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無死角全覆蓋,下面將挑幾個重點事例作為趙匡胤改革的補充:
一,政治改革
宋初沿用了後周的三位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趙匡胤尊重並厚待三人,但仍然不出意外地瓦解了三人的實權。先將他們的“參知樞密”頭銜罷免,並給自己的親信——樞密使吳延祚加了“同中書門下二品”,等於限制並回收了“周三相”的權力。
隨後三人集體遞交辭呈,改由趙普獨相。這是自古罕見的“獨相”,很多人由此大做文章,特別是在渲染趙普經天緯地之能力時,然而事實上趙普並不能做到權傾朝野,因為他的老板趙匡胤同志十分體諒他的工作辛苦,貼心地幫他安插了幾個副手,以呂余慶、薛居正為參知政事,後來又讓二人與趙普一起“知印押班奏事”,史籍明確記載道:“以分其權”。
不僅如此,趙普在拜相之後得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監修國史,趙匡胤親自點名的,等於變相限制了趙普的一部分相權。關於限制趙普的故事將在後文詳述。
這裡還有個容易被忽略的小細節。按照規定,新宰相的任命狀需要由現任宰相簽字,但范質、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是同一天辭職走人的,趙普的任命狀就找不到人簽字了,尷尬了。於是趙普向趙匡胤反映這個程序上的小bUG。
趙匡胤倒是爽快,“這還叫事兒嘛,朕給你簽字就行了。”
沒想到趙普拒絕地更爽快,說這不符合法律法規,不具備法律效益。
面對這道死題,最終竇儀給出了一個和稀泥的方案,說皇弟趙光義不是掛著個“同平章事”的頭銜嘛,這就是宰相啊,讓他簽字。
這是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趙普是何等人?難道是咬文嚼字鑽牛角尖的腐儒?君臣二人看似無足輕重地聊天打屁,背後卻暗流湧動,隱藏著皇權與相權的博弈。
趙匡胤強調皇權的至高無上,而趙普則針鋒相對地竭力維護千百年來的封建官僚體系和權力秩序,這套秩序的精華就是相權對皇權的限制和約束。
由宰相簽字,那麽趙普就是這個體系的產物,他要對這個體系負責,而不是對大宋朝負責,更不是對趙匡胤本人負責;趙匡胤簽字任命,那麽趙普的法統就源自趙匡胤本人,他需要向趙匡胤本人負責。
最終,還是讓“宰相”趙光義簽字了事,說明在這一回合,趙匡胤並沒有壓過趙普,趙普小勝。但這種小勝在相權與皇權之爭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能說聊勝於無吧,那也只能是騎車放屁對加速度的作用。
同日罷三相,文官集團被趙匡胤拿捏地死死的。雖然給趙普設置了重重限制,趙匡胤對他還是不放心,所以繼續提高翰林學士的實權,以繼續分化、削弱宰相權力。
趙匡胤不僅賦予了翰林學士參與國事討論和決策的權力,還特意指示他們可以繞開宰相,直接與皇帝本人溝通,不是暗示,而是明示。這就等於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宰相。
另外,趙匡胤還從形式上削弱了相權,廢除了長久以來的“坐而論道”。
從唐朝到五代,皇帝在與宰相商討國家大事時,都要給宰相賜座,即“坐論之禮”,君臣坐而論道,不僅賜座,還要賜茶。而趙匡胤對後周的這三位宰相就沒那麽客氣了,在討論國家大事時故意揣著明白裝糊塗,不再賜座,三人也因懼怕趙匡胤而不敢提醒,只能規規矩矩地站著匯報工作,或者直接把工作報告提交上去,連跟皇帝見面的機會都沒有了,久而久之,先例就成了慣例,從此之後,宰相們再也沒有機會與皇帝平起平坐了,皇帝的威嚴得到了彰顯。
趙匡胤理想中的宰相應該是什麽樣呢?答:范質。
