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1197、根本干不完

黄罗拔抽了三根烟，对着电文反复看了五遍，最后掐灭烟头，回复密电：

“东德那边，我前几年跟莱比锡一家贸易公司打过交道，可以走那条线。不过赵哥，这些东西不是一般货，东德人自己也知道值钱。”

赵振国的回电简单明了：

“现在他们那边乱得很，上层想捞钱跑路，下层人心惶惶。窗口期最多几个月，要抓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你要快，价格上不要压得太狠，让他们觉得赚了，将来出了事也不会翻旧账。记住，东西比钱重要。”

黄罗拔最后一封密电只有七个字：“明白了。明天开始。”

电波沉寂下来。

赵振国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支烟，透过缭绕的烟雾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他心里在飞速地计算时间。

现在是九月中旬，距离柏林墙倒塌还有不到两个月。

东德政权已经摇摇欲坠，那些国有企业的资产正处于最混乱的时期，上面的人想捞一笔跑路，下面的人人心惶惶，没有人有心思管设备去了哪里。

这是用相对合理的价格拿到那些被巴统禁运的关键设备的最佳窗口期，错过了，这辈子都不会再有第二次。

一旦两德统一尘埃落定，这些设备要么被西方公司瓜分，要么被纳入新的出口管制体系，价格翻倍不说，能不能拿到都是问题。

他太清楚这段历史了。

上辈子，龙国错过了好几次这样的机会，后来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花数倍的价钱买二手设备，有些甚至连二手都买不到，被人卡着脖子，想买都买不着。

重活一次，他不想再错过。

——

一周后后，黄罗拔抵达莱比锡。

原以为这趟活儿无非是“找到人、谈价钱、付钱、运货”四个步骤，可真正落地之后才发现，自己把问题想简单了。

东德的局势每一天都在恶化，街头游行越来越多，边境检查时松时紧，他前脚刚跟中间商的那家贸易公司谈妥价钱，后脚就听说那家厂被托管局强行封存，连门都进不去。

黄罗拔在莱比锡一家小旅馆里连续熬了五个通宵，桌上摊满了地图、时刻表和现金收据，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

他发了一封密电给赵振国，语气里难得带了焦灼：

“赵哥，这边活儿太重了，我一个人掰成三瓣都不够用。你把安德森派来帮帮忙吧。”

——

九月底，安德森飞到了维也纳，住进了黄罗拔预订好的套房。

黄罗拔进门的时候风尘仆仆，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一进屋就把围巾摘了，露出瘦了一圈的脸：

“赵哥的电报我收到了。蔡司耶拿厂那边我摸过底，有个叫韦伯的博士，是光学总工程师，手里有权签字。他要价不低，但现在的东德人心惶惶，只要现金给到位，什么都能谈。”

安德森给他倒了杯威士忌：

“不急。你先跟他接触，不要暴露我们真正的身份。就说是一家港岛的贸易公司，想采购一批精密仪器用于医疗设备生产。价格方面，我们可以让步，但条件必须是我们主导，装车时间、运输路线、付款方式，全部由我们说了算。”

黄罗拔端起酒杯一口干了，辣得龇牙咧嘴：

“行。我明天就飞柏林，然后转火车去耶拿。韦伯那个人我见过一面，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泡在实验室里，根本没跟商人打过交道。他手底下那帮工程师也是一样的脾性，好对付。”

“还有一个事。”安德森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推到黄罗拔面前，“主人让你在耶拿谈完设备之后，顺便把这几家企业的资料摸一遍。莱比锡的化工联合厂、德累斯顿的微电子研究所、马格德堡的精密铸造厂，他们的专利清单和核心技术人员名单，要尽量拿到手。主人说，设备是骨头，人是肉，专利是筋。骨头要啃，肉和筋也一块不能少。”

黄罗拔看着那份密密麻麻的名单，啧了一声：

“他这是要把东德的工业底子一锅端啊。”

赵哥真是的，是派了人来帮忙，可活咋越干越多呢？

有点不知道自己把安德森喊来帮忙，是不是错了，怎么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

“差不多吧。”安德森端起自己的酒杯，望着杯壁上挂着的琥珀色酒液，“他跟我说，有些东西你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就永远追不上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笃定东德一定会变天，但他每次笃定的事，最后都成了。”

安德森没有急着让黄罗拔去接触韦伯，而是先让莱比锡那家贸易公司出面，安排了一场“偶遇”，韦伯到莱比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散场后“恰好”在咖啡厅里遇到了贸易公司的老板，又“恰好”听说了有一家港岛公司正在高价招募光学专家。

这种迂回的方式比直接登门要稳妥得多，既不会让韦伯警觉，也给了他自己消化信息的时间。

直到十月中旬，韦伯主动打来电话，表示愿意“私下聊聊”，安德森才订了苏黎世的酒店。

——

利马特河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冰，岸边的积雪被行人踩得结结实实。

安德森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围着一条苏格兰格纹围巾，坐在苏黎世车站大街的BaurauLac酒店大堂里。

他面前的咖啡已经凉了，杯沿上凝着一圈奶渍。

对面坐着一个瘦高的东德人，穿着黑色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两只手一直在大腿上搓来搓去。

“韦伯博士，”安德森用英语开口，“我代表我的客户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我们通过莱比锡的贸易公司联系上您，希望能跟您谈一谈未来的合作可能。”

赫尔曼·韦伯抬起眼来。

他的镜片后面有一双疲惫但敏锐的眼睛，目光里带着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谨慎和警惕：

“威尔逊先生，您在电话里说，有一家港岛的公司需要光学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