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人生从带娃开始称霸 第六十二章 动物园的红色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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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这温馨快要漫过心口时，一丝发紧的直觉突然像电流似的窜过林凡的后背——

不是游客的喧闹，也不是动物的叫声，是一种被注视的、浑身不自在的感觉，像有根细针轻轻扎着皮肤，让他忍不住想皱眉。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目光扫过不远处熙攘的人群：穿藏青色夹克的男人正举着海鸥牌傻瓜相机给孩子拍照——

那相机是海鸥DF-1型号，当时售价两百二十八块，相当于普通工人近两个月的工资，很少家庭舍得买，林凡猜这男人大概是做个体户的，最近几年个体户生意好做，

收入比国企职工高不少；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拽着妈妈的衣角，吵着要去喂鸽子，妈妈穿的浅蓝色的确良衬衫是当时最常见的面料，

洗后容易皱，却耐穿又便宜，三十五块钱就能买一件，林凡记得妈妈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

还有两个穿蓝布工装的工人模样的人，坐在另一张长椅上分享着一支春城牌香烟，烟盒皱巴巴的，五毛钱一包，比红塔山（一块五一包）便宜不少。

他们聊着厂里的事，一个说“听说老张辞职去南方了，一个月能挣三百块”，另一个叹着气说“咱们厂这效益，再撑下去也难”，

偶尔咳嗽两声，烟味顺着风飘过来，林凡下意识地把笑笑往怀里搂了搂——

他从不抽烟，怕呛着女儿。

直到视线落在东边卖纪念品的小木屋旁，他的目光顿住了，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似的，挪不开。

那是个女人，

站在挂着塑料动物挂件的木屋前，身上穿的米色风衣在满是夹克、

毛衣的游客里格外扎眼——1993年这种收腰款风衣刚从南方流行到北方，XX市国营百货大楼里标价八十四块，而当时普通工人月薪也就一百块左右，寻常人家很少舍得买，

大多还是穿前年的旧毛衣。风衣的金色扣子擦得发亮，领口还别着个小小的珍珠胸针，看着就不便宜。

她戴了副深棕色塑料框墨镜，是当时流行的太阳镜款式，遮住了半张脸，镜片反射着阳光，看不清里面的眼神。烫得蓬松的大波浪头发用发胶梳得一丝不苟，

发尾还泛着栗色的光泽——1993年染发还不普遍，只有少数时髦的年轻人才会去“美容厅”染，市中心的“爱美”美容厅烫一次头发要十五块，染一次要十二块，林凡上次路过时，

看到门口贴的价目表，吓了一跳。木屋的货架上摆着搪瓷动物杯（两块五一个，杯身上印着小熊图案）、印着“XX市动物园”字样的毛巾（一块二一条，有红、蓝两种颜色），

还有拳头大的塑料熊猫玩具（三块钱一个，肚子里装着小铃铛）。她手里捏着一个熊猫挂件，挂件的黑色油漆已经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白色塑料，手指上涂着暗红的指甲油——

是当时流行的“霞飞”牌，五块八一瓶，在国营百货大楼的化妆品柜台能买到。可她半天没动一下，既不付钱给卖纪念品的阿姨，也不放下挂件，就那样捏着，眼神像飘在半空。

林凡眯了眯眼，借着阳光的角度，能感觉到那墨镜后的视线，正隔着来来往往的游客（有个推着婴儿车的奶奶从中间走过），有意无意地往他和笑笑这边飘。

风把她风衣的衣角吹起来，露出里面深色的针织衫，领口还绣着细小的蔷薇花纹，针脚很精致。她胳膊上挎着的黑色人造革手包——

是去年市面上最火的“老板包”，能装下整本的账本和大哥大，当时要三十五块，一般是跑生意的人才会用，寻常家庭主妇都背布包。

更奇怪的是她的鞋子，是黑色的高跟皮鞋，鞋跟有两寸高，当时很少有人穿高跟鞋去动物园——园里的路有不少石子，穿高跟鞋走路很不方便。

她的姿势很怪，明明站在纪念品前，却总往这边侧着身，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熊猫挂件的耳朵，指甲上的暗红在阳光下格外显眼，连卖纪念品的阿姨问她

