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南唐等來了機會:李守貞叛變。這同樣屬於第三個問題,即由內亂引發的外患,內部叛臣勾結外部勢力,干涉本國內政。
蜀、淮,一直以來都是中原王朝最頭疼的兩大頑疾。但後漢政權的最大外患還是北面的勁敵——契丹。
契丹雖然在經歷了“祖孫政權”,以“橫渡之約”和平解決爭端,隨後便進入了“後橫渡之約”時代,耶律阮同樣面臨暗潮澎湃的內憂內亂,但這絲毫不影響契丹對中原的覬覦。
一來是契丹的家底更厚,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便內憂纏身,也總能利用業余時間騷擾一下中原;二來是耶律阮也把發動對外戰爭當做轉移國內矛盾的手段。
後文將會詳細展開契丹的南侵動作。
除此之外,專業無賴三十年的荊南“高賴子”高從誨,也冒泡刷了一波存在感。一直以來,荊南都屬於地狹兵弱,在“十國”中綜合實力倒數第一,但這絲毫不影響“高賴子”們的雄心壯志。
高從誨深知劉知遠地獄模式的困境,竟然主動對後漢發動了侵略戰爭。這種行為就好比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阿三和七十年代末的越南。荊南小朋友不聽話,該打屁股嘍。很快,高從誨就被劉知遠教育重新做人。
潭州南楚政權最高領導人馬希范、杭州吳越國最高領導人錢弘佐於劉知遠入汴當年去世,同樣面臨著最高權力的轉移、過渡,自顧不暇。而且南楚與吳越國長期以來都是中原王朝的友好鄰邦,因為他們並不與中原王朝直接接壤,而是隔著後蜀、淮南、荊南。遠交近攻。
至於廣州的南漢政權,早就與中原老死不相往來,處於斷交的狀態,幾乎沒有交集,且地處偏遠,中原的動蕩無法波及嶺南。
福建的閩國政權,同樣是遠交近攻,迫於吳越國、淮南、南漢、南楚等國的封鎖、威脅,而始終尊奉中原王朝,同樣是因地處偏遠而“與世隔絕”。
綜上,這就是劉知遠面臨的內外交困的窘境。非常囧。
在撫慰詔書中,劉知遠表示大赦天下,釋放勞動力,恢復生產經營,恢復國內經濟;
凡是契丹人任命的官員,新政府一律予以承認,不再進行調動,請大家放心;
全國大免稅,去年拖欠的租稅一筆勾銷,汴州、洛陽各自方圓百裡之內免除今年夏季的賦稅;一百裡之外的地方,房屋稅減半征收;
凡是被後晉、契丹貶官的,還沒來得及動身赴任的就不必赴任了,貶官命令撤銷;凡是已經到了貶所的,量才錄用;
凡是之前被判流放的,一律赦免回家;凡是被抄家充公的,按照實際情況酌情放還……
新年新氣象,後漢雖處荊棘,百姓們卻仍然歡欣鼓舞,互相慶賀,瞧,還是咱們漢人天子愛惜百姓,不像那胡虜蠻酋。
契丹大軍撤退時,“第一島鏈”的最東部防線是相州節度使高唐英。聽到劉知遠南下的消息後,高唐英也成了識時務的俊傑,派人與劉知遠秘密接觸,表示願意獻城投降。
劉知遠當然表示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於是遞話給高唐英,只要他肯迷途知返,戴罪立功,以往的罪責自然一筆勾銷。
然而使節還沒有把這個好消息帶回相州,相州就發生了兵變,高唐英被殺。
契丹人之前指派了兩個禁軍將領——王繼弘、樊暉率軍駐防相州。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投降時,契丹人為了防止降兵反水,將這二十萬人的武器鎧甲全部收繳,打包送回契丹本土,原本打算將他們全部誅殺,在張礪、趙延壽的竭力勸阻下,耶律德光總算打消了大屠殺的念頭,但仍對他們不放心,於是將他們分批遣散到不同的地方,最大程度地削減他們的勢力。
所以王繼弘、樊暉和他們帶來的軍隊,身上沒有半片鎧甲,手中沒有半寸兵刃,一夥空手道運動員。
節度使高唐英對二人非常優厚,不僅在生活上好吃好喝地伺候著,還打開軍械庫,給他們發放了武器鎧甲,幫他們武裝起來。二人對高唐英也表示感激涕零,願效死力,願當牛做馬報答他,巴拉巴拉。高唐英便將二人因為心腹親信之人。
如今, 高唐英獻城投降,歸順劉知遠。王繼弘、樊暉看到了升官發財的機會,毫不猶豫地將高唐英誅殺。隨後,王繼弘自稱相州彰德軍留後,並派使節奏報劉知遠,說高唐英反覆無常,非真心歸降,被我及時發現,並及時處理。
於是,劉知遠就任命王繼弘為相州彰德軍留後;任命樊暉為磁州刺史。
相州歸漢,北面的邢州安國軍節度使高奉明趕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於是把軍政大權委托給邢州軍隊總指揮劉鐸,自己則戰略轉移到了鎮州。
需要注意的是,在劉知遠入汴的時候,也就是後漢政權建立之初,契丹仍然佔據著黃河以北的絕大部分領土,比如上文剛剛提到的相州、邢州、鎮州等地,如果再加上杜重威佔據的魏州,那麽曾經的河朔三鎮(魏州魏博軍、鎮州成德軍、定州義武軍)及邢州東昭義軍全部在契丹人的控制之下。
後漢初期的版圖,如同“L”,豎著的是河東,底下的一橫是河南。
實現祖國統一,起碼是恢復後晉時期的領土,是劉知遠的當務之急。相州是伸入河朔地區的橋頭堡,以相州為跳板,既可以向北收復邢州,又可以向東收復魏州,然後依次為鎮州、定州。
正當劉知遠集團絞盡腦汁的謀劃下一步作戰計劃時,忽然傳來了三個好消息,為劉知遠的統一大業提供了小小的轉機。
一是有傳言稱趙延壽已經被契丹人處決,其實趙延壽還活著,只是被軟禁,兩年後才幽禁致死,但劉知遠需要這種謠言,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趙延壽的去世謠言,就是劉知遠集團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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