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重醴泉张弼士 第三十一章 选择

第三十一章选择(第1/2页)

十月下旬的南洋依然闷热。张振勋坐在裕和行新加坡分号的二楼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张《叻报》。报纸头版登着一条电报全文——武昌起义爆发，新军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起义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各省纷纷响应。他把那条电报读了三遍，目光在“武昌“两个字上停了片刻，又移到下一条消息上，那里写的是北京朝廷正在调集北洋军队，准备南下镇压。他没有把报纸放回桌上，而是搁在膝头，朝窗外望了一会儿，榕树的树冠在午后的日光下绿得发沉。

他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在南洋看到中法战争的消息时的心境——那时候也是一样的“打起来了“，只不过那时候打的是外敌，如今打的是自家。那时候他捐了十万两，带着南洋华商募了两百万。如今再听到“打起来了“三个字，他发现自己心里的反应跟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当天下午，两封信几乎同时送到了他的案头。一封来自清廷——湖广总督瑞澂的亲笔信，用火漆封口，言辞恳切，请他“为社稷计、为苍生计，慷慨解囊，共襄平乱“。另一封来自革命党——黄兴的信，用的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没有官印，没有头衔，措辞一样恳切：“清廷倒行逆施，天下苦之久矣。今武昌举义，四方响应。望张公以侨商之望，助革命一臂之力。“

他把那两封信并排放在桌面上看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来，放进了抽屉里，锁好。傍晚的南洋下了一场阵雨，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像无数粒细小的石子同时在敲打一面巨大的鼓。

三天后，张家的核心成员和几位老部下被召集到了槟城的住处——门眉上写着“光禄第”三个大字的大宅院，天井里种着一棵老榕树，树冠遮住了大半片天空。饭厅里摆了一张长桌，围坐了将近十个人。

张振勋坐在桌首。他没有穿官服，也没有穿洋装，穿了一件家常的灰布长衫，袖口卷到了肘弯以上，露出两只青筋微凸的小臂——那是几十年跟土地和账本打交道的痕迹。他把那两封信从信封里取出来，摆在桌上，让每个人轮流传看了一遍。

“武昌起事，各省响应。清廷和革命党都写信来要钱。你们怎么看？“

话音落下之后，桌边安静了一小会儿。最先开口的是跟了张振勋几十年的老部下，当年一起从橡胶园里逃出来的李氏兄弟，帮忙管理着南洋上百个种植园，见过大风大浪，做事向来谨慎。大哥李显文放下那封盖着火漆的公函，用指头在信封正面点了点，说：“掌柜，咱们做生意的，求的是稳。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少给一点——既不用表态，也不用担风险。等尘埃落定了，谁赢了咱们再跟谁靠近，也不迟。“

旁边还有张文星，管理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矿场；陈康和杨明虎，负责总账房工作。何宇成，管理着南洋无数的物业及码头。几个人点了点头。有人低声说“显文说得在理“，也有人端起茶盏来喝了一口，没有表态。

张彬郎站了起来，看了父亲一眼，张振勋心领神会，扬了扬手，示意他先不要说话。这时，张美郎从怀里拿出一份新到的《民立报》，翻到其中一版，指着上面的一段话：“父亲，您看看这个——各地商会、侨团纷纷表态支持革命。南洋这边，新加坡、槟城、巴达维亚，已经有十几个侨团公开通电响应了。如果我们再观望，等革命成功了，我们在南洋的地位就会变得非常被动。清廷的气数，已经到头了。“

“美郎，你说气数已尽——凭什么断定？“张振勋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没有情绪，像在核对一条账目。

张美郎没有急着答。他把报纸折好，放在桌面上，说：“因为清廷的官，已经不相信清廷了。“

这句话落下之后，没有人再出声。一直坐在张振勋身旁的黄阿福端起茶盏喝了一口，然后轻轻放下了。

张振勋扫了一眼桌边的人。有人低着头，有人在看窗外，有人拨弄着茶碗盖，发出细小的叮当声。他把那两封信拿起来，叠在一起，又放下，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件并不急着完成的事。

朱月芝看了一眼张元郎，张元郎才不紧不慢的说“我们做的是生意，是经营，不应参和到政局的纷争里，稳字当头，稳对我们最有利，朝廷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雨，还没倒下，相信这次也能安然渡过。他们想要钱，那两边都给些，两边都不得罪。”

张振勋看着朱月芝，问“这也是你的想法吗？”朱月芝轻轻地点了点头。

张振勋转过身，背对大家，默默的念着“我们都老了.....”

