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六年暮春的大漢帝都,類似的感慨與議論,尤其多,一直到正主抵京,方才勉強安靜下來。顯然,帝京權貴們真實的感慨是:范希文要當尚書令了......
自江陵出發北歸,並不算太漫長的路程,范仲淹足足走了一個多月,關鍵不在於時間,而在於這段旅途中的心情。要知道,以往任何一次,聞君召喚,他都是日夜兼程,急奔京城,述職盡忠。
而這一回,除了作為一個文臣、老臣、名臣的矜持之外,還有他內心的遲疑與忐忑,或許有那麽幾分矯情,然若非打心裡重視、珍視,又何至於此。
北歸途中,沿路官僚權貴們,就像蒼蠅聞到蜜一般,蜂擁而上,范仲淹是擋也擋不住,排也排不開,可謂不勝其煩。
即便不為所動,但范仲淹也被搞得心力交瘁,因為他深切地明白,如今這一張張面孔有多殷勤和善,將來就可能有多猙獰可怖。
一路北行,在抵達洛京以南的龍門驛時,已經有人出京數十裡前來迎接……也是在龍門驛,范仲淹收到了一則噩耗,一則喪報。其知交好友滕宗諒,在前往蘇州就任的途中病逝了。
滕宗諒字子京,也是端拱二年那一科的進士,在范仲淹、晏殊、蔡齊等人光環籠罩下,他並不是那麽出眾,甚至一度只能被視作范仲淹的附從。
早年范仲淹第一次背負重任,被世宗皇帝安排到淮東主持沿海堤堰修築事宜,滕宗諒就作為僚佐在旁輔助。范仲淹後來升任鹽鐵使,主持鹽務整頓改革,滕宗諒也作為判官,聽命協助,任事專心,頗有成績。
其後歷職多方,因為范仲淹的關系,也屢次受到提拔與貶謫,而不論在何任上,都以清廉自守、勤政愛民而受人讚揚。最近一次卓越的政績,便是在嶽州這個湖北大州任上,雖然沒有重修嶽陽樓,但在《嶽陽樓記》中,范仲淹對滕宗諒治嶽州之功績依舊有所提及……
滕宗諒之於范仲淹,不僅是好友至交,更是同道同志,在進京的關鍵時刻,收到如此噩耗,對范仲淹來說,實在是一個重大打擊。
哪怕報國之志早已堅如鐵石,也難免為之黯然神傷,就在這個春雨之夜,涕泗之余,范仲淹又寫下了一首新詞——《蝶戀花·夜宿龍門》。
范仲淹不只是一個政治家,朝廷的能臣乾吏,還是一個文學家,在入仕後很長的時間裡,他的文才並不是那麽顯著,而他流傳於世的諸多文章、詩詞、政論等作品,大部分都成於他五十歲之後。
出現這樣的情況,顯然與范仲淹所處的政治環境與社會背景有關。要知道,范仲淹從少年到青壯年,一直處於大漢帝國最繁榮昌盛的一段時間,尤其是堪稱帝國最清明的雍熙時代,先承恩於太宗皇帝,又立志於少年,可以說是他一生理想與追求的開端。
及至世宗繼位,范仲淹進士入仕,得其幸運,受到世宗的看重與提拔,二十來年間快速崛起,也一直忙碌於國家大事,乃至一步步成為庶族官僚中佼佼之人物。
可以說,在五十歲前,是范仲淹人生最光明也最有價值的一段時間,為國為民,鞠躬盡瘁,一直持續到隴右任上。
而那段時間,恰恰是世宗皇帝二十七年統治時期的一大轉折點,因章德太子早薨,而引發的一系列奪嫡與政鬥,導致朝政混亂,風氣渾濁,這樣的情況,也顯然更加容易引起范仲淹這樣忠心耿耿的仁人志士的感慨與擔憂。
等到世宗駕崩,年輕的皇太孫劉維箴繼位,真正進入到大漢帝國巔峰的一個轉折點,眼瞧著洛京朝堂上那些複萌的昏臣弊政,眼看著帝國順著下坡滑落......
這樣的背景下,以范仲淹那滿腹的才華,滿腔的忠心,伴著一壺愁酒,往往就能化作一篇醇香詩文
......
皇帝對於范仲淹此番歸來,顯然寄予了厚望,禮遇上也十分周到,得知其已近京師,特地遣內侍行首石全彬,率領禁衛,以國公儀仗,出城十裡相接。
面對這番恩遇,若說不感動,那是不可能的,更為關鍵的地方在於,即便對皇帝劉維箴心存猶豫,但經此陣仗,終究還是增添了幾分信心。
而劉維箴對范仲淹,也的確重視,在進城之後,專門安排其到漢宮中的皇家浴湯中沐浴更衣,又賜紫金麟袍,和田玉冠,親自接見於崇政殿。
對於這次會面,皇帝至少在場面上,是足夠重視的,而事前,范仲淹也準備了一肚子的忠言善諫,想要向劉維箴稟報。
但是,君臣會面的時間,並不長,至少談論國家大事的時間不長。只在客套性的一番問對後,皇帝劉維箴,正式下詔,任范仲淹為大漢尚書令,總領國政。
反倒是稍後的禦宴,劉維箴談及吃喝的時候,話多了一些,這樣的情況,讓范仲淹心頭極其別扭。劉維箴並非不清楚范仲淹的脾性,也知道這樣的表現會引起這老相公的不滿,或許,他只是想通過這樣的手段表明他的態度,國政朕交給你了,就不要以其他俗事來打擾朕......
