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傳 第4章：思想成型

在當時，各國流行著“養士”之風，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被合稱為“四公子”，擁有大批食客，名震諸侯。呂不韋認為，盡管秦國強大，但養士之舉卻不如關東諸侯，這在他看來是秦人的羞恥。因此，他招募了三千門客，讓他們記錄見聞，編纂成書，就是《呂氏春秋》。這部書將秦國呂氏的學說囊括其中，超越了東方諸子百家的觀點。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主張清靜自定、與民休息，彰顯了包容百家的胸懷。

然而，呂不韋的黃老思想與秦王政的法家思想存在分歧。呂不韋是商人出身，而贏政則是皇室貴族，雖然嬴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呂不韋思想的影響，但他有著自己的理想和野心，追求著五霸之業。他讀到韓非的《孤憤》《五蠢》後，驚歎道:“嗟乎，若能與此人相見，死不恨矣！”

呂不韋主張“君虛臣實”，認為君主應該給予臣子明確的職責，並放手讓他們施展智慧和能力，實行“無為而治”。然而，贏政卻是一個事必躬親的人，他即便成為皇帝後仍花費大量時間親自處理文書、斷案，這與墨子的主張極為相似。呂不韋主張“無為”，而贏政則傾向於親力親為，這自然導致兩者之間的摩擦。另外，呂不韋主張分封制度，而贏政則主張郡縣製，兩者的政治主張截然相反。此外，呂不韋倡導賢人政治，而贏政則傾向於依法治國，這也是兩人之間的重要分歧。

在《呂氏春秋?用民》中，呂不韋說:“威勢不能缺失，但也不可過於依賴。威勢越大，民眾就越不服從。”然而，贏政卻偏向於重用獄吏，這導致獄吏得到寵幸。

盡管呂不韋對贏政的意義重大，不僅是名義上的“仲父”，還是贏政真正的啟蒙者。但是，若贏政希望實現自己的意志，而大權仍然握在呂不韋手中，這對他來說是無法容忍的。因為呂不韋在秦國建立了長期的勢力，憑借他的功績、聲望和才智，對贏政的權力構成了巨大威脅。呂不韋與贏政在核心政治主張上的嚴重分歧，也是贏政必須除掉呂不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嬴政的格局十分宏大，他志在實現自我超越。而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夠迅速成型，源於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有兩位巨人，一位是他的恩師呂不韋，另一位則是韓非。

韓非與李斯是同窗，同為荀況、荀子的學生。在學習“帝王之術”的同時，韓非十分鍾愛“刑名法術之學”，並且對法家的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以法治國”的理論。

學成之後，韓非回到了故國韓國，卻見到了國家貧弱、日漸衰敗的局面。面對外有強秦虎視，內有奸臣弄權，亡國之危指日可待的局面，韓非感到十分焦急。他多次上書國王，闡述自己的內政外交看法，然而，軟弱無能的韓王卻對此置之不理。韓非滿懷愛國之心卻受到冷遇，他的才華無處施展，內心備受煎熬。於是，他將滿腔悲憤和憂愁傾注於筆端，創作了眾多著作。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載著韓非的言論:“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禦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他通過文字抒發不滿和憤怒，指出了時弊。李斯將韓非的文章推薦給了秦王政。秦王政閱讀了《孤憤》《五蠹》等文章後，既興奮又感歎，甚至遺憾地說:“我若能見此人，與之來往，死不恨啊！”秦王政急切地詢問韓非的所在，得知他在韓國。於是，秦王政立即下令兵發韓國，要求引見韓非。

在秦王政的強大壓力下，韓王隻得派韓非出使秦國，希望通過韓非的遊說來緩和秦軍的攻勢，維護韓國的安寧。盡管韓王安總認為韓非隻懂得理論，對權變並不精通，而且性急且口吃，有時言辭冒犯人。但韓王也意識到，既然秦王政如此看重他，那就讓他去秦國吧，或許對韓國也有所利益。秦王政見到韓非時，也對他產生了好感。韓非相貌清奇，留著三絲清須，方鼻長眉，一雙明亮的眼睛充滿智慧，舉止間透著貴族氣度。雖然韓非說話有層次清晰，但並非像一般辯士那樣娓娓道來，這讓秦王政對他的印象更加深刻。