散会之后，张振勋在书房里关了三天。他推掉了所有会客，只在每天早晚各开一次门，让黄阿福送饭进去。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三天里做了些什么。

第四天早上，他走出书房。面容比三天前清瘦了一些，眼眶微微发黑，可目光依然平稳。他对等在门口的黄阿福说了第一句话——“备船，我要去烟台。“

他随身带了一封信，没有封口。信是写给黄兴的。信里只有两行字：“革命之事，振勋不谙政治，但知太平难得。今清廷失道，天下思变，振勋愿以微力助正义之师。款已另托人转汇，盼查收。“

他把信交给黄阿福，让他用最快的渠道送到收信人手里。然后他上了船，朝烟台的方向驶去，船尾的波浪在晨光中拖出一道长长的白线，像一笔刚落在纸面上的墨迹，正顺着纸的纹理慢慢地洇开。

船行在海上的时候，张振勋站在船尾，扶着栏杆，望着南洋的海岸线渐渐变成一条淡灰色的细线。

他想起很多年前在红头船的底舱里蜷着身子熬过的那二十多个昼夜。那时候他十六岁，不知道自己会活成什么样子。如今他七十岁了，站在自己的船上，身后有酒厂、有铁路、有银行，有一整个在南洋和中国之间架起来的产业，有一众以自己为核心的家族成员、还有那些数不清的在这产业里工作的伙记和他们背后的家庭......

一个月后，从巴达维亚汇出的二十万银元辗转到了黄兴手中。据当时革命党内部的一份支出记录显示：“十一月，南洋侨商助饷二十万，已收讫，充作北伐军费。“记录很简单，只有一行字，没有加任何形容词。张振勋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公开的感谢名单上。他没有要求署名，没有要求收据，只是让汇丰银行把款子转到了那个指定的香港账户上。

回到烟台后，张振勋每天都会在办公里独处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还吩咐老汤，在他独处时，不要让人打扰他。他在思考，在计划、在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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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已经是傍晚，天快黑的时候，他独自走下酒窖。他站在窖底最深处那排橡木桶前面，在一只桶盖上坐下来。窖里很安静，只有通风口传来的、均匀而轻微的空气流动声，像一整座地下的建筑在缓慢地呼吸着。他坐在那里，眼睛适应了昏暗之后，能看见那些桶的轮廓，一排一排的，像一支正在等待检阅的队伍。七十岁了，张振勋已到古稀之年，腰背不像从前那样挺直，走长路的时候膝盖会酸。可那些桶比他老得慢，它们里面的酒还在变，还在把那些葡萄汁液里的酸和糖慢慢地转化成一整瓶一整瓶的、可以被时间饮下的东西。

他坐在那排桶前面想，如果有一天这座酒窖上面的江山换了颜色，这些桶里的酒还是它们自己。风土在它们里面，时间在它们里面，那些被他从欧洲带回来、在烟台的土里扎下根、被虫咬过又被嫁接回来的藤，也在它们里面。

突然，脚步声从石阶那边传过来，是巴保。“张先生，您在这里。有人在上面等您。”

“谁？”

“张彬郎先生来了。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当面跟您说。”

张振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心想“时候到了。”他走出酒窖的时候迎面撞上了外面的灯光。张彬郎站在酒窖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系得有些歪，像是赶了很远的路。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跟平常不一样，像是刚从什么事情里出来，还没来得及收回全部的光。

“阿爸，”他说，声音压得很低，“孙先生让我来告诉您一声——清廷已经撑不住了。他在南京。他在筹组临时政府。”

张振勋站在门框下看着他的儿子。数年前他在新加坡那个深夜，在一份名单上签下了名字的人，如今他已经学会用“孙先生让我来告诉您”开头说话了。那个在门槛边上攥着帽檐的、有些紧张的青年人，此刻站在烟台秋夜的月光下，袖口的扣子没扣好，可他说话的时候那个音节稳得像一根被钉进木板深处的钉子。

