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發現如果降低沙土配比,加入木炭粉和鋸末,能讓蜂窩煤更易燃。如果鋸末輕微碳化,蜂窩煤就更好燒了。
但考慮到成本,通通放棄。
直接來簡單粗暴的更好,煤加泥土一樣能燒。還要什麽木炭粉?還要什麽鋸末?
煤80%,泥20%,這是最佳比例,燒得久也容易點燃。
泥土沒有別的選擇,開封附近多為黃壤土。而且,並非適合做蜂窩煤的黏性黃壤土,是那種黏性稍弱的沙質黃壤土。只能說,可以用。
“相公,家裡有客人等你,正在聽陳先生講學。”白勝接過韁繩,牽著馬兒進去。
朱銘問道:“士子?”
白勝說道:“姓車,自稱是炭行行首。我把家裡的炭爐和炭球,全都搬屋裡藏起來了,沒讓他看見。”
“做得好。”朱銘誇讚道。
白崇彥和閔子順,依舊在看書備考,關試已確定在下月初二舉行。
朱銘得罪了蔡京,蔡黨又掌控吏部。
即便他們考試合格,估計也會遭受打壓,扔去窮鄉僻壤幾年別想挪窩。
朱銘必然連累朋友,也不知該如何安慰。
卻見陳淵坐在廊下,給一個商人講道:“石炭司與官辦場,違背了方矩之論。你們炭行難以畫方,隻得尋求罷市,這是對的,無可厚非。”
商人高興道:“在學問上,俺們也佔理?”
陳淵點頭:“自然佔理。天道無非人道,仁者愛人,商賈也是人,朝廷當以仁政待之。”
商人問道:“可那些相公們,卻說商賈是奸猾之徒,朝廷也說咱是工商雜類。”
陳淵反問:“商賈之中,多奸猾之輩,難道不是真的嗎?”
商人對此無法辯駁,因為這屬於事實,只能比爛道:“商賈多奸猾,難道讀書人就不奸猾?朝堂上那些相公,有幾個不奸猾的?”
陳淵說道:“若想不被鄙夷,商賈應當生財有道。須謹記,是生才有道,非生財有術。道與術,道為先,術在後。君乃炭行行首,若無官府盤剝,爾等就不會囤積居奇、哄抬市價嗎?”
商人說道:“自然不會,炭行也是有規矩的。”
陳淵微笑:“既如此虛偽,閣下也不必聽我廢話了。告辭。”
“先生莫走,”商人連忙攔住,“俺喜歡聽先生講大道理。”
陳淵說道:“商賈的壞名聲,並非讀書人強加的,而是千百年來,你們自己給自己戴的帽子。汝可知,南方有儒商?”
商人搖頭:“不知。”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讀書人的泛濫,從北宋中期開始,就有越來越多的落榜士子經商。
其中一部分,將儒道與商道結合,自稱為“儒商”。他們奉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將儒家“義利之辨”融入商業活動,不管私底下如何,至少表面上無可指摘。
而王安石的新學,對“儒商”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陳淵說道:“儒家有義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是《論語》裡的句子,閣下想必早就讀過。但君子可以言利嗎?可也。君子當以義理財……”
以義理財,是王安石的觀點。
最近一段時間,為了能在京城講學,陳淵重新翻開王安石的文章。
以前他讀王安石,帶著批判的眼光,純以洛學門人的角度出發。
如今再讀王安石,則以吸收為目的,摘取新學的可用內容,把“道用學”包裝成新學拿去推廣。
讀書角度不同,觀感就大不一樣。
陳淵發現,王安石的義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給道用論做注腳。
要談義利,先談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觀點,直追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他認為天性無所謂善惡,既不善,也不惡,純靠後天學習。
繼而,又說義與利並不對立,而是可以統一的。
公利便是大義,為國理財談的是利,其結果卻是義。還說“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
又說楊朱隻知利己是不義,墨子隻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結合才是仁義。
陳淵最近還在繼續寫文章,“義利篇”就快寫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觀點。
但有一樣,陳淵不支持王安石。
他認為“義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認為“利在義之先”。
王安石太過激進,說人有常性、長壽、常產,又不受騷擾盤剝,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沒有安定的物質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沒有好的道德社會就會動亂。
可以簡單的概括為:窮逼沒資格談義!窮逼別來扯道德!朝廷必須把窮逼變少,再通過道德教化,君子才能變多,社會才會安穩。
這個觀點,讓陳淵感到極度不適。
君子固窮還講不講?
這位商賈,下午就來拜訪朱銘,一直聽陳淵講了三個小時。
最後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學讀書,不知能否拜於先生門下?”
“可以,”陳淵微笑道,“別的商賈子弟,也盡可來求學。”
商人說:“俺是炭行行首,回去便與他們說,讓炭行商賈都送子弟過來拜師。”
商賈看重的當然不是什麽學問,而是一種社會認同。
雖然社會風氣日趨逐利,對商賈也越來越寬容。但底色依舊是歧視,盤剝起來毫無心理負擔,隻把商人當成撈錢的工具。
所以才有徐驤的父親,帶著貨物到汴梁經商,看到進士排隊從東華門走出,感歎道:“生子當如此。”於是不再做行商,隻保留一些店鋪,全心全意培養兒子讀書科舉。
又有納粟買官的牛監簿,每月靠收房租就賺千余貫,還另有無數財產。卻自歎“身跡塵賤,難近清貴”,到處拜訪名師、結交名士,瘋狂砸錢招待讀書人,最後捐糧買了一個小官,每天樂滋滋的去打卡上班。不但不貪,還倒貼錢把工作做好。
眼前這個商人,覺得陳淵願意為商賈說話,陳淵的學問肯定是好的,於是就把兒子送來拜師。
聽到朱銘的腳步聲,陳淵起身說:“探花郎回來了,伱們自去交談。”
商人連忙朝著朱銘作揖:“小民車貴柔,拜見朱學正!”
