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爐工人的工作在煉鋼廠已經算比較優越的了,除了有些炎熱外,至少沒有性命之虞。在這裡做工的大多是十幾歲的孩子和五十歲朝上的老人,偶爾也有像捷爾任斯基這樣的青壯年,他們往往是有些手段和身份的。
高爐旁的工人就沒有這麽幸運了,他們在整個工廠的核心,最為酷熱和窒息的中樞。尤其是負責清理鋼水包車間的工人,即便是沒有盛鐵水的冷包,溫度也常年在1000度以上,每年都會有倒霉的工人——也許是被熱暈了,掉進鐵包變成焦炭。他們連骨灰都不會有,工廠只會通知家裡,多支付一個月的薪水就算了事。即便如此,工廠老板也要私底下罵一句晦氣。
老板當然不是因為死人了而覺得晦氣,是因為要額外支付一個月的工錢才會罵人。
晚上八點,捷爾任斯基的換班時間到了。結束了一天工作的捷爾任斯基匆忙整理了一下自己後(實際上等於沒整理),就立刻來找已經等了一天的羅莎。
“好久不見,”羅莎和捷爾任斯基並肩走出了工廠,“最近都在工廠?”
“不想回俄羅斯,只能在波蘭找點工作了,”捷爾任斯基帶著羅莎來到了路邊的一個小飯館,“本來想繼續革命事業,但是被當地的警察抓進了監獄,直到沙俄覆滅後才逃出來。出來後想找組織和同志,但都杳無音信,一看報紙才發現俄國已經是馬爾托夫掌權了,於是索性就留在波蘭看看能不能掀起一場革命,沒想到就遇見您了。”
飯館裡面都是附近廠裡的工人:鋼鐵廠、機車廠和化工廠的男工、紡織廠的女工、還有不知道哪來的十幾歲的童工。男人**著上身,在燈光的照射下,流淌著汗水的身體黑的發亮。他們大多眼神空洞,滿臉疲憊,吆喝著找服務員要一大塊黑麵包、一碗不知道什麽東西做的糊糊,和一大杯水。
女工吃的要簡單一些,她們通常只要兩個土豆和一碗糊糊,若是吃不慣糊糊的就換成水。童工則是他們中間最讓人可憐的,他們的工資僅僅夠他們勉強餓不死——他們只能買一小塊麵包,若是今天在廠裡犯了錯,便連那一小塊麵包都買不起,只能想辦法撿別人剩的殘屑,或是去後廚偷東西吃了。
若是拿的錢多些的工人,或是組長、領班一類的人物,往往會再加一點黃油或一塊奶酪,這已經是這些工人夢寐以求的美食了。小飯館裡幾乎不賣肉,飲料也只有水和牛奶——有些女工會買牛奶喝。能吃得起肉的有錢人不會來這種館子,他們有的是地方可去。
捷爾任斯基和最普通的工人一樣,只要一塊麵包、一杯水和一碗糊糊,不同的是,他還會扣出一點零錢給路邊賣報的報童,買一張今天的報紙。羅莎要了一塊土豆和一杯牛奶,今天的報紙她已經看過了,自然不會多買一份。
“德雷克去了比亞裡斯托克省,”捷爾任斯基啃了一口黑麵包,隨口吐出一塊木屑,“看來聯邦現在也不是很太平啊。”
“是的,我覺得這是一個革命的好時機,所以我來找到您,想和您商量一下,”羅莎抓到了機會,連忙開口,“聽說您在華沙,社民黨想請您回來,一起籌劃在聯邦裡革命的事。”
“如果是革命,我自然應該奉獻出這副身軀,別無二話,”捷爾任斯基看著羅莎,那一雙鷹一樣的眼睛刀子一樣剜在羅莎的身上,“但是您似乎有別的想法,比如您下午說的思想革命什麽的。”
“沒錯,”羅莎開始解釋起思想革命的內涵,“波蘭、立陶宛和德國不一樣,德意志已經是工業化國家了,工人很多,革命的土壤也很肥沃;但是這裡還沒有完成工業化,工人少,農民也才剛剛從農奴中解放出來,貿然發起革命恐怕不會成功。”
“這個觀點很新穎,我有空會想想的,”捷爾任斯基翻過一頁報紙,“您今天來找我是為了一份報紙,這份報紙具體是做什麽的?”
“一份面向工人的報紙,擬定叫《工人事業》,主要是向工人傳播工農思想的,”羅莎吃了一口土豆,燉得很硬,只有一點鹹味,“您意下如何?”
捷爾任斯基沒有立刻回答她,喝了一口糊糊後,才緩緩開口:“好吧,至少比待在這運煤要革命些,已經找到發行人了嗎?”
