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1119、掌握主动权

赵振国把这页纸读了三遍，拿起笔，在回函上写道：

“安德森，告诉他：我同意见面。但时间和地点，由我来定。请他稍安勿躁。”

他需要掌握主动权。

宋婉清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安安和康康是早产儿，隔三岔五就要去医院复查。

棠棠期中考试考了班里第三名，回来撅着嘴说“下次要考第一”。这些事情比见一个神秘人重要得多，或者说，正因为有这些事在心里压着，他才更要去见那个人。

他需要知道，那把悬在头顶的刀，究竟是敌是友，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更重要的是，他要观察，这个人会不会沉不住气。如果他是真的想合作，三个月他会等。

二月初，安德森再次发来加密传真。

“主人，那个人收到了您的回复。他说：‘可以等。但请转告你的主人，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三个月是我能接受的极限。如果三个月后他改变主意，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他。那种方式，大家都不舒服。’”

赵振国读完这段话，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这不是威胁，是陈述。一个有能力截住安德森叛徒的人，当然有能力用“不舒服”的方式找到他。

双胞胎半岁了。安安已经会翻身了，康康还差一点。宋婉清说康康懒，棠棠说康康是在思考。

赵振国抱着康康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康康的小手攥着他的食指，呼吸均匀而安静。他把康康轻轻放进婴儿车，走到书房，翻开笔记本，写下一行字：

“三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前门西大街老舍茶馆。”

他给安德森发了加密传真，然后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

还有十二天。

——

三月二十日，京城，前门西大街。

赵振国下午一点半就到了。他没有直接进茶馆，先在街对面的邮电局里待了二十分钟，透过玻璃窗观察周围的环境。

这天阴天，偶尔飘几滴雨星，风从长安街方向灌过来，带着早春的凉意。

前门西大街上的行人不多，几个等公交车的老人缩着脖子站在站牌下，一个卖烤红薯的小贩推着三轮车慢慢经过。

一点五十分，赵振国走进老舍茶馆。他穿了一件藏蓝色的棉夹克，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京城晚报》。

迎宾小姐穿着红色旗袍，笑容恰到好处。他上了二楼，选了一个靠南边的位置，背靠墙壁，面朝楼梯口。

点了一壶龙井，一碟瓜子，然后把报纸摊在桌上，不急不慢地翻开。

大厅里只有三桌客人：两个老人在下象棋，一个中年男人在喝茶看报，还有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一个小孩。一切正常。

赵振国有种预感，这些人，全都是周振邦安排的。

毕竟，他决定见这个神秘人，有一大半的底气，都是周振邦给的。

——

两点二十分，楼梯口传来脚步声。

赵振国没有抬头，目光仍然落在报纸上，但耳朵竖了起来。脚步声不紧不慢，每一步的间隔几乎相等。

来人停在楼梯口，扫了一眼大厅，然后朝他这桌走过来。

赵振国这才抬起头。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或者更老一些，他不太确定。那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里面是深蓝色的高领毛衣，没有打领带，也没有戴帽子。

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眼镜，一副半框的金丝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不大的眼睛，但目光沉静得像一潭深水。

他的两鬓已经斑白了，皮肤偏白，是那种长期待在室内、少见阳光的苍白。手指很长，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很普通的银戒指。

“赵先生？”那人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点沙哑，普通话很标准，但尾音有一点上扬，不是京城味儿。

“坐。”赵振国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那人坐下来，把手里的一把黑色长柄伞靠在桌边。

服务员走过来，他点了一壶铁观音，然后转向赵振国，微微一笑。“我叫陈启航。从丑国回来。”

赵振国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了一下。“陈先生是美籍华人？”

“不是。龙国国籍。我八一年出国，在洛杉矶待了几年，去年才回来。”陈启航从大衣内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推到赵振国面前。

那是一个深蓝色的工作证，上面印着“XX文化交流中心”的字样。照片上的人就是对面这位，名字是陈启航，职务是“特聘研究员”。

赵振国注意到，这个证上的章，还是革委会时期的。

“你在丑国做什么？”

“做生意。小生意，古董、字画、旧书，什么都倒腾过。”陈启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没有打开，“但我真正做的事情，跟做生意没什么关系。我做生意是为了养活自己，养活自己是为了查一件事。”

“什么事？”

“我导师的死。”陈启航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我的导师吴庸教授，是国内民国史研究方面的前辈。八一年，他在做一项关于民国时期文化组织的课题，收集了大量散落在海外的档案和书信，准备写一部专著。然后他突然死了。死在京城的家里，法医鉴定是心肌梗死。”

赵振国没有接话，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我不信。他没有心脏病史，死前一天还跟我讨论课题。吴教授死后，他的书房被人翻过。说是子女整理遗物，但我后来问过他的子女，他们说不是他们翻的，他们去的时候，书房已经整整齐齐了，但少了很多东西：档案复印件、手写笔记、还有几封私人信件，全都不见了。”

陈启航把信封推到一边，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我追查了多年。后来我发现，吴教授在死之前，从一份流落到港岛的旧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图案。不是什么军事机密，只是一个民国时期某个组织的内部联络徽记。

那个徽记的持有人，似乎还活着，而且一直在用这个徽记做很隐秘的联络。我把这个徽记的事告诉过一个港岛的朋友，让他帮我查一查，后来那个朋友后来被人推下地铁站台，死了，‘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