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重醴泉张弼士 第八章 米粮危机

第八章米粮危机(第1/2页)

1871年初夏，巴达维亚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铜锅，闷得让人喘不上气。

张振勋坐在账房里，面前摊着一本账簿，手里攥着一支秃了尖的毛笔，已经很久没有落墨了。账面上的数字他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每一遍得出的结论都一样——温记粮行的库存大米只剩不到三百担，而距离下一批暹罗米到港，至少还要四十天。

他放下笔，揉了揉太阳穴，站起来走到门口。

街上的情形跟前些日子不太一样了。往常这时候，正是米店最热闹的时辰，来买米的主妇、替东家跑腿的伙计，排着队在门口等着称米。可这些天，来的人少了，就算来了，手里攥着的钱也比以前少了，称米的分量也减了——以前一次买十斤的，现在只买三斤；以前买白米的，现在改买糙米。

打仗了。荷印殖民政府跟爪哇中部的苏丹国开战，消息是半个月前传过来的。据说苏丹的军队已经打到了三宝垄附近，荷兰人正在从各个殖民地调兵，爪哇岛上的粮食运输线几乎全断了。巴达维亚城里，米价一天一个样，前天涨两成，昨天涨三成，今天又涨了一成半。

张振勋站在门槛上，看着街对面那个卖椰浆饭的老太太收摊，扁担上挑着的两只木桶空空的，比往日早收了一个多时辰。她路过米店门口的时候，张振勋跟她打了个招呼。

“阿婆，今天的饭卖得快？“

“快啥快，“老太太用围裙擦了把脸上的汗，“米太贵了，我煮一锅饭的成本比以前多了一半，卖价又不敢涨太多，卖一碗亏一碗。再这样下去，我这摊子也摆不成了。“

老太太走远了。张振勋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他转身回了账房，重新翻开账簿，把那一行行的数字又看了一遍，这一次看得更慢，每一个数都在脑子里过了三遍。

温记粮行的库存不多，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好事是，一旦米价继续涨，手上的三百担米就是三百担现钱。坏事是，这三百担米卖完了，下一批货还不知道在哪里。

他正在盘算，前头店堂里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张振勋放下账本走出去，看见几个穿着荷兰殖民政府制服的人正站在店堂里，为首的是个矮胖的荷兰人，戴着一顶白色遮阳帽，腰间挎着一把佩剑，手里拿着一叠盖了红印章的纸。

“谁是店主？“那荷兰人的官话说得磕磕巴巴，但语气不小。

张振勋走上前去拱了拱手：“我是。请问阁下是——“

“我是巴达维亚总督府物资征用处的范德赫姆。“那荷兰人把手里那叠纸往柜台上一拍，“总督府命令，征用城内所有米商的现有库存，充作军粮。这是征用令。你的库存有多少？立刻报数。“

张振勋的目光落在那张纸上。纸的上方印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徽章，下面是一行行的荷兰文，他认出了其中几个词——“征用“、“军粮“、“限期三日“。他又看了看纸的右下角，那里盖着总督府的大印，红通通的，像一只睁着的眼睛。

“范德赫姆先生，“他说，语调不紧不慢，“温记粮行现有库存大米二百八十担。按总督府的征用令，是要全部征走吗？“

“全部。“范德赫姆板着脸说，“这是总督的命令。大米用于前线军队，战争结束后，总督府会按市价给你们结算。“

“按市价结算？“张振勋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什么市价？现在的市价，还是战争结束后的市价？“

范德赫姆皱了皱眉：“当然是战争结束后的市价。这是规矩。“

“规矩。“张振勋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心里却像被一根针扎了一下。他明白了——所谓“征用“，就是把米白拿走，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一张不知道有多少钱的“借条“。等战争结束，米价早不知道跌到什么地方去了，到时候结算的是战后的市价，跟他这批米现在的价值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心里转了好几个念头，面上却不动声色。“范德赫姆先生，总督府的命令我们自然遵从。不过，二百八十担米要清点、装袋、搬运，需要些时间。能不能宽限两天？后天一早，我把米备好，你们来拉。“

范德赫姆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后天上午，我派人来取。“他又补了一句，“别想着藏，被查出来，不是征用那么简单。“

“不敢不敢。“张振勋拱了拱手，把他送出了门。

等那顶白色遮阳帽消失在街角，张振勋把店门关上了。他回到账房，坐下来，拿了一支新的炭条，在包货纸上开始写写画画。他画的是巴达维亚周边的地图——城北是码头，城南有大片的村落，那些村落里住着爪哇土著，种水稻、种椰子、种各种热带作物。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几年前，温老板带他去城南的一个村落收过一笔陈年旧账。那村落的头人跟温老板有旧交，村里种的水稻除了自己吃，还有一些余粮。当时温老板还说过一句：“这些土著的村子，别看他们穷，粮食自给自足。要是城里断了粮，他们反倒是最有粮的地方。“

