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肯跟著去閩越的士卒,到時直接改成募兵製,給全體士卒每月按級別發糧餉。千裡為官隻為財,只要錢給夠,很多人還是願意背井離鄉的。
至於讓百姓遷徙去閩越,也不難,只要大王承諾免稅免徭役,大家怎麽可能不願意遷徙呢?”
“不行,免稅那我們怎麽還債?”季布率先開口說道。
“去到那邊都搞大農場模式,自己收自己稅還不是左手倒右手,而且到時的土地全部收歸楚軍所有,百姓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常威分析道。
“這樣子百姓去到那邊怎麽謀生?”季布問道。
“以工代賑不就行了嗎?或者說我們雇傭他們,只要給我們乾活,我保證他們全家頓頓有肉。”
“這是真的嗎?你確定真的能讓他們都吃上肉?”季布有點不可置信道。
“珍珠都沒那麽真。”常威信心滿滿地說道。
“既然如此,田賦可以不收,但口賦和雜稅不能免了,不然債務怎麽還?還有徭役也不能免,去到那邊修建城池,不用勞動力嗎?”
“口賦?什麽是口賦?”
“仙師,口賦簡單來說就是人頭稅。”一旁的鍾離昧解釋道。
其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秦朝已經開始征收人頭稅。
當時的《秦律》規定,男子成年之後,必須到官府登記,分立門戶,按照規定交納戶賦,如果隱匿戶口,逃避納稅,要進行加重處罰。如果成年的男子不分門立戶,要加重征收人頭稅。這就是所謂“舍地而稅人”。
當然秦朝的財政收入主要集中在田賦之上,史書上記載最高能達到收入的三分之二,就是66%的稅。
加上秦大大在位期間,大搞基建,什麽萬裡長城、阿房宮、驪山大墓、還有全國搞馳道等等。
這幾樣工程哪一項不是耗費巨大的,所以雜稅也多如牛毛。
萬裡長城和阿房宮,只要參加過九年義務教育的人都耳熟能詳,我就不在這裡多說了。
驪山大墓就是秦始皇陵,現代的西安兵馬俑,當時動用了七十多萬人,修了三十九年才修好,佔地面積56.25平方公裡,差不多是兩個澳門大小。
據說兵馬俑的挖掘工作要持續700多年,這考古工作真的是可以薪火相傳,傳個幾十代,當然這主要還是考慮到保護文物,但也從側面反映出這工程耗費有多巨大。
至於馳道,那可是秦朝版的高速公路。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第二年,他才發現交通是個大問題。他意識到,統一,不是僅僅攻佔了,佔領了。真的要達到了一統,就要在文字,度量衡,錢幣,等等許多方面都要規范統一,否則統一就是紙上談兵,就是一句空話。
而這些都是要從中央統一規定之後,傳達到郡縣各地,層層下達,具體執行的。可是交通不解決,那麽許多皇帝制定發出的詔令,就不能很快得以執行。時間拖長了,人心就會渙散,而郡縣製也不能真正得到落實。當初周朝所以分封,這也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山高皇帝遠,鞭長莫及,就會使得皇帝的一切指令,政策都成為形同虛設。
於是,秦始皇決定,要建馳道,改善交通狀況,修建高速公路。
在那之前原來六國自己境內也都有自己的道路。但是寬窄不一,這也是各國為了自己的國防安全考慮所致。這樣可以防止別的國家的車隊進入。所以秦始皇下令把秦國和六國境內原有的舊道連接起來,加以擴建,改名為馳道。
並規定每條馳道寬50步,全都一樣,還規定車距六尺。也就是車的兩個輪子之間的距離是六尺。那時的一步就是6尺。也就是說,每條高速公路可容五十輛車並行!馳道寬闊平坦,每隔三丈還種一棵大樹。
在上面駕車速度極快。據史書記載,在馳道之上半天即可飛馳二百裡以上。當時以鹹陽為中心向各方輻射,修了數條馳道——高速公路。
一條向東直通燕齊,就是現在的山東榮成;一條向南直達吳楚,南海郡,即現今廣州;還有一條直通西南至滇,今雲南滇池附近;向西的一條直至隴西郡,現在的甘肅岷縣地方。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命令蒙恬修了一條由鹹陽向北延伸的直道,經雲陽、上郡直達九原,就是現在的包頭,全長1800多裡。這條“直道”的遺跡到現在還能找到。
秦始皇還下令在今雲貴地區修建“五尺道”,又在今湖南、江西、廣東、廣西之間修築了攀越五嶺的“新道”。
這樣,一個以鹹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把全國各地聯系在了一起。也保證了郡縣製的實施。近來在河南南陽的山區裡驚奇地發現有古代的“軌(鐵)路”。
原理和現代鐵路無異,還是複線,只不過不是用蒸汽機車牽引,而是用馬力拉動。這是比兵馬俑更驚人的大發現,修馳道逢山開山,遇河架橋, 路面全用石灰加膠土夯成。
這些馳道,歷經兩千多年風雨,至今有些路段仍可見當年路面之形,可見其質量之高。
現代很多地方修高速都導致負債累累,更不要說在古代了。
這也是秦朝為什麽要苛捐雜稅,大征徭役,為後世所詬病,沒錢,怎麽辦事?
至於人頭稅,對比田賦和雜稅、徭役來說,真的是小巫見大巫了,它是到了漢朝才被發揚光大的。
沒辦法,只因當初大家起義喊的口號就是:誅暴秦,伐無道。
漢朝成立之後,當然要跟秦朝不一樣。
就像新官上任,都會把前任的全部推倒重來一樣,就算是乾一樣的事,也得換個口號,不然自己乾得再努力,功勞也是別人的一樣。
因此才有了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
但養文臣武將和軍隊總要錢吧,既然田賦不能收太多,雜稅又不能隨便加,那只能增加人頭稅了。
所以看似漢高祖時期,劉邦將田賦的比例從十稅一,降到了十五稅一;到了漢景帝時期,則降到了三十稅一;在漢文帝時期,甚至還有好多年都是乾脆不收稅的。
可以說,在漢初時,百姓的賦稅壓力非常之低,而這樣的大規模減稅,在中國歷史上也就那麽一次。
我們似乎會覺得漢朝初年的這幾位皇帝人挺不錯的,知道心疼自己的百姓,比起那些動不動就搞苛捐雜稅、橫征暴斂的皇帝可愛多了。
但實際並不是那麽一回事,因為漢朝的人頭稅對百姓來說可以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