“我們的老夥伴埃裡克,這次總共打算做兩本刊物,一個是面向學生的《星火》,另一個則是面向工人的報紙。”
捷爾任斯基聽到這裡,饒有興趣地抬起頭,用堅硬的麵包敲了敲桌子,思索了片刻,下定了決心。
“行,我同意了,”捷爾任斯基一口氣喝完了杯裡的水,“埃裡克還是個可信的人,大約什麽時候能把刊物辦下來?”
“至少要個把月,我們要準備一篇創刊詞和第一期刊物,任務還是挺重的,”羅莎說,“我這幾天想了很多,《工人事業》要好辦一些,我們對工人還是熟悉的,而《星火》則麻煩不少。該怎麽寫創刊詞,第一期應該刊登些什麽文章,這些東西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確實相當陌生。”
羅莎對學生的熟悉度並不高,從十幾年前開始,她就一直和工人待在一起,早已忘記了曾經是如何跟學生溝通的了。
捷爾任斯基聽了這話,不由得笑了出來。雖然他一直在工廠裡工作,但和羅莎不同,他經常抽空到大學裡去轉一轉,偶爾還和一些大學生聊天辯論。在很多大學裡都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一個穿著一身破皮衣,留著大胡子,帶著破氈帽的大叔會不定期出現在校園裡,和學生們討論歷史、文學和政治,很多學生都受益良多,甚至在這位大叔的啟發下完成了畢業論文。
“學生們都是很熱情的,但看不下去太枯燥的東西,”捷爾任斯基直了直身子,擺出一份認真的樣子,“這點和工人們是一樣的,如果只是寫工農思想的教義,他們多半是看不下去的,文章要精明,要出彩,要能吸引年輕人的眼球,抓住他們真正關心的東西。”
捷爾任斯基為羅莎分析了當前聯邦大學生關注的重點:政治。
直到波蘭獨立之前,君主製和共和製的論戰都是思想界的一大看點,即便現在正式確立了君主製,共和製的信徒們也絲毫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他們不遺余力地在各個場合宣揚民主共和的優越性,仿佛民主共和是一味萬能藥,只要采取了民主共和製就能解決國家和社會的一切問題。
“未曾經歷過社會的大學生很容易陷入到一種思想中走極端,你我也曾有過這樣的日子,”捷爾任斯基說,“但是這種極端是容易被扭轉的,只要一兩次失敗的實踐,他們就會在現實的打擊下恢復清醒。我認為在未來幾年裡,學生們會對這種一邊倒的鼓吹產生反感,所以我們必須從民主共和入手,從細節處慢慢地抨擊商業寡頭壟斷的,虛假的民主,然後等風向變化後再向學生們傳遞由工農為主體的,真正的民主。”
聽了捷爾任斯基的話,羅莎掏出了一個小本子開始記錄,這些事情她當然也知道,但從未想過該如何向學生傳遞這些信息。
“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用一種新的題材——小說,”捷爾任斯基提醒羅莎道,“您一定看過托爾斯泰和顯克微支先生的小說,這種題材深入人心,很受喜愛,如果能用小說的形式,傳達工農思想,必然能激起學生們的浪潮!”
“用小說的形式, ”羅莎把鋼筆抵在下巴上,思考了片刻,“對,用小說的形式,以一個工人的角度來描繪工人的生活、工作和困境,讓讀者們自己思考工農主義的意義!”
捷爾任斯基重重地點了點頭,他很了解學生,如果你單方面給他灌輸知識,他們大多數是不會接受的,但是如果你用小說、話劇的形式把現實表演給他們看,這些聰明的學生自會找到正確的路線。
“這樣,我辦刊就有思路了,”羅莎收起了本子,“您最近有時間去報社,先把報紙的事情做起來嗎?”
“既然我已經接過了主編的職位,自然應當努力地完成我手上的工作,”捷爾任斯基站了起來,吃完了手上的麵包,“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現在我們的刊物有多少成員了?”
“呃,”問到這個問題,倒讓羅莎有些尷尬了,“黨的成員大多還在利沃夫,華沙這裡只有我和蒂什卡,我現在擔任著《星火》的主編,所以報紙這邊……”
羅莎暗示地很明顯了,她也不是很好意思把“我們把你拉過來和我們一起辦刊物,但我們沒有人,也沒有辦公地點,也沒有刊號,這一切都要靠您了”這句極不負責任的話說出口。
“沒有人是吧,沒關系,”捷爾任斯基平淡地接受了這個結果,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從零做起了,“我思考一下,選幾個人和我一起建立一個編輯部,工廠這邊的活我就先辭了,幫我租個辦公室,我這兩天就開始工作。”
其實捷爾任斯基心裡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人選,但今天沒有時間找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