张振勋把炭条在纸面上顿了顿。他抬起头来，朝窗外望去。巴达维亚午后的阳光正烈，把街面上的青石板晒得发白，腾起一层热浪。远处隐约有炮声，闷闷的，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他放下炭条，站起来，出了门。

张振勋花了两天时间，跑遍了巴达维亚城南的六个土著村落。他骑着一匹租来的矮脚马，穿梭在椰子林和稻田之间，后脖颈晒脱了一层皮，嘴唇干得裂了口子。

第一个村子的人根本不让他进。村口的几个年轻人横着长矛拦住了路，用马来话朝他嚷嚷。他拿出在马车上准备好的几包盐和几块肥皂递过去，又用这两年学的马来话跟他们解释，说自己是城里的米商，想跟头人谈笔生意。那几个年轻人看了盐和肥皂，态度缓和了一些，其中一个跑进去通报。过了约莫半个时辰，他被带进了村里。

村头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瘦得像一截竹子，但腰板挺直，眼神锐利。他坐在竹棚底下，面前摆着一碗棕榈酒，也不请张振勋喝，只是上下打量着他。

“你是汉人。“老者用口音浓重的马来话说，“汉人来我们村子，不是收租就是收债。你要做什么？“

张振勋在老者对面盘腿坐下，把一袋东西放在两人中间，解开袋口。里面是白花花的大米，成色上等，是他在城里特意带上的。

“老伯，我不是来收租的，也不是来收债的。“他说，“我是来买米的。城里打仗了，米价一天一个样。我知道你们村里自己种水稻，有多余的粮食。我想买。价格比官价高两成，现钱结，不赊账。“

老者低头看了看那袋米，伸手捏了一撮，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放回袋里。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端起那碗棕榈酒慢慢地喝了半碗，然后把碗放下，抬起眼看着张振勋。

“你怎么知道我们有多余的粮食？“

“我猜的。“张振勋坦诚地说，“你们自己种地，不靠城里运粮。城里的米价涨多高，跟你们没关系。多余的粮食放在谷仓里，卖不卖都是放着。与其放着，不如换些现钱，买盐、买布、买农具。“

老者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用爪哇话跟旁边站着的几个年轻人说了几句什么，那几个年轻人听了，看了看张振勋，又互相看了看，然后转身走了。过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他们回来了，每个人肩上扛着一只麻袋。他们把麻袋放在地上，解开系口——里面是稻谷，饱满的谷粒在阳光下泛着金黄的光。

“我们有三百担。“老者说，“你出什么价？“

张振勋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三百担，比城里高出两成的价收，再在城里按市价往外卖，中间至少有四成的利差。更何况，有了这三百担，他在被征用之后手里还有牌。

“按现在城里市价的七成五收，“他说，“市价每天在涨，今天是七成五，明天可能是七成。你们越早卖，越划算。“

老者又看了他一会儿，慢慢地点了点头。

“成交。“

张振勋从马背上拿下一只布袋子，里面是他带来的现钱——银元、铜钱，还有几小块碎银子。他当着老者的面过数，一五一十，清清楚楚。老者看着那些银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枯瘦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意。

临走的时候，老者送他到村口，忽然说了一句：“后生，你跟我们以前见过的汉人不一样。别人来买粮，恨不得把价压到土里去。你给得痛快，算得也清楚。往后有生意，还可以来。“

张振勋翻身上马，朝老者拱了拱手。

随后，米店的伙计拉了马队过来装米。张振勋看着马队背上沉甸甸的麻袋，三百担稻谷换来的，不只是粮食，还有一条今后可以走的路。

他花了三天时间，把六个村子跑了个遍。有的村子存粮多些，有的少些，加起来一共收了一千二百多担——够他应付官府的征用，还有富余。

三天后的上午，范德赫姆的人来了。张振勋把二百八十担大米一袋一袋地搬上马车，当着来人的面清点得一清二楚，还让账房先生写了一式两份的收据，上面注明了“征用大米二百八十担，待战后按战时市价结算“。范德赫姆的人看了收据，确认无误，签了字，把其中一份留给了张振勋。

张振勋把那张盖了章、签了字的收据收进账房的铁皮箱里，锁好。然后他从后院搬出那批新收的稻谷，让伙计们连夜舂米、装袋，第二天一早摆上了店堂。

那天下午，“温记粮行新到白米，价平量足“的消息就在华人区传开了。街坊邻居们纷纷提着布袋来买，队伍从店门口一直排到了街尾。张振勋站在柜台后面，亲自给人称米，过秤的时候手稳得很，一分一厘都不少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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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排队的时候议论：“温记的米怎么比别家便宜？别家都涨了四成了，他家只涨了两成。“

