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語點醒夢中人。父親病了,兒子當然要侍奉左右,於情於理,柴榮都有難逃的義務。更何況,這還牽扯帝國最高權力的轉移,郭威雖然沒有其他子嗣,不存在奪嫡之爭,但王峻、王殷等權傾朝野、封疆大吏們,未必不會對皇位垂涎三尺。
皇上臥病期間,是各方勢力激烈角逐的黃金期,很多外圍分子在此期間會不擇手段,彎道超車,就像棒國的速滑選手一樣,心和手都不乾淨,有成功的,如朱友珪;也有失敗的,如李從榮。
柴榮入宮伺候病床,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朱友珪、李從榮似的人物出現,保證郭威的意志能夠暢通無阻且不被歪曲、篡改地執行下去。
柴榮恍然大悟,當天就住進皇宮,幾乎是24小時伺候在病榻前。
正月十一日,郭威病情加劇,下詔讓柴榮監國攝政,行使皇帝的權力。隨後便是眼花繚亂的封官進爵,天下各藩鎮諸侯、功勳文武將官,幾乎人人晉升,為權力移交鋪設基礎。
郭威病逝前,給繼任者柴榮交代了非常典型的三件事:
1,薄葬
郭威說自己駕崩之後,喪事要從速從簡,所有參與修陵的工匠和民工,都要支付相應的薪水,不要以修陵為由騷擾百姓;
陵墓不得使用石柱,因為“費人工,隻以磚代之”;
用瓦棺紙衣入殮,如果你不按我說的做,我的陰靈就不會保佑你;
不要修成複式結構(勿修下宮),不要設置守陵人,也不得立石人、石獸等,只在墓前豎立一個石碑,上面寫“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隻令著瓦棺紙衣葬”;
下葬前,一定要打開瓦棺,再仔細檢查陵墓內的每一個角落,不要誤傷人(人殉);
以後清明節的時候,如果國家無事,可以酌情派人來掃墓,如果忙的話,就不要派人來現場了,遙祭即可;
在河中府、魏州各葬一副劍甲,因為那是我戰鬥過的地方,在澶州葬通天冠、絳紗袍,汴州葬一副平天冠、袞龍服。
交代完自己的後事,郭威又對柴榮回憶道:“我之前攻打河中時,曾親眼目睹唐朝皇陵的現狀,當初他們勞民傷財,鋪張浪費、奢侈豪華,這才幾年,就被盜墓賊盜挖、破壞。而漢文帝儉素,他的陵墓至今還保留完好。記住,一定要薄葬!”
除了防止盜墓賊光顧之外,郭威以身作則,提倡薄葬,也是現實所迫,要為國家節省財政支出。
2,善待李洪義
郭威在彌留之際,交代柴榮一定要給李洪義一個節度使的位置,善待之。當初蕭牆之變時,如果不是李洪義告密,郭威等人的命運也將畫一個大大的問號。
善待李洪義,是郭威愛憎分明的表現。這種氣質一直保留到了宋朝,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從柴宗訓的手中奪了江山,同樣制定了“善待柴氏子孫”的祖訓,而沒有像之前朱溫等篡位者那樣,把前朝皇帝滿門抄斬。
3,重用魏仁浦
後漢初年,魏仁浦從契丹逃歸,經郭威的介紹投奔到劉知遠帳下,郭威與魏仁浦情投意足、相見恨晚。
蕭牆之變時,魏仁浦幫郭威出謀劃策,為郭威建國立下了汗馬功勞。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推測,“澶州兵變”的總導演就是魏仁浦,但是正史是絕對不承認的,因為按照正史的官方報道,那次兵變是一場意外,郭威真的是“被迫”稱帝的,郭威是清白的,就跟曹操、司馬昭、趙匡胤一樣清白。
郭威稱帝後,提拔魏仁浦為樞密副承旨,後升樞密承旨,用他來製衡樞密使王峻,當然,這層意思隻可意會不可言傳。
某日,郭威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詢問魏仁浦天下諸州屯兵的數量以及其帶兵將校的姓名,考察魏仁浦的工作。
魏仁浦從容對答,郭威拿著花名冊校驗,竟然一字不差!郭威非常欣慰。
郭威垂危之際,告誡柴榮:無論如何,不能把魏仁浦逐出樞密院!
柴榮非常聽話,給李洪義加檢校太師,不久之後加兼侍中,移鎮青州,後移鎮長安,柴宗訓即位後加開府儀同三司;魏仁浦則由樞密承旨升為樞密副使。
除了魏仁浦,郭威還給柴榮留下了一整套成熟的文官集團,如王溥、范質等等。郭威感覺自己快不行的時候,就急忙催促翰林學士起草任命王溥為在宰相的詔書,宣製已畢,郭威欣慰地說道:“吾無恨矣!”
王溥輔佐兩朝四帝, 是歷史上有名的賢相,他最大的貢獻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經過整理,撰成《唐會要》一百卷,又整理撰寫了《五代會要》三十卷,從此倡導了“會要”這個體例,於是在後世才出現了《宋會要》、《春秋會要》等等一系列不朽著作。
後世評價王溥、范質、魏仁浦,皆有宰相之器,也是宋太祖趙匡胤的佐命元臣,為大宋終結五代亂局立下了不世功勳。
郭威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把外甥李重進召到身邊。李重進的年齡比柴榮要大,但郭威要李重進當著自己的面,向柴榮下跪稱臣,明確君臣之分,隨後,終於安心地閉上了眼睛。
當天(正月十七日),郭威在滋德殿順利駕崩,享年51歲。
皇宮對外嚴格封鎖消息,盡管郭威已經做了詳盡的安排,但最高權力的交接工作遠沒有這麽簡單,柴榮的工作非常多。
正月二十日,宣讀郭威遺詔:柴榮於柩前即皇帝位。
次日,柴榮正式登基稱帝,即後周世宗。
後世對郭威的評價非常高,“期月而弊政皆除,逾歲而群情大服,何遷善之如是,蓋應變以無窮者也……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郭威在很短時間內,就一改後漢的種種弊端,為將來的盛世繁榮打下了堅實基礎。
他臨終時下令薄葬,也是後世推崇和稱讚的典范。
當然,他也有爭議之處,最大的爭議就是“二王之誅”,殺王峻、王殷兩位開國功臣。雖然史書上羅列了王峻、王殷的種種不臣行徑,來論證誅殺二王之天經地義,但仍然有人認為這是郭威無法駕馭權豪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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