，再问：“你有什么事吗？”

杨乐怡同样做了个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想投稿。”

“你？！”

年轻人瞪大眼，上下打量杨乐怡，问，“妹妹仔你多大了？我们这里是杂志社，不是学校社团。”

杨乐怡问：“所以你们不接受未成年人投稿吗？”

年轻人被问住，挠挠头说：“那倒没有。”

杨乐怡从斜挎包里取出文稿，递向年轻人说：“这是我写的小说。”

办公室并不大，两人的谈话都进了郑鸿耳朵，原本他不打算管，接收新人投稿是阿兴的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从大量投稿中，筛选出认为不错的文章。

但他正在看的这篇文章内容空泛，没什么趣味，他的注意力很快被两人之间的对话吸引。杨乐怡话音里的自信，让他忍不住好奇她是否真对自己的作品这么有信心。

于是不等阿兴再开口，郑鸿便开口说：“把稿子拿给我看看吧。”

阿兴闻言不再迟疑，从杨乐怡手里接过文稿，送到郑鸿手里。

杨乐怡也跟着走过去，站在离郑鸿办公桌不远的位置。后者接过文稿，念出扉页的文名：“阿珍的故事？”

话落看一眼杨乐怡，指了指靠边靠墙摆放的长椅说，“你可以坐着等一会。”

杨乐怡应声，走到长椅前坐下。

阿兴虽然惊讶杨乐怡小小年纪就来投稿，但本性是个热心人，怕她口渴，很快倒了杯茶过来，又安慰说：“你不要紧张，郑哥人很好的。”

“谢谢。”

杨乐怡道谢，接过茶杯却只是捧在手里，没有喝。

其实像《华侨文阵》这样的小型刊物，经常有学生来投稿，其中也不乏未成年。但在未成年中，杨乐怡年纪也够小的。

而杨乐怡这个年纪的孩子，虽然从小就上华文学校，但这只是补充教育，学期内只每个周末上几小时课。暑假课程能安排得充足一些，但华文要学的太多，这点时间依然不够。

再加上学校教的虽然是国语，但老一辈会说的少，学生们回家后还是说粤语或者台上话。而到了学校，交谈又以英文为主。

学习时间短，加上没有语言环境，杨乐怡这一代的华人小孩，国语说得都不怎么样，更不必说华文写作。

也因为这样，来投稿的学生虽然不少，可过稿率并不高。

郑鸿见过太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学生，虽然好奇杨乐怡哪来的自信，但对她写的故事并不看好。

所以哪怕看到她递过来的文稿厚厚一叠，粗略估计至少有三万字，但他依然选择让她坐在一旁等待，而非回去等消息。

他认为，要不了五分钟，他就能告诉杨乐怡审稿结果。

但郑鸿再抬起头，已经是半个小时后，他已经看完了全部文稿，剧情断在关键点，像钩子吊住了他的胃口。

抬头时，他想说的是：“只有这么多吗？后面的内容呢？”

但当他看清椅子上的身影，发热的头脑便冷静了下来，到嘴边的话变成了：“这篇小说真是你写的？”

杨乐怡起身说：“是我写的。”

郑鸿想说怎么可能，虽然论文采，这篇小说谈不上如何斐然，甚至他回想起来，都想不出文里用过什么成语或者俗语。

而他们报刊发行量虽然不大，但销量一直很稳，在华文报刊行业小有名气，长期合作的作者中不乏辞藻华丽，诗歌散文信手拈来的。

跟那些人比起来，杨乐怡投搞的这个故事，文笔实在不算什么。

郑鸿想不起这个故事用了什么成语，但他能轻易回忆起，一些使用成语能读起来更干净利落的语句。

凭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国语词汇量不足。

可能有人会想，词汇量不足，这故事能好看？

但在实际写作中，用词精准与否，往往比词汇量是否充足更重要。

简短精炼是一种文风，辞藻华丽又是一种文风，大多数人很难两头都占，能在一方面深耕足以。

杨乐怡送来的这本小说，文风没有到简短精炼的程度，但已经有了雏形。有些部分表达上虽然累赘了些，但完全没有词不达意的废笔。

这种水平，别说唐人街的新生代，就算国内是从小受着熏陶长大的孩子，在杨乐怡这个年纪也很难达到。

但小说作者华文词汇量明显不足这点，又让郑鸿有点迟疑。

因为杨乐怡这个年纪，确实可能词汇量不足。至于她小小年纪用词便如此精准，可能是天赋？

想到这里郑鸿说：“我能问一问你今年多大了，在上几年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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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怡回答说：“十二岁，下半年升八年级。”