964年9月,前宰相范質病逝。在他病重期間,趙匡胤多次探望慰問,結果尷尬的一幕出現了,范質家裡竟然沒有像樣的招待客人的餐具、酒具、茶具。太寒磣了,趙匡胤當場下令禦賜果床、酒器等。
“好歹是個宰相,怎麽窮成這樣了?宰相的臉都讓你丟盡了。”
范質如實回答,說自己是個老宅男,當宰相的時候從來沒有私人宴請,家裡隻招待貧賤時的老親戚,所以一直沒有準備奢華考究的酒具餐具,並不是買不起。
唐末五代時,宰相們經常收受各方藩鎮的賄賂,與藩鎮眉來眼去、不清不楚,而自從范質當了宰相,這種不正之風得到了有效遏製,前文提到吳越國曾送給趙普重金,被趙匡胤當場撞破,惹得趙匡胤非常不悅,趙普則嚇得瑟瑟發抖。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五代時的宰相大肆收受地方藩鎮的賄賂,這是藩鎮割據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范質死後,趙匡胤將他捧為宰相的榜樣,親口讚他“朕聞范質居地之外不殖資產,真宰相也!”
宰相不接受地方勢力的饋贈賄賂,也不通過搞副業斂財,這樣在制定國家政策時就不會受到外界勢力的干擾和腐蝕。時至今日,很多專家教授常爆出雷人語錄,不要簡單地以為他們是為了嘩眾取寵博眼球,深扒一下他們的經濟往來帳單,揪出幕後的資本勢力,一切疑問就迎刃而解了,不信就看一看那些被房地產企業蓄養的所謂經濟學家吧,極力鼓吹歪理邪說,製造輿論帶節奏,干擾國家大政方針,為一己私利而置萬民於水火,誤國誤民。
962年,趙匡胤下詔,讓翰林學士、中央及地方官員各舉薦一名德才兼優的公務員,如果被舉薦之人日後犯法,舉薦人連坐;廣開言路,規定翰林學士及官員們五日一朝,“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獄冤濫,百姓疾苦”。
這兩條是柴榮用過的老套路,同樣是對文官集團強有力的管控措施。
不出所料,就在半年後,左拾遺、知製誥高錫就上了一道奏折,說我聽說舉薦官員時存在收受賄賂的情況。
機會來了!
“許近親、奴婢、鄰裡告訴,加以重賞。”發動群眾, 走群眾路線,讓有汙點的官員無處遁藏。一大批官員隨之落馬。
同年9月,趙匡胤下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及第考生與監考官以及同榜及第的考生,是官場倫理的重要一環,特別是發生黨爭之時。從趙匡胤開始,所有登第的考生全是天子門生,而不是“知貢舉”官員的門生,雖然只是稱呼上的小改變,卻極大消除了黨爭的土壤。
964年正月,趙匡胤下詔對國家公務員進行擴招,重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三科,這仍是柴榮改革的一環,趙匡胤沒有忘記。這些考試算是對傳統的明經科、進士科的補充,含金量相對較低,門檻兒也相對較低,對寒門子弟較為友好,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
在考生范圍中,趙匡胤明確指出要特別關照一下“落榜生”,千萬不要默守陳規埋沒人才,並且特意聲明這次考試不設門檻,在職公務員、平民百姓等皆可報考,擇優錄取。比如博州軍事判官穎贄同志就通過“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策試,榮升著作佐郎,從地方進入了中央。
讓原本考公上岸無望的人實現彎道超車,花式吸納進公務員隊伍,或者給予體制內的邊緣人士以更好的上升通道,通常情況下這些人都將成為體制的堅定擁護者,而他們也將稀釋公務員群體的舊有權利。
從宰相到基層公務員,文官集團遭遇到了從上至下的全面洗牌,在此過程中,權力悄無聲息地被皇帝抽走,皇權得到了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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