朱銘微笑說:“車行首請坐。”
車貴柔捧出木盒,扯下紅布,拉開盒蓋:“朱學正仗義直言,為我等炭商彈劾貪官,竟被官家罰俸兩月。東京炭商皆傾慕之至,略備薄禮,不成敬意。”
盒子裡躺著兩塊金餅,大約價值二百貫。
北宋末年金價極高,一兩金子,至少價值20貫以上,有時甚至能達到30貫。
朱銘瞥了一眼,將黃金推回去:“不必了。”
車貴柔說道:“此非俺一家之禮,乃炭行商賈所共進。”
朱銘也沒說收不收下,轉而問:“此次炭行罷市,打算罷多久?是為了抬高炭價嗎?”
車貴柔說:“石炭司一邊逼著俺們低價賣炭,一邊禁止外地炭商賣貨給俺們。炭行罷市,不為抬價,隻為能夠平價進貨。外地炭商也退無可退,只能相約一起罷運。請朱學正,再上疏彈劾石炭司!”
朱銘笑道:“原來這兩塊金子,我還不能白收,須得再幫你們上疏。”
“豈敢,事成之後,還另有謝禮。”車貴柔說道。
朱銘問道:“炭行幾十家商賈,就沒有別的官員幫忙?”
車貴柔感慨道:“三十年前,炭行還算能說上話。後來就日漸衰弱,哪裡還能結交清貴?”
官辦企業擠佔煤炭市場,是從仁宗朝開始的,官員直接下場撈錢,當然比商人孝敬得到的更多。
如今,炭行商賈被搞得財力薄弱,只能買通朱銘這種小官。
而小官敢於上疏言事者,除了朱銘還又有誰?
朱銘說道:“我想開一家石炭鋪子,可以加入炭行嗎?”
車貴柔先是一怔,隨即一喜:“歡迎之至!”
私營煤炭商,不怕官員開店競爭,只怕官辦企業來砸場子。
他們當然樂意接受朱銘,恨不得多拉幾個官員進來,今後更好對付石炭司的盤剝!
朱銘問道:“炭行有什麽規矩嗎?”
車貴柔說道:“不能私自漲價或降價,須得同進同退。若遇官府盤剝,不得私下與官府溝通,也必須同進同退。除此之外,都是些小規矩。”
朱銘說道:“我欲在南熏門外開炭鋪,能否幫忙聯系外地炭商?”
“包在俺身上!”車貴柔笑道。
東京的煤炭市場足夠大,私營企業的競爭不激烈,真正敵人是那些官辦場。
這麽說吧,無家可歸的東京百姓,只能跑去十多裡外的漕河兩岸搭窩棚。因為城牆周邊數裡,全都屬於正常聚居區。
《清明上河圖》裡,船隻過橋害怕撞到,被做成動圖非常有名。這個地方,在城外七裡處,依舊非常繁華。
朱銘的煤炭鋪子,只需在城外某個片區,擁有足夠的客戶,就已經能賺到錢了,沒必要跟城內的鋪子搶市場。
朱銘把金子退回去:“錢我就不要了,幫我聯系運炭商便可。你們罷市鬧大了,我再去上疏彈劾。”
車貴柔由衷佩服道:“都說探花郎清廉如水,俺今日方知不是虛言!”
朱銘又說:“我是官員,按製不能經商,所以炭鋪由親隨經營。我還得罪了開封府尹,不方便出面,煩請閣下幫忙辦理文書。”
車貴柔說:“俺還認識幾個胥吏,這個交給俺便是。”
開店也要執照,炭行幫忙申請最好,否則多半要被故意卡住。
另外,宋代雖有無數官員經商,但法律規定是不準的。朱銘不想被人留下把柄,所以煤炭鋪子的法人,肯定要寫上白勝的名字。
本地炭行罷市,外地炭商罷運。
開封市民瘋狂搶購,但凡有點存款的,都一擔一擔往家裡挑煤。
不到十天時間,官辦場就扛不住了,不僅沒按朝廷的命令降價,反而把煤價給漲到15文以上。
越是漲價,百姓搶購就越起勁。
半個月以後, 存貨銷售一空,整個東京陷入煤荒。
石炭司求助於開封府尹,開封府尹帶著官差,強令私營煤炭鋪開門營業。
反正煤價飛漲,這些商人樂於出售。
但很快也賣光存貨,炭行組織起來,老板們帶著夥計去圍堵蔡京的宅子。
蔡京沒法出門,派人呼叫支援,殿前司帶著禁軍出動。
可那些禁軍士兵,同樣買不到煤炭,一個個到了現場只是看熱鬧。
“反了,都反了,這些奸商!”蔡京大怒,而且還有點害怕。
蔡相公被堵在家裡沒法上班,事情終於鬧得足夠大,甚至有太監跑去報告皇帝。
宋徽宗的第一反應,竟是大笑:“哈哈,甚是有趣。”
隨即大怒:“俺的詔令也不聽,戶部那些人好大的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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