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姓琅琊 第348章 重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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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南齐在《资治通鉴》里哪一册来着？

王扬有些失落。

《资治通鉴》有简版有全版，两者相差如盆景与园林。王扬小时候读简版，里面自然没有南齐，长大后读全版，家中有一套中华书局56年版的《资治通鉴》，一共二十册，但王扬主攻在汉唐，所以只啃到第8册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然后便跳到第12册从陈隋开始，读到第18册又跳。再说从史学角度，以《资治通鉴》治史并非正统，所以即便跳过去几册也没太在意，等以后有时间补就是了，哪能想到有一天穿越能用到？

有一个关于当代学界的故事：

一个人研究文学中的月亮意象，你问他德|国表现主义中的月亮主题，他说自己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你问他七月诗派中的月亮象征，他说自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你问他汉赋中的月亮书写体式，他说自己是研究古代文学中的唐代文学。你改问唐赋，他说自己是研究唐诗的。你问他唐诗中写月亮的句法嬗变，他说自己只研究唐代大历年间写的诗......

这个故事是说当代研究在专精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狭窄化，自限藩篱、深耕寸土的人越来越多，愿意打破壁垒、博通兼取的，越来越少。这一来是因为博取本就很难，二是当代学术的考核、评判标准与学风所致，三也是学问实在太过广大，庄子所谓“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清代学问为例，一个人即便穷尽一生，也无法精读所有清代文献，若专注于此，哪还有余力顾及其他？

王扬已算是很博览的了，但根本没关注过这个冷门又短命的南齐王朝，即便以他最精擅三个领域：文学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而言，对于南齐相关的也知之甚少，不过起码比历史要好很多，巴东王如果在文学上有什么建树，又或者给《左传》、《易经》什么的做过注，那王扬说不定能知道一二，但巴东王显然不会在这方面留名，这也就导致王扬完全没有先知信息。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起码王扬对南梁史的了解，要比对南齐史强上不少。不过他对南梁所知主要集中在南梁开国之后，尤其是梁武帝继位的中后期，越往后知道的越多，像侯景之乱这种大变局，那更是认真细读过，可关于萧衍“创业史”的细节却不甚明了，只知道他是由雍州刺史之位，发兵建康，最后得胜。可为什么发兵，又如何得胜、对手是谁等等，他都一无所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南齐亡于萧衍之手，那......会不会萧衍就是在这次巴东王之乱中崛起的？

“你认识萧衍吗？”王扬问萧宝月。

宝月正消化巴东王的事，突然被问到萧衍也是一怔。

萧衍与当今天子同是五胡之乱时迁居江南的萧家先祖萧整的六世孙，也就是说，两人辈分相同，但支脉却远。萧衍相当于皇族疏属，在血缘上远不如宝月在宗室内的地位高。至于家门权势，更不能宝月家相比。

“问他做什么？”宝月皱眉。

宝月对这个远房族叔可没什么好感，不只是因为此人是竟陵王一党。

“不做什么，就是突然想起来了，他现在还做户曹属吗？”

王扬在日常交际中很注意搜集信息，如今对当朝之事也有不少了解，他听说萧衍之前以司徒西阁祭酒的身份（副总统府办公室副主任）在竟陵王西邸做学士，乃竟陵王麾下八大才士之一，人称“八友”，也就是他穿越前就知道的“竟陵八友”，这在文学史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后来经王融推荐，得到王融叔父王俭的赏识，在王俭的卫将军府（诸将军府中排名第三，东晋南朝位甚重，晋时常以权臣兼任）任职，听说好像是升了户曹属。（七品，军府中上层，类似军|委下设某部主任）。不过荆州消息迟滞，再加上萧衍不是什么大人物，王扬又没有权威的消息源，所以很难获得第一手情报。

宝月虽然不解王扬之意，但还是回答道：

“他已经升了六品。去年天子为南郡王（太子的长子）加班剑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选僚属，选了他和沈昭略。他做王文学，沈做王友。”

天子给嫡长孙选属官用二皇子的人，有点意思......

“王文学”这种官职（和柳惔先前的官一样）在南朝是攒资历的清望官，对门第要求极高，再加上宝月说“高选僚属”（《南齐书·郁林王本纪》记永明七年“高选友、学”。同书《沈昭略传》言“南郡王友、学华选”，华选也就是高选的意思。），可见名望是不错的。

虽然品级不低，又有前途，但却没实权，不像是能趁乱崛起的样子。当然这种事情也说不好，但即便是崛起，也很难宰制一州。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从当时的转迁逻辑上来说，萧衍就算再得重用，破格连跳几级，也没有可能做上雍州刺史，除非巴东王能搅得天下大乱，乱到海内鼎沸，大争之世，那自然万事不可测。可关键是，巴东王有这个本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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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月见王扬思虑纠结，不明所以，说道：