“同志，要这个挂件吗？”，

她都没应声，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林凡心里的不安又重了些，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他悄悄把笑笑往怀里搂得更紧，小声问：

“笑笑，咱们去看鸽子好不好？

刚才说好了要喂鸽子的。”他想赶紧离开这里，可那女人的视线像一张细网似的，缠得他浑身不自在，连脚步都有点迈不开。

1993年春末的周末，市动物园的入口处挤满了人，空气中飘着棉花糖的甜香与烤红薯的焦香——

这年1月1日国家正式取消粮票制度，距今刚过半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3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51元，较1992年同期增长22%，

居民口袋里的“活钱”终于多了些，周末带孩子逛动物园成了小城家庭最时兴的消遣。

据当时市园林局《1993年春季游园统计简报》，这季周末动物园日均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较1992年同期的1.15万人次增长30%，创下近五年新高。

满场都是携家带口的身影：有的家长推着金属框架、漆皮剥落的儿童推车，那会儿国营百货商店（如“东方红百货”）里的儿童推车仅3种款式，单价48-55元，

相当于普通职工月薪的三分之一，多数家庭更愿用兄长传下来的旧车，车轱辘磨平了就换个内胎继续用；有的孩子攥着印着“劳动最光荣”的搪瓷杯，杯子出自本地“红旗搪瓷厂”，

这家1954年建厂的国营老厂，1993年仍保持着日均2000个搪瓷杯的产能，占本地餐具市场80%份额，是家庭餐具的绝对主流。

喧闹声裹着猴子的吱吱叫、黑熊的低吼，混着小贩“棉花糖五毛一个”的吆喝，成了这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年代里，周末最踏实的烟火气。

可刚给女儿笑笑买完棉花糖的林凡，目光无意间扫过猴山旁的长椅时，心却突然微微一沉：那抹正朝这边望的红色身影，怎么看都有些扎眼。

1993年的小城总人口约39万，据市公安局年末《流动人口统计年报》，全年登记外来人口仅2.8万，占总人口的7.2%，且80%来自周边临县，多从事建筑零工或街头小贩，鲜少有人穿着光鲜。那会儿邻里关系还带着“单位大院”的余温，

住了十几年的老相识占比超六成，连谁家孩子换了新书包、谁家买了新自行车，不出半天就能传遍半条街——而那样一身亮红色连衣裙、头发烫成波浪卷（当时叫“港风卷”，

本地仅两家国营理发店能做，一次要8块钱，相当于职工日均工资的1.6倍，鲜少有人愿意花这个钱）、嘴唇涂着亮闪闪口红的女人，别说在小区，就是在整个动物园里都找不出第二个。

是错觉吗？

林凡的指尖下意识攥紧了笑笑的小手，掌心触到女儿沾着糖渣的碎花裙摆——

布料是妻子上月从国营布店扯的“的确良”，每米1.8元，比纯棉布料便宜近一半，耐洗但不透气，一出汗就贴在身上。

1993年夏天还没流行纯棉童装，国营布店的儿童布料只有小碎花、格子两种花型，个体户布摊全市不足10家，款式也相差无几。

指尖的触感让记忆瞬间拉回前几天晚饭时：张婶端着一碗绿豆汤来串门，搪瓷碗沿还冒着热气，她压低声音说：

“凡啊，你可得看好笑笑！昨儿我去街口‘向阳粮店’买米，排队时看见个穿红连衣裙的女人，就站在咱们小区门口盯孩子，问她找谁也不说话，倒像个外地来的‘时髦人’。

咱们这片儿可没这样打扮的！”张婶说的“向阳粮店”是1956年开业的老国营店，虽取消了粮票，但居民仍认它的“老招牌”，日均售米1.2万斤，

早晚高峰要排20-30分钟队，若真有陌生人在门口徘徊，早被排队的老街坊议论开了。会是同一个人吗？

林凡迅速收回目光，假装蹲下来给笑笑整理歪掉的布帽子，指腹轻轻蹭过女儿软乎乎的耳垂——他注意到，不远处卖冰棍的小贩正推着“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叫卖，

