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殿下，你可千万不要死啊！ 第140章 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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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城的春天来得比苏州晚一些。

运河两岸的柳树刚抽出嫩芽，风里还带着从北边刮过来的沙尘，落在水面上，一片一片地泛着浑浊的涟漪。

码头上的脚夫们，正忙着卸最后一批漕粮，麻袋从跳板上扛下来，堆满了半个仓库。

岸边的茶摊上坐着几个歇脚的船工，一人端着一碗粗茶，拿袖子扇风，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今年的水情。

有人说运河水涨得比往年快，有人说看这天怕是要发水。

正说着，码头上忽然传来一阵骚动——几个正蹲在石阶上啃干粮的脚夫，同时抬起头往街口张望。

茶馆老板娘手里的铜壶，停在半空中忘了倒水，连河边的野狗都竖起了耳朵。

街口站着一个人。

头发乱得像一堆枯草，裹着一件不知从哪捡来的灰布袍子，袍角已经被磨得稀烂，在风里飘成几条碎布。

他赤着脚，脚踝上，有一道狰狞的旧伤疤，像是被什么东西砸烂过，又重新长好，骨节歪歪扭扭地突出来，每走一步，那只脚就往里拐一下。

他的眼睛倒是亮的，像是在看什么东西，又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他站在街口，仰头望着码头上新搭的接驾彩棚，咧开嘴笑了，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沙哑的笑声。

然后扯着嗓子，用一种凄厉的声音喊出来——“水来了，你们看啊，水来啦！一个都跑不了，一个都跑不了啊！”

码头上的人，只抬头看了他一眼便继续干活了。

他每天都来，站在街口喊同样的话，有时候喊“堤”，有时候喊“水”，有时候喊一个含混极听不清的人名。

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也没有人想知道。

有好事者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水疯子”。新来的脚夫头回见他，问旁边的老脚夫这人是谁。

老脚夫往地上啐了口唾沫，说一个疯子，以前是秀才，后来不知怎么的疯了。

新脚夫问怎么疯的。老脚夫摆摆手说谁知道，这年头疯了的还少吗。

沿街的铺子老板们知道的多些，卖炊饼的老张头说，这疯子以前常来买他的饼。

那时候还穿着干干净净的长衫，说话也斯文，后来不知怎么就疯了。

卖鱼的赵老四说，他去府衙告过状，被衙役打了出来，腿都打断了，爬起来继续跪在门口不走，跪了好些日子也没人理他，最后是被几个衙役架着扔到了街上。

后来他又去按察使衙门告，在门口跪了好些天，按察使的轿子，从他身边抬过去，连帘子都没掀一下。

他还去过盐运司，去过布政使衙门，去过扬州城里所有能告状的地方，每一次都是先在门口跪好些天，然后被架走，再跪，再被架走。

最后他大概也死心了，不再去衙门门口跪了，但他每天还是会来码头喊，也不知喊的是什么?

水疯子在码头上站了好一会儿，那些埋头扛货的脚夫，偶尔有人从他身边经过，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茶馆里的茶客们，更是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有一个外地来的布商多看了他几眼。

茶馆老板娘赶紧倒了杯茶递过去，说客官别看了，那是个疯子，天天在码头上喊什么堤啊水的，喊了好些年了，扬州城里，谁都认识他。

布商问没人管吗。

老板娘说怎么管，他又不打人不骂人，就是喊两句，府衙的人赶过好几回，赶走了第二天又来。

总不能把他关起来吧——不过听说以前也关过，关了好些天，放出来还是喊，后来看他是疯的不成样子，就没人管了。

堤疯子沿着运河边的小路往前走，脚踝上的旧伤，让他的走路一瘸一拐的，走的很慢。

他一路走一路嘟囔，仔细听能听出他在反复念着几个词——“堤”、“水”、“跑”，偶尔会忽然停下来，蹲在地上捡一根枯树枝，在地上画一些潦草，难以辨认的线条。

没有人看得懂他画的是什么。

几个半大孩子正蹲在巷口拍皮球，看见水疯子走过来，便一齐站起来。

其中一个胆子大的，从地上捡了块小石子朝他扔过去，石子砸在他肩膀上弹开了，他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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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孩子胆子更大了，又从地上捡了块更大的，旁边的同伴们齐声起哄。