韓非與尉繚有著明顯的不同。尉繚是一位軍事家，專注於軍事事務，致力於統一和治理方式的實現;而韓非則是一位政治家，深諳治國之道。韓非的學說在繼承了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他的作品達到了55篇，全部收錄在《韓非子》一書中。

韓非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加強封建專製的中央集權，這也是秦始皇看重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主張君權至上，認為國家大事應由中央決策，而中央之主即君王。因此，君主必須具備至高無上的權力，以確保國家的安定和發展。韓非總結了歷代法家的學說，提出了法、勢、術的主張，主張以法治國。

在韓非看來，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是維護國家穩定的關鍵。他強調了法律的嚴格執行，認為只有通過嚴刑酷法，才能令臣民生畏，確保國家的安定。同時，他提倡賞罰分明的用人制度，以才能者用、功勞者獎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這與儒家主張的任人唯賢有所不同，但也具有進步意義。

然而，盡管韓非主張以法治國，但他也清楚地意識到，單靠嚴刑酷法還遠遠不夠。他認為君主必須具備強大的權勢，才能有效地控制國家。他強調了權術的重要性，認為君主只有擁有強大的權勢，才能有效地運用法律，實現國家的大治。因此，君主不可一日無權勢，權勢與法律相輔相成，共同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統一。

在《韓非子?備內》中，韓非談到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君主不能輕信任何人，即使是自己的親屬也不能例外。他舉了一些歷史事件作為例證，說明了君主過於信任親屬可能帶來的危害。因此，君主必須警惕並保持警惕，以確保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不受到動搖。

韓非是一個信奉“人性惡”的思想家，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好逸惡勞、趨利避害的，人際關系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礎上，缺乏真正的信任。因此，君主要想治理好國家，不僅需要運用勢力加強法律，還需懂得運用戰略和謀略，即所謂的“術”。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中，他以駕車馬為例闡述了這一理念，認為國家如同車，勢如馬，若無術以馭之，則即使勤勞努力，也難以維持秩序;而若能善用權術，君主不僅能夠保持國家穩定，還能夠實現帝王之功業。

韓非強調了權術在君主統治中的重要性，並指出了如何運用權術的方法。他警告君主不要過於親近愛護臣子，過分尊崇臣子會危及君主的地位;同時，他也提醒君主不要讓正妻和妃子之間地位不分，以免危及太子的地位;兄弟之間若有不服，也會危及社稷的安全。他建議君主保持神秘，不讓臣民了解自己的底細，從而牢牢掌握統治權，實現“敵明我暗”的策略。

作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韓非致力於研究法、勢、術，並為秦王政提供了理論基礎，為秦王政的君主專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盡管韓非受到了秦王政的賞識，但卻未能得到重用。原因在於他試圖保留自己的祖國韓國，這與秦國一統天下的目標相悖。盡管韓非寫了《存韓》一文，試圖勸說秦王政不要攻打韓國，但秦王政並未改變原有的國策。在秦王政看來，韓非雖然對天下大勢有準確的把握，但他的動機卻不可信，因此沒有得到重用。李斯也不願意讓韓非成為自己前進路上的絆腳石，因此也未能支持韓非。

韓非之所以未能得到重用，除了因為他試圖保留韓國之外，還因為他曾經散布過謠言，誹謗了其他人，其中包括了謀臣姚賈。

在尉繚協助秦王制定出統一總戰略後，秦王派出了多位謀士，其中包括姚賈，去各國行使重金離間之計。姚賈順利完成任務後受到了秦王的賞識，被封為千戶，位列上卿。然而，韓非對此並不滿意，他向秦王政進言攻擊姚賈的行為:

“大王，姚賈出使各國攜帶重金，歷經數年，雖然世資耗盡，但未必離間了諸國的關系。這不過是利用大王的威信和國家的財富來達到私人目的。另外，姚賈原本是魏國監門之子，卻在魏國行竊。他曾為趙國臣子，後來又被趕出。像他這樣的人參與秦國的大計，難道能鼓勵群臣效忠大王嗎?“

