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心中更是控制不住的升起了寒意:皇帝說農夫寧可將自家的土地白白獻給別人、做別人的佃戶,寧可拿出五成的收入獻給主家,這不是罵人揭短嗎?最駭人的是,皇帝怎麽會知道這些?田畝收成,民間租佃分成,長於深宮的皇帝是怎麽知道的?方才還隻說高額田租,現在卻連詭寄投獻都說了出來......真是要撕破臉嗎?
大曌朝廷規定的田賦其實非常低,最常見的就是民田的三升三合五杓,也就是三分之一鬥,即令這田地貧瘠到極點,只能收三四鬥,幾十斤糧食,這麽低的田賦也不過是瘠田收成的一成,大約百分之十;若按常見的一石收成來算,大約也就是百分之三多一點。這樣的田賦,若沒有特權階層的一文不納,若沒有貪官汙吏利用權力勾連士紳的私加濫派,老百姓的日子可以過得很不錯。
當然,這裡面江浙是個例外,江浙作為張士誠的故地,遭受的是太祖懲罰性的重賦,大約是總收成的兩成,百分之二十。
前面蘇茂相說按田地肥瘠分等,其實大曌的田地等級多達數百等,劃分極細。而這極細的劃分,在皇朝的中後期並不能繼續給老百姓帶來什麽實惠。這極多的田地等級中,張士誠故地的稅賦等級是最高的。
但是,這些都是在沒考慮私加濫派和實際上由縣令與奸猾小吏說了算的徭役的情況下。
王戰看史書的時候也看了一些相關的研究性書籍和一些地方志的記載,枝枝蔓蔓的了解了許多細節,雖此時還沒有派出人手去大曌民間打探,但相類的時世,加上從那些流民新兵嘴裡得到的情況佐證,料來並無太大出入,因此才敢這樣說。
方才說到田賦與收成、說到“投獻者拿出五成的收入獻給主家”的時候,沒有一個大臣站出來反駁,也間接證明了這一點。
王戰看過的萬歷十三年的《順德縣志》就記載,在順德,佃農與地主五五分成,有佃農每畝向地主繳納九鬥,這也就證明,順德這個地主的田,一畝地畝產大概可達到一石八鬥。而廣東順德可是一年三熟,按年總收成五石四鬥算,年賦一鬥不過是總收成的五十四分之一,遠低於之前百分之三的朝廷稅率,更是遠遠低於民間田租至少百分之五十的實際稅率,隻相當於民間實際稅率的二十七分之一,可謂是天地相隔。
這還只是廣東地區的普通水平,絕對不是中上田的水平。
大曌承平二百多年,華夏百姓又是勤勞智慧,舍得下力氣精耕細作,又善於利用一切增加土壤肥力,糞肥只是尋常,吃剩的骨頭、螺殼,酒糟、糖渣、豆渣、油渣,蚌殼蠔灰、黑礬鹵水等等,所有這些東西都被利用起來,有機無機混合堆肥,令土地畝產比國初大幅增加,生產發展穩步向前。
江浙湖廣等地的普通水田,一年兩熟,一年所得水稻原糧、也就是沒脫殼的稻子穩定在四到六石之間,脫殼之後得到白米約兩石八鬥到四石二鬥之間,這是一年的總收成。而上田一年原糧產量則可達十石;廣東廣西一年三熟,最上等的水田,一年所得水稻原糧總收成可達十二石,脫殼之後大約八石五鬥。甚至有記載說全年三熟能達到驚人的十五石左右,脫殼之後就是十石五鬥白米。
在這種收成的地區,相比於民間通行的至少五五分成的田租,王戰新定的田賦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在王戰看來,這種五五分成的客觀存在恰恰也從側面表明,此時的官吏士紳勾結起來的私加濫派和沉重的徭役對農民的負擔究竟重到了什麽程度,才能讓農民接受五五分成這麽高的田租去做佃戶——這可是相當於百分之五十的稅率,一年的收成要拿出一半交給地主。
有些心黑的主家更要拿走六成七成,而老百姓居然還能忍受,更能說明問題。
而且不單純是收成和高額田租的問題,還有祖田的問題。此時的佃戶可不都是純粹的雇工,而是有很多農民將自己的祖傳土地獻給士紳地主,將地租交給地主,自己主動成為佃戶。
哪個農民願意將自己祖傳的土地獻給別人?不是賣,是“獻”,是白給主家。明知道朝廷在大部分地區的田賦稅率是百分之三,官田也不過百分之五,卻主動將自己的土地田籍獻給士紳地主、還要主動將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收成給地主,誰願意這樣?
這世上沒人願意,但田租與祖產的實情就是如此。
這還不算完,因為還有交不上銀子就形同無期的徭役。
大曌此時實際出工的徭役比國初少了許多,但並不是免除了,而是折成了銀子。你交上銀子,就可以在家過正常日子,交不上銀子,就要出人應役,說不定到多遠的地方去做工。而且如果你不能給負責派役的小吏和服役所在地的官吏足夠的好處,每三年一次、每次三個月的役期便形同無期,或長年不得歸家,或頻次極高的被派役,求告無門。
世代為匠做工的匠戶是如此,普通農戶也可能被突如其來的征發去做力役,民戶中除了儒戶、醫戶,其他的比如負責驛站的站戶、捕魚為生的胥戶也都是如此。
所以,民間百姓獻出祖田、主動投身為佃戶,對六成甚至七成的分成比例也願意忍受,目的只有一個:拿出至少一半的收成作為保護費,得到士紳地主讀書人的庇護,自己不再去向官府直接繳納田賦、不再需要直接面對官吏。因為只要不是自己去面對地方官吏的種種私加濫派和苦不堪言的徭役,即使只剩三成的收成,也能活下去。
這也只能說明一點:私加濫派和無期徭役的沉重幅度遠遠超過了地主給出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七十的田租,已經令得農民徹底活不下去了。
究其根本,大曌百姓困苦的實質就是:
士紳地主階層利用自家讀書子弟在朝做官的條件,利用基層官吏,從官面上壓下來極高額的私加濫派和無有盡期的沉重徭役,將百姓壓迫至窮困欲死;然後他們這些士紳地主又利用讀書人自身免賦稅免徭役的特權——並且這種特權還在無限制的擴大——以庇護者的面目出現,吸引著農民投向他們的懷抱,逼著農民接受至少百分之五十的田租,接受他們以免稅賦、免徭役特權形成的所謂“庇護”。
天下百姓的困苦,其實皆來自於這些嘴上時刻掛著民生疾苦的讀書人——“清流君子”和以抗顏直諫面目出現的大臣。他們所推行的一切,他們所享受的特權,成了困住老百姓的陷阱、深淵。然後在困苦不堪的老百姓面前,他們以庇護者、以世道良心的面目出現。
此刻,面對被揭開真面目的“詭寄投獻”,面對皇帝的恥笑和對田賦的詳細解析,他們俱是啞口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