“听说是他自己去乡下收的粮，绕开了官家的路子。“

“这人厉害啊，有路子。“

张振勋听见了，没接话，只是低头继续称米。称完了，把米袋递给买米的大嫂，又朝后面喊了一声：“下一位。“

他动作麻利，脸上挂着笑，嘴里还时不时地跟客人唠两句——闽南话、潮州话、马来话，见了什么人说什么话。排队的客人们被他招呼得服服帖帖的，原本因为米价上涨而焦躁的心情，也在他三言两语之间平复了不少。

那天晚上关门盘点，米卖出去了一百多担。伙计们累得瘫在椅子上，张振勋却精神得很，趴在账桌上算账算了半天。算完了，他把账本合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赚的不算多，但稳。而且，他今天卖出去的那些米，不光是生意，更是在巴达维亚的华人圈子里扎下了一根无形的根。那些提着米袋回家的街坊邻居，以后买米的时候，会先想到温记。

张振勋的“绕开官方、直连村落“的收粮办法，很快就被别的米商学了去。可他们学是学了，做起来却没有张振勋做得好——有的是语言不通，跟土著头人谈不拢价；有的是性子急，一进村就摆出城里人的架子，惹得人家不乐意；有的是贪心，压价压得太狠，人家不卖了。

张振勋不一样。他在那些村落里每回都带点小礼物——盐、肥皂、针线、布头，不值几个钱，但村里的妇人们喜欢。他进村之前先打听头人喜欢什么、忌讳什么，该蹲着的时候绝不站着，该等的时候绝不等不及。村里的孩子围着他转，他就从马背上的布袋里摸出几块糖来分给他们。几次下来，那些村落的头人都把他当半个朋友了。

可这份顺利，也让某些人看红了眼。

那天，一个荷兰年轻人走进了温记粮行。这人二十五、六，个子高瘦，脸窄窄的，下巴上留着一小撮山羊胡，穿一身浅灰色的西装，领口系着一条深红色的领结，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抬着，像一只巡视领地的公鸡。

张振勋正在柜台上给人装米，抬头看见这人进来，动作没有停。

“这位先生，买米？“

那荷兰年轻人没有回答买不买米，只是绕着店堂走了一圈，背着手，东看看西看看，最后走到柜台前面站定，居高临下地看着张振勋。

“你就是张振勋？“

“是我。阁下怎么称呼？“

“赫尔曼·范·赫尔德。“那年轻人把名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咬出来，像在念一份公告，“我哥哥是威廉·范·赫尔德，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张振勋把最后一勺米倒进客人的袋子里，系好口，递给客人，说了声“慢走“，这才把目光转向这个自称赫尔曼的年轻人。威廉·范·赫尔德——他当然记得这个名字。就是多年前那个差点让自己丢了命的橡胶园的园主。

当年，自己在暴风夜里逃跑，救了守卫长彼得的儿子。后来他才知道，是彼得向威廉·范·赫尔德求情，威廉才答应放自己走。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彼得，也不知道那个小小的金发男孩后来怎么样了。

“赫尔德先生，“张振勋说，“有何指教？“

赫尔曼把一只手撑在柜台上，凑近了一些，压低了声音：“我听说，你在乡下收粮食，收价比官价高。你知道你这么做坏了规矩吗？“

“什么规矩？“

“我们荷兰商人的规矩。“赫尔曼直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巴达维亚的大宗粮食贸易，从来是我们几家荷兰商行控制的。你一个中国商人，偷偷摸摸去乡下收粮，把市价打乱了，让我们怎么做生意？“

张振勋看着他那张趾高气扬的脸，心里头一点儿也不慌。他这些年在巴达维亚什么人没见过？荷兰人的官员、商贾、传教士、士兵，高高在上的见多了，像赫尔曼这样仗着哥哥的名头来充老大的，他还真没放在眼里。

“赫尔德先生，“他说，语气还是客客气气的，“温记粮行做的是小本生意，养活的是街坊邻居。乡下收粮是因为城里断了供应，我不收，街坊们就没米下锅。至于坏了规矩——“他笑了笑，“这规矩是谁定的？我倒是想请教一下。“

赫尔曼的脸白了一下，随即涨红了。他指着张振勋的鼻子说了一句荷兰话——张振勋听懂了，大意是“别以为有亨利给撑腰，就洋洋得意，你等着“——然后转身摔门走了。

张振勋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那扇被摔得乱晃的木门，脸上的笑慢慢收了。他把手伸进柜台底下，摸到那本翻烂了的《荷华词典》，手指在书脊上摩挲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赫尔德。他在心里把这个名字记了下来。这是个需要记住的名字。还有他身后的那个家族——那个差点要了他的命的橡胶园主，威廉·范·赫尔德。