秦王政聽後也產生了疑慮，因此廢除了姚賈的官職。然後，他召見姚賈進行詳細詢問:“我聽說你用我的財寶去拉攏諸侯，這是真的嗎?“

姚賈回答道:“是的。“

秦王又問:“那你還有什麽臉面再來見我?“

姚賈答道:“我曾孝順父母，所有的父母都願意把我當作自己的兒子;我背忠於國君，所有的君主都願意把我當作自己的臣子;貞潔的女子擅長女紅，所有的男人都願意娶她為妻。我如今效忠於大王，大王卻不理解我。如果我不把財寶送到那四個國家，送到哪裡去?假如我對君王不忠誠，那麽四國的國君怎麽會信任我呢?夏桀聽信讒言殺了他的良將，殷紂聽信讒言殺了他的忠臣，導致他們的國家滅亡。如今大王聽信讒言，那麽就不會有忠臣了。“

秦王政繼續質問:“你是監門小吏的兒子，魏國的大盜，趙國的被逐之臣。“

姚賈則辯解道:“太公望曾是被妻子趕走的丈夫，朝歌的無能屠戶，子良驅逐的臣子，棘津無人雇用的傭工;管仲是齊國邊地的商販，南陽的窮困潦倒的平民，魯國的被赦免囚犯，然而齊桓公任用他成就了霸業;百裡奚是虞國的乞丐，以五張羊皮為奴，秦穆公任用他為相降服了西戎;晉文公任用中山國的盜賊，在城濮之戰中取得了勝利。這些人都曾經歷過不光彩的過往，遭受天下人的輕視，然而英明的君主任用他們，因為他們能助君立功。假若所有人都像卞隨、務光、申屠狄等隱士一樣，君主又如何能得到他們的效用呢?所以，英明的君主用人不應挑剔其過往，而應考察其能否為國家效力。因此，君主對能穩定國家的人，即使有誹謗的言論也不應輕信;對那些名聲雖佳但未立過功的人，也不應獎賞。這樣一來，群臣就不會以虛名來謀求君主的賞識了。“

姚賈善於辯論，為了表達自己的忠心，列舉了歷史上許多君王信任的例子，並且強烈反駁了韓非對自己的誹謗。這使得秦王對韓非的人品產生了懷疑，也許這就是韓非未能得到重用的另一原因吧。

最後，姚賈和李斯聯名上書彈劾韓非，稱他是為了韓國而不為秦國，對秦國的統一大業構成了威脅，因此，請求秦王將其誅殺。秦王聽信了二人的意見，為防止後患，下令拘捕韓非。在獄中，李斯用毒藥逼死了韓非。

韓非雖已去世，但他建立的專製統治理論成為了秦王政治統治的理論基礎。因此，稱韓非為封建專製主義理論的奠基人一點也不過分。

秦始皇繼承了商鞅的法制傳統，融合了韓非的理論，開始編纂秦王朝的法典，到公元前227年完成。法典的核心內容在於:獎賞明確，人民互相督促;刑罰嚴厲，人民尊重法律。人民尊重法律，邪惡無所藏。因此，治理百姓需將罪惡扼殺在萌芽中;戰爭動員時，需讓人民真心擁護。無需頻繁使用刑法，人民自覺行為端正，國家便得以大治;團結一致，奮力戰鬥，必定所向披靡。罪行必須受到懲罰，人民則得安寧;過分獎賞，奸徒將得勢。因此，在治理百姓之策中，懲罰罪行是重中之重，而過度獎賞則是混亂之源。

秦國的法典完成後，加強了秦始皇的統治，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也適應了統一天下的需要。首先，皇帝擁有絕對的立法權，這樣才能鞏固其至高無上的權力，確保政令統一，建立和發展封建專製主義集權國家。其次，法律不僅用於治民，也用於治吏。秦始皇的政令依賴各級官吏的貫徹與執行，因此，各級官吏成為統治和壓製百姓的執行者。為了完成使命，各級官吏需要皇帝賦予一定的權力。因此，如何控制和使用各級官吏成為秦始皇必須考慮的問題。根據秦律，在軍事上，獎勵軍功，多謀善戰的將士得到升遷與賞賜;在治國上，政績卓越的文官同樣得到任用與提升。而對於違反法令的官吏，會根據情節受到嚴厲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