事實上,劉維箴對范仲淹已經足夠尊重了。要知道,為了接見他,劉維箴甚至推脫掉與貴妃春遊踏青的活動。劉維箴顯然是個風流天子,在當下的漢宮,不說佳麗三千,三四百總是有的,到正統六年,有名號的妃嬪,便已達37人。
而其中,最得寵的,就是韓貴妃,幾與曹皇后分庭抗禮。韓貴妃的出身自然也不是簡單的,他是建隆宰相韓承均之孫。
在帝國百年之後的當下,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洗牌,帝國的勳貴階層也發生了堪稱天翻地覆的變化,頂層的權貴圈子越來越小,繼續保留在帝國權力中樞,依舊對國家事務保持著強大影響力的,也只剩下那十幾二十個家族了,這是通過百年歷史激蕩、風雲變幻,方才篩選出來的。
其余的,或因後繼無人,或因立場出錯,抑或是出現重大政治過失,比起大漢帝國,還先走起下坡路......
許多曾經顯赫一時的功臣家族,都沉寂乃至淪落,甚至有的僅剩個空頭爵位,有些家族因為經營不善,甚至開始變賣祖產過活。
而正統時代的到來,對於天下勳貴來說,都是一樁幸事。因為,來自皇權的壓製力大大減輕了,即便是那些破落的勳貴,也得以「卷土重來」,「再興家業」。
那麽,一個問題出現了,正統時代,是文臣的春天,是庶族的時代,勳貴們也迎來複蘇,那麽在蛋糕有限的情況下,權貴們春天,又建立在哪些群體的寒冬之上呢?
范仲淹拜相之後,所發起的一系列對帝國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面的改革(良),都是衝著解答這個問題去的,雖然最後證明,這個問題,無解!
而就在范仲淹拜相不過幾日的功夫,一個麻煩就找上門了,廣陵王劉繼臻強闖政事堂,狀告洛陽府尹包拯,藐視天家、侮辱皇叔、濫用官權等十大罪名,要求范仲淹將之免官懲辦......
歷史的修正下,包拯,「包大人」,依舊在帝國朝廷煥發著他的光彩,甚至於,因為政法大學堂的履歷,世宗近臣,乃至與皇帝劉維箴還有一段師生情誼,使他在朝廷內部的聲望比正史上還要高。
在四十五歲,就擔任洛陽府尹,這樣的履歷,在當下的大漢帝國,是極其難得的一件事情。要知道,普天之下,絕大多數走正常升遷路線的官僚,便是那些出類拔萃且不失運氣者,在這個年紀,大部分也只能做到普通州府一級。
連范仲淹,都在年近六旬的時候,才擔任首相,還是在朝堂發生重大變故的情況下,可想
而知,當下的大漢帝國,上層權貴中,「老齡化」有多嚴重。
而包拯這個「年輕人」,在擔任洛陽府尹後,也很快就得到了「包青天」的名聲,只因為兩點,不畏權貴,為民請命。
在太宗—世宗二朝加強法治建設的背景下,導致全國各地,訟師行業快速勃興,而在京中,也出現了一批專門為高門富戶打官司的「大狀」,這批人,可謂是呼風喚雨,無所不能。
然而,自包拯就任洛陽府尹以來,這些人的「敗訴率」直線下降,甚至到後來,一聽是包青天親自斷案,都趕忙勸「當事人」止損為優先......
廣陵王劉繼臻,乃是世宗皇帝四子,初封廣陵公,劉維箴繼位後,晉位為王。如今的大漢宗室,老一輩的,基本只剩下一個許王劉曜了,他當了將近三十年的中書令,對帝國朝局的穩定起到了突出作用。
等燕王劉昭薨逝後,又身兼宗正之職,直到前幾年,方以年高從中書令位置上退下,專心於宗正事務。依宗室慣例,劉維箴又以二叔安陽王劉繼德為中書令,不過,到劉繼德時,中書令的權威與作用,雖然依舊保持著,不過因為人的關系,也逐漸下滑了。
劉繼臻徒以親貴,平日裡也還算安分,但在范仲淹初任首相之際,鬧出「闖堂」的風波來,背後自然少不了推手。只不過,就他自己,也確實與包拯有怨,因為他的女婿因為私販鹽茶、害人死命,被包拯拿下,當堂判死了。
事前,礙於情面,劉繼臻也低頭做小,希望包拯能高抬一手,至少保住性命,結果,「包大人」原則性很強,毫無通融之處,在劉繼臻找到皇帝之前,就將其婿判死了。
這裡又有個背景, 在大漢帝國的地方官府中,唯有洛陽與開封二府,當堂判死的案例,幾無推翻可能,這是二府府尹權威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來源,這也導致,二府無法輕易判死,也達到一個製衡的效果。
因而,當包拯的判決書生效的時候,能夠救廣陵王之婿的就基本只有皇帝,然而,當今皇帝,又豈會因一個罪證確鑿的「郡馬」,而去挑戰政治潛規則?
回到范仲淹這邊,在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支持包拯,然而面對不依不饒的劉繼臻,為免場面上鬧得太不好看,最終將宗正許王劉曜請了出來,將劉繼臻禁足三月,此事方才告終。
但這件事,也成為范相公與朝廷內外那些不法勳貴以及頑固而強大的保守派們,角力戰鬥的開端,而類似的事件,在范仲淹整個執政生涯,是層出不窮,並且每一次,都能搞得范仲淹心力交瘁。
范仲淹是一個渴望做事也能夠做事的人,但是,當他很大一部分精力都不得不被牽扯到朝廷內部的齟齬上時,他為大漢帝國的一切努力,就只剩下苦苦支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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