石子砸在疯子的后背上，他僵硬地转过头看了他们一眼。

“看什么看，死疯子”一个孩子朝他扔了一块尖锐的碎瓦片，砸在他额角上，血顺着太阳穴淌了满脸。

他没有擦，只是站在那里楞了一会，然后垂下头，继续往前走。

他拐进了一条阴暗的巷子。

巷子尽头有一间破屋，屋门是坏的，关不严，冬天漏风，夏天漏雨。

屋里只有一张用砖头垫着腿的破床，床上一床薄棉被，被子里，躺着一个干枯的老妇人。

她的眼睛半睁着，瞳孔上覆着一层灰白色的翳，已经全瞎了。

她听见门响，偏过头朝门口唤了一声——“远儿……是你吗。”

苏远走到床边蹲下来，笨拙地把棉被往上拉了拉。

被子里，那具干枯的躯体轻得像一把柴火，隔着棉被能摸到骨头的棱角。

他嗯了一声，从怀里掏出一个旧的布包，打开来，里面是半块从粥棚讨来的粗粮饼，饼的边缘已经干裂发硬。

他把饼掰碎，一点一点地喂进老妇人嘴里。

老妇人嚼了两下，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溢出来，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往下淌。

苏远没有说话。

他仔细地喂着，像是在做一件这世上，唯一还能做的事。

喂完了饼，他给老母亲掖好被角，然后走到门口在门槛上坐了下来。

院子里堆着他这些年，捡回来的竹片和草纸，竹片是从码头上捡的破竹篓上拆下来的，草纸是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废纸。

他蹲下来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铺开，开始在上面写字。

他的字依然清秀有力，和多年前在府学里写八股文时一模一样。

他写了一遍又一遍，每写完一遍就把竹片拿起来对着光看一看，看完了，放下又继续写。

没有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写给谁。

他只知道自己在写，必须写，不停地写。

他写过很多很多遍，每写一遍，他就把纸塞进怀里，走出破屋，穿过巷子，走到扬州府衙门口，跪在石阶上，把状纸高高举过头顶。

没有人接，衙役们第一次来赶他时，还算客气，说府台大人不在，让他改日再来。

他跪着不走，第二次衙役们就不客气了，拿扫帚赶他，他抱着头缩在石阶上，背上挨了好几下。

第三次，衙役们直接把他抬起来，扔到街上，状纸从怀里掉出来落在石阶上，被风吹散，他爬过去一张一张地捡，捡完了重新塞回怀里。

后来衙役们学聪明了，不再打他，只是把他跪着的地方泼上水，让他跪不下去，他就在水渍旁边重新跪下。

再后来府衙门口不许他靠近了，只要他出现在街口，衙役们就远远地朝他挥舞棍棒，喊他滚。

他就不再去了，不去府衙了，但还是在写，一张一张地写，写完了就叠好塞进怀里。

他不知道这些东西能送去哪里，只是知道不能停下来。

他已经忘了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忘了那些人名，忘了那些数目字，忘了那些曾经写在状纸上的完整条文。

他脑子里只剩下几块，破碎零散的画面——水，好大的水，有人跑，有人叫，有人压泥里。

他记得一个声音，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的，那个声音在他耳边，一遍一遍地说着什么，像是在催促，又像是在哭诉。

但他想不起是谁了，他记得清楚的只有一件事只有——他必须写。

必须把这些竹片上的字写下去，一遍又一遍地写。

他坐在门槛上，往竹片上刻字，刻完了，他把竹片塞进怀里，站起来往外走。

走到巷口时他停了一下，抬头往码头的方向看了一眼——那里新搭了接驾的彩棚，红绸在风里飘着。

他不认得那是什么，他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继续走自己的路。

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巷墙上，茕茕孑立。

苏远他又嘟囔了一句话，只有风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