那之后的日子，表面上平静，暗地里却不太平。

赫尔曼开始在巴达维亚的荷兰商界散播关于张振勋的闲话——说什么张振勋勾结土著村落的头人，私下囤积粮食，哄抬市价，趁战争发财。有几次，张振勋去码头接货的时候，负责检疫的荷兰官员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找各种理由拖延放行。张振勋心里清楚，这些背后都有赫尔曼的影子。

但他没有发作。他把每一笔生意都做得干干净净，账目清清爽爽，该缴的税一分不少，该办的凭证一份不缺。那些荷兰官员鸡蛋里挑骨头，挑了几回没挑出毛病来，渐渐的也就不再折腾了。

倒是赫尔曼自己先沉不住气了。有一天傍晚，张振勋从城南的村子收粮回来，骑着马走到半路，忽然从路边的椰子林里蹿出几个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为首的是个华人面孔的汉子，带着一口闽南腔的官话，手里提着一根木棍，朝他嘿嘿地笑。

“张老板，借一步说话。“

张振勋勒住了马。他扫了一眼对面——四个人，都拿着家伙，其中一个别在腰间的刀露出半截刀鞘。天已经快黑了，这段路偏僻，前后都没有人。他心里飞快地盘算了一下——硬拼肯定不行，跑又跑不过四条腿的人。

“几位，“他把马缰绳在手上绕了一圈，脸上笑呵呵的，“天都黑了，这是要劫道？我身上没带几个钱，要不你们搜搜？“

那领头的朝旁边的人努了努嘴，有两个人上来把张振勋从马上拽了下来，在他身上翻了一遍。翻出来的只有几块碎银子、一包剩了一半的糖块、一个装水的竹筒，还有一本被汗浸得发软的旧字典。

“就这点？“领头的失望地踢了一脚地上的土。

“我就个小本生意人，能有多少？“张振勋掸了掸身上的灰，“几位要是缺钱，我商行倒是有个活计，肯干的话，管吃管住，月钱——“

“少他妈废话！“领头的把木棍往地上一杵，“这是谁人的地盘，你心中有算吧，在乡下收粮了，得罪人了....“

“都是华人，何必动手”突然黑暗处闪出几个身影，带头的拿着木棍突进人群，挡在张振勋前面，其他人分开围到三人身后。

带着一口闽南腔官话的人，见势色不对，立马收了木棍，朝另外几个人一挥手，“这次你走运，今后好自为之！”，说着四个人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椰子林的阴影里。

张振勋站在路边，看着那一片晃动的、逐渐远去的黑影，又看着站在眼前的人，不禁喜出望外。

没想到这人正是黄阿福，其他的还有李显文、李显武兄弟，张文星，陈康，杨明虎，何宇成。当年暴风夜，和张振勋一起逃跑的七个人。

那天晚上，众人按预设的线路逃跑，成功逃到河对岸，又在对岸守了一夜也没等到张振勋。他们清楚，天亮后，橡胶园的守卫就会到对岸搜捕。

黄阿福与众人商议，先到附近村边的林子里藏着，等晚上再潜回橡胶园想办法救出张振勋。当天晚上，黄阿福和张文星先行，潜回了橡胶园，在几个关逃跑猪仔的地方也没看到张振勋。他们不甘心守到差不多天亮时，却听到有几个刚睡醒的华工在议论，才知道彼得竟然放走了张振勋。

黄阿福和张文星回到树林找回众人，说明情况，就各自散去，又相约每隔六月就在巴达维亚南部一个小村庄相聚，互通近况。

刚开始，橡胶园借助城里的警力对众人发出了通缉令，众人只好四处躲藏，艰难度日。后来，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就淡了，众人的生活也日渐稳定下来。他们也打听到张振勋的消息，但想着已今非惜比，更不想为其带来麻烦，所以一直没有找张振勋。

碰巧，前些天他们相聚，就听说张振勋最近一直在这几条村庄间奔走，做些买卖。黄阿福提议，这么多年没见，也想看看张振勋的近况，于是众人就来回这些村庄的路上等着。果然，就在路上看到张振勋，还帮他赶走了那些找麻烦的人。

张振勋大喜，把掉在地上的竹筒捡起来，把沾了灰的《荷华词典》在衣襟上擦了擦，重新揣回怀里。然后邀请众人到自己的裕和酒庄相聚。

他牵上马，和众人继续赶路，细说着这些年的经历。马蹄踏上回家的路，嘚嘚的声音在暮色中格外清脆。张振勋又转着念头想，今天的事情，肯定是赫尔曼指使的。这人做事太急，也太蠢，居然找华人来堵华人。这种手段，只能说明他心里没底。

既然赫尔曼已经出手了，张振勋就要做好应对的准备，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幅更加宏大的商业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