郑鸿闻言，心里意外又不意外，意外在于她下半年才上初二，不意外是她看起来就不大。

他继续问：“那能说说你爸妈都是做什么的吗？你怎么会想到写这个故事？”

作为一个编辑，郑鸿问得实在有点多。

杨乐怡也看出来了，郑鸿问这么多，本质上是不相信这篇小说是她写的。

对一名小说作者来说，这有点冒犯，但审核权在郑鸿手上，他点头与否，关系到她能不能拿到钱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杨乐怡没有表露不满，回答说：“我爸生前是一名厨师，我妈在洗衣店工作。”

郑鸿闻言，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抱歉，我没想到……”

杨乐怡没管他，继续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个故事，是以我爸妈为原型写的，也参考了邻居讲述的一些过去的事。”

写有原型的故事有点取巧，但杨乐怡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说写英文小说，最大的难题是她英语不够好，那么写华文小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原身华文不太行。

这种情况下，她突然写出一本原创华文小说，很难不引人注目。

而且写原创小说，题材选择也够让人头疼的。

写爱情？她这个年纪有点太早了。

写武侠？她华文“不好”怎么写？

写悬疑？这又涉及到知识储量。

如果经济条件宽裕，杨乐怡可能会再缓一缓，假期多请教华文学校的老师，再大量阅读一些学校有的书籍报刊，再适当表现她的语言能力。

等过完暑假，她的选择会多很多。

但现实让她没有铺垫的时间，她只能从最简单的故事写起。可怎么把简单的故事写得能打动人，又是难题。

恰好杨乐怡选择投稿报刊时，注意到这时候的文学类的报刊，倾向于写怀旧、华工、华人生活等小说。

写华工，杨乐怡很难比得上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怀旧更不必说，她前世是九五后。于是能写的只剩下华人生活。

经过综合考虑，并征得陈阿莲的同意后，杨乐怡决定写以原身，也可以说是她父母为原型的故事。

虽然故事内容有不少原创剧情，但整体参考了她父母的过去，如果有人问她怎么想到的剧情，完全可以用陈阿莲讲述的理由混过去。

至于历史背景，也可以用老一辈讲过来解释。

此外她还在用词上下了功夫，写作期间惯性用上的成语，在二次修改时全部改成短句描述，难写的词语也尽量替换成简单词汇。

要不是这样，三万字怎么也用不着她花半个月去写。

总而言之，杨乐怡写《阿珍的故事》不说百分百，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因为钱，夹杂的私人感情并不多。

但郑鸿不知道杨乐怡的想法，以为她会写这个故事，是为了怀念去世的父亲，心里不由更加歉疚。

他也不再怀疑杨乐怡不是小说作者。

没有作者会在遗失全部文稿后不去寻找，唐人街只有这么大，如果杨乐怡送来的是捡来的文稿，这事迟早会纸包不住火。

何况杨乐怡拿出的并非全部文稿，小说是不是她写的，看后面的内容质量有没有断崖式下降就知道。

想清楚后，郑鸿说道：“你写的故事很动人，感情也很真挚，很有感染力，但你送来的文稿好像还没有结局，我想问一下这个故事你总共打算写多少字？”

“预计十万左右。”

计划写十万字，不仅是因为杨乐怡觉得这是合适的长度，也因为她考虑过，如果能过稿，按照最低千字算，十万字的小说她能拿到两百美元稿费。

她家目前的房租是五十五每月，两百差不多够付四个月房租。

经济压力缓解后，她会花时间补英文，并尝试着给英文报刊投稿。

当然，哪怕她融合了原身记忆，以她的英文水平，短时间内过稿概率也不大。所以她想好了，如果英文年报看屡投不中，就继续投华文报刊。

虽然华文报刊稿费低，但蚊子腿再细也是肉，总能缓解她家的经济情况。

而有了《阿珍的故事》作为铺垫，后面她再写华文小说不必这么束手束脚，如果放飞后能写出一篇爆款，说不定未来一年半载，她都不用再发愁没钱。

郑鸿眉毛微拧，虽然他很喜欢这个故事，但十万字实在有点长。

他们杂志是月刊，文章篇幅通常在一万以内，知名作者才能得到更大版面。就算他向主编争取，每期刊登两万字，也要五个月才能登完这篇文章。

战线拖这么长，就算这篇文章刊登后反响不错，读者的热情也可能会被消磨掉。

但郑鸿回想自己看过的这三万字，确实离完结还长，如果要求缩减指数，可能会影响到整体观感，起反效果。

沉思过后，郑鸿说：“这样吧，主编回来后我会把稿子拿给他看，你留个地址我，有消息我找人送信过去。”

杨乐怡早做好了一天定不下来的准备，留了华文学校的地址给他，并说：“后天是周六，华文学校全天有课，你送信到那里，我肯定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