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備來說,這缺乏理智的皇帝李治有三十萬大軍,不是很羨慕。
畢竟孔明已經不止一次擺開揉碎了和他講,統禦超過十萬的大軍,難的從來都不是人。
後勤的補給,上下級的聯絡,命令如何有效傳達,打起來的時候如何如臂指使等等,全都是難處。
但這些難處並非不可克服。
培養官吏,令軍官識字,制定規范以旗幟鼓聲傳令,征召更多的隨軍參謀等等,這些都是漫談時候拿出來的想法。
對於大軍的統禦是可以培養複刻的。
但那些名將之勝,皆不可複刻。
如冠軍侯的深入敵後不迷路,且能悍勇連戰。
如這李靖的雪夜奔襲掃犁庭,且能料敵必中。
這一刻,劉備對後世所說的,名將的意義就是加快歷史的進程之語,更加明白了。
一萬人達成你三十萬人的目標,而且用時更短,糧草消耗更少,目標完成的更好。
【天皇大帝李治時期的唐軍戰鬥力下滑是肉眼可見的。
有人將其歸結為府兵製的逐漸崩壞,並稱李世民時期唐朝的強悍是因為府兵製完整。
但實際上,在李世民後期府兵製就已經跟不上時代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薛仁貴。
薛仁貴並非是府兵,而是募兵,在唐時稱呼為征人。
《太宗本紀》寫的很清楚: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人,並趨平壤,以伐高麗。
為啥這樣乾?因為府兵根本不夠用。
府兵製類似於軍農合一,戰時為兵,閑時為農,免去賦稅,但是每年需要服役相應的天數。
舉個例子虎牢關五百裡內有個千人軍府,按照唐朝的府兵規定,這千人軍府需要分成五個兩百人的小隊在五個月內輪流服役一次,也就是五番。
這樣的府兵製在唐朝開始擴張後,就完全不夠用了。
領土的急速擴張,導致府兵服役的地方往往與軍府有千裡之遙,每一次服役可能要耗費一年,或者更久。
而且貞觀年間戰爭頻繁,往往有可能一個府兵一年的兵役服完了,另一場戰爭又開啟了,府兵又要奔赴另一個戰場,導致輪番計算變得極為複雜。
其次就是在貞觀年間尚軍功的情況下,府兵反而是限制了出兵的規模。
還是以五番為例,李世民貞觀十年在天下設軍府六百三十四,軍府分上中下三等,上軍府一千二百人,中軍府一千人,下軍府八百人。
由此可以模糊算得貞觀十年府兵有六十萬人,按照五番輪流服役的規定,貞觀十年能抽調的府兵極限是十二萬人。
這十二萬的府兵既要戍守邊關,還要拱衛京師,最終能被抽調出去打仗的人數大約也就四五萬人。
如果再算上府兵花在路上的時間,以及輪番休憩的規定,如果碰上連續作戰,能抽調出征的府兵甚至能降低到三萬左右。
也是因此,二鳳打高句麗時便開始募兵,最終抽了個薛仁貴這個金卡出來。
“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
這是對於募兵的記載,可見效果很好,畢竟對大唐百姓來說,從軍也不在乎你那仨瓜倆棗,大家都是奔著軍功去的。
而在遼東之戰時,這群募兵的戰鬥力也有目共睹。
殺神薛仁貴不說了,簡直是募兵最好的代言人。
典型的是白岩城之戰,城主降而複叛,讓李世民惱怒不已,當即下令城破之後,俘虜以及財寶他分文不取,全都賞賜給將士。
在這種激勵下,白岩城三日即克,期間契苾何力甚至還僅率八百人擊退了烏骨城一萬援軍,募兵的戰鬥力可見一斑。
高句麗之戰暫時結束後,雖然兩個戰場非常相近,但李世民還是下詔,已經參加過高句麗之戰的禁止參加薛延陀之戰。
這個詔令可以說是與民生息,也可以說是為了讓家裡眼巴巴的府兵也有一口肉吃。
但中間折騰來折騰去也足以說明,與其說府兵制度逐漸崩壞。
不如說府兵製已經逐漸不符合唐朝動輒需要跨越數千裡作戰的國情了。】
雖然還沒有下詔整合天下軍府,但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認:
“此間衝突,實乃憂患。”
“軍府多設於河南河北河東關內等地,若如去歲征頡利還好,路途不過千裡之遙。”
“若是從淮南道征府兵入西域,往返恐非一年不可。”
但你又不可能完全不管淮南道的府兵。
因為若是征西域只出就近的關內道的府兵,等到西域平定後,關內道估計人均都有幾轉軍功,淮南道和河北道府兵怕不是看的眼珠子都綠了。
因此這種情況下杜如晦是頗為好奇的:
“不知後世軍製如何?”
李世民浸淫戰陣多年,對此反而不是很關心:
“無論何種兵製,最終不過都是求士卒敢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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