“临渊而立，当虑坠溺之危，而非眺彼岸之林。如今荆州形势坏至如此，你不问荆州，而问萧衍，难道，难道说他与荆州之乱有什么关联？难道竟陵王参与其中？！”

宝月脸色倏变！

王扬本来遗憾没读南齐史，失了天眼优势，听了宝月的话，突然对自己执着寻求历史定局的想法暗生警惕。

有了自己穿越，搅动荆州，蝴蝶效兴许已经开始，不说其他，就说古文尚书辨伪和收复蛮部一事，不就是原定历史上没有的吗？一事变，百事迁，历史说不定已经暗中分出一条新线，《易》云：“变则通，通则久。”又言“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若执着于依仗历史定局，不仅容易形成依赖，惰我心智，钝我机变，更易缘木求鱼，画地为牢！

若不能随势应变，只着眼以所知原时空的史事谋利，就是直接被带到沟里，也不是不可能。

真正的先机，从来不在历史书中的既定文字，而在足够清醒的洞察与足够明智的决断！

想要求活命，先要求活心。只有心活，才能不困于桎梏、束手束脚。

我既能注六经，则六经亦能注我！

若我智能足，我谋能周，我行能勇，我意能坚，则何必求先知，何必问天意？

与其寻难求之史，不如自己，落笔成史！

王扬一念及此，胸中块垒尽去，对宝月洒然一笑道：

“你不要乱猜，是我糊涂了。你说的是，现在该问荆州的事。”

然后便抛开萧衍，细问怜三关于荆州之乱的具体情形。

宝月见王扬本来愁眉不展，忽然间就豪气顿生，不由得暗暗称奇。

但不管宝月还是王扬自己，都不明白王扬此刻的“念头通达”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其实王扬想得没错。

历史的确已经悄然改变。

在原来的历史线上，巴东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刘寅领头密告他与蛮部交易兵器，巴东王盛怒之下，斩杀台使官员，仓促应对禁军。虽击败第一波来敌，但却不能改变大局，最后落得一死。

（唐时修的《南史》对巴东王持同情立场，语多修饰，记巴东王第一次打胜之后言“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之，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给人一种巴东王胜了之后主动放下兵器的感觉。梁时的《南齐书》把朝廷第二次发兵之后的形势记得更清楚：“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至，子响部下恐惧，各逃散。子响乃白服降。”）

可王扬穿越之后，刘寅被王扬逼得改投门庭，以巴东王为依靠，自然不会再有告密事，又因为柳憕要亲眼看着埋伏王扬，所以孤身到乐家庄园中的偏僻小亭，以致于被蛮兵俘获，由此引来王揖查问，再由此引得巴东王心虚截杀，而截杀计划遇到永宁兵扰乱和王扬智脱，不见王揖、王扬尸体，进而导致巴东王着手准备应变。再到刘寅改投门庭让巴东王获得庐陵王积蓄的大笔金钱，底气加足，最后是王泰利用王扬供词进行刺激。

巴东王由原来时空线的被动应对，到现在的主动出击，其势已与原历史中不可同日而语。又以柳憕被抓和蛮人截杀使团为引，以蛮祸为由，扣住上佐，举起大旗，号令荆州，再加上被王揖一逼，用险出奇，大破王揖，首战立威，进而席卷郡县，势头比原历史中胜了数倍！

纵观整个巴东王谋反过程，看似步步是形势所逼，招招是巴东王自己决定，但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王扬这个变量的深刻影响！

翅膀挥扇之间，层层叠加，最终在荆楚大地上汇聚出一场比原本时空里更剧烈、甚至有可能改写整个王朝命运的飓风！

所以即便现在天上掉下来三册《南齐书》，也未必做得了未来命运的剧本，故而王扬的确不必遗憾没有先知，因为自他名动荆州之日起——

古月今尘，春秋笔墨，皆待重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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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萧衍起家官是卫将军东阁祭酒还是巴陵王法曹行参军亦或其他，学界是有争议的。关于此问题的确定也涉及到本书中此时萧衍担任的官职。把这个争议过程讲得很清楚的是何良五的《“竟陵八友”之萧衍、沈约三考》，去年刘跃进先生编的《中华文学史料》第六辑也收了这篇文章，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不过其最后结论也未必能为确论。本书还是以《梁书》的记载为基，综合何良五、庄辉明、赵以武、柏俊才考论的一部分（参《萧衍评传》、《梁武帝及其时代》、《梁武帝萧衍考略》），把起家官定为巴陵王法曹行参军，后为司徒西阁祭酒，再转卫将军东阁祭酒，再升卫将军户曹属，此时为南郡王文学。至于为什么这么定的原因就不说了，不然又得写一大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