“他需要什么？”张振勋问。

“钱。还有人。”张彬郎停了一下，“他说，如果您愿意，可以公开表态了。”

张振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表态的事我自有分寸。钱的事你跟老汤说，从他那里支出。”父子俩说着已经回到了酒坊的办公室，张振勋从放在角落的木箱里取出一样东西递给张彬郎，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信纸上只有三行字：“张裕酿酒公司股权总额之三成，由新政府支配。具体事宜，可由孙中山先生全权处理。”

张彬郎接过那封信的时候手顿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看父亲，想从那张脸上找到一丝犹豫或者迟疑，可他没有找到。那张脸在灯光下像一块被水流冲刷了太久的石头，所有的棱角都被磨平了，只留下最核心的那个形状。

“阿爸，”张彬郎把信收好，问，“您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的？”

张振勋想了想。“不是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的。”他说，“信是在路上慢慢变成的，不是哪一天哪一刻才变的，而是你走了足够远的路之后回过头来一看，才发现自己已经变过来了。”

张彬郎没有追问。他把信小心地折好放进内袋，朝他点了点头：“那我连夜赶回去。”他转身走出酒坊，跨上马，马背在夜色里一颠一颠地远去了，蹄声在土路上逐渐变轻，最后被夜风和虫鸣完全吞没了。他走的是烟台港的方向，那艘能在天亮前赶到上海的船还在等他。

张振勋站在酒坊门口，看着那片空荡荡的夜色。海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微咸的潮气，拂过院子里的石榴树和墙角那几排空酒瓶，发出细碎而清亮的声响，像很多只很薄的杯子正在被看不见的手轻轻敲着。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朝东山坡的方向看了一眼。天黑透了，看不见那些藤，可他记得它们长成什么样子，每年从光秃秃的枝条到满坡的碧绿，从满坡的碧绿到累累的果穗，从累累的果穗到最后一粒葡萄被剪下来送进压榨作坊。那个过程他看了十多年了，每年都一样，可每年也都不一样——同样的藤长出了不同的果实，不同的年份藏进了不同的瓶子里。路也是一样的，前人在前面开了口子，后人沿着口子继续往下挖，走着走着就开出另一条岔路来。他修了广三铁路的一段，他的儿子可能要去修另外的路，那些路会通向哪里他现在看不见，可他相信它们是会继续延伸下去的，像那些藤每年都会朝着光的方向伸出新的卷须。

他转身走回办公室，在桌前坐下来，把那盏油灯重新点着了。火苗从灯芯上升起来的时候，先是晃了一下，然后稳住了，在桌面上投下一圈匀净的、暖黄色的光。他坐了一会儿之后伸手进内袋，摸了摸那枚雍正通宝。铜钱还在，边缘被他摸了太多年，已经磨得圆润光滑，像一枚被海水冲刷了很久的小石子。他用指腹摩挲着它的边缘，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到那圈熟悉的光滑轮廓。那枚钱跟了他五十多年了，比他在烟台待的时间还久，比他在南洋待的时间还久，比他在世上所有的儿子和产业都更早地跟在了他身边。它见证过的变迁比任何人都多，可它什么都没说，只是安静地待在他胸口那个位置，一年一年地贴着他的体温。

他松开手，提起笔来在煤油灯的光下写了一封信，写给还在南京的孙中山：

“孙先生如晤：

弟张振勋自光绪三十二年初见先生以来，数载于兹。其间弟未曾公开表态，亦未曾参与任何一次集会。然弟始终认为——实业为体，制度为用。体与用不可偏废。今日政局将新，弟愿以张裕酒厂之实，为民国之新添一丝底气。

三成股份附函另呈。不计回报，不求署名。

另：弟有二子，皆受英式教育，一人懂船务，一人通洋文。若新政府需用之，弟愿遣往。此非代子择路，乃替新国添人。

——张振勋，于烟台灯下。”

这一年年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张振勋在张裕酒坊里收到那张报纸的时候，窗外东山坡上的葡萄藤正静默地站着，叶子落尽了，枝条在冬日的薄阳里像一幅被收尽了颜色的素描。

那片山坡他已经看了将近二十年，从荒草到藤蔓到果穗到霜枝，每个季节都看过，每种天气都经过。如今又要换一个季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