车后座绑着泡沫保温箱，“奶油冰棍，一毛钱一根”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1993年的冰棍分两种：绿豆的8分钱一根，奶油的1毛钱，当时儿童日均零花钱多是2-5分，想买奶油冰棍得缠着家长磨半天；

旁边穿浅灰色的确良衬衫的大爷正用馒头屑喂孔雀，1993年动物园还没禁止投喂，门口小卖部5分钱能买两个馒头（批发价3分两个，小卖部赚2分差价），

不少游客要么自带家里的剩馒头，要么在小卖部买了喂动物，孔雀园里总堆着一层馒头渣。可那道落在背上的目光，

却像细针似的让他浑身神经绷紧，连女儿扯着他衣角要去看猴子的声音，都没那么容易入耳了。

他不能确定那女人的意图，更不想让刚满四岁的笑笑察觉异常——

这年代动物园还没装监控，据市园林局1994年《安全工作报告》，1993年全市仅5个重要场所装了监控设备，分别是火车站候车厅、人民银行总行、百货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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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门口和邮电局，动物园连围墙都还是2米高的砖垒墙，前年冬天还发生过山羊跑出围墙、在附近菜地啃菜的小插曲，最后靠联防队员和游客一起才追回。

上次居委会开联防会时，主任还特意拿着笔记本念：“最近东小区、西小区丢了12件晾晒的衣物，还有两户丢了自行车，大家多留心陌生人！”

没出大事，却也透着让人不安的松散——

1993年社区治安主要靠“联防队员”，多是60-70岁的退休老人，每人每天轮流巡逻2小时，没有制服，只有个红布缝的“联防”红袖章，装备就是一把旧手电筒，全靠“眼尖嘴勤”盯梢。

“笑笑，休息好了吗？”

林凡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轻松，甚至牵起女儿的手晃了晃，

“咱们去看孔雀开屏好不好？听说今天有只蓝孔雀特别爱开屏，比妈妈织的花围巾还好看呢！”

他自然地抱起笑笑，故意将女儿的脸转向孔雀园方向，用自己的肩膀挡住身后的视线——

笑笑的注意力立刻被“花围巾”吸引，小脑袋在他怀里蹭了蹭，奶声奶气地喊：

“要去！要看大孔雀！”

怀里的女儿穿着开裆裤，屁股上缝着块浅灰色补丁，那是妻子前几天熬夜补的——

1993年多数家庭还秉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习惯，儿童裤子平均穿6个月就短了，老大穿完老二穿，

补丁的布料多是从大人旧衣服上拆的，颜色常和裤子不搭，却没人觉得寒酸。

抱着女儿往孔雀园走时，林凡的步伐看似平稳，眼角余光却没敢放松：

猴山的猴子正抢着游客扔的馒头片，有个穿背带裤的小男孩扔了半块肉包子，猴子接住后一口吞了，引得围观人群笑出声；

熊舍里的老黑熊趴在水泥地上打盹，水泥墙面上满是游客刻的“XX到此一游”，最深的刻痕能放进指甲——

这熊舍还是1978年建的，水泥厚度仅10厘米，没有防护网，1992年冬天还有只熊吃了游客扔的塑料袋，兽医来灌了半瓶泻药才好转，可见管理有多松散；

路过的年轻夫妇正摆弄着“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机身是黑色的，右上角贴着个小小的“上海制造”标签，里面飘出邓丽君的《甜蜜蜜》——

这歌1993年虽已不被视作“靡靡之音”，但国营电台每月只播1-2次，年轻夫妇听的大概率是盗版磁带，那会儿正版磁带5元一盒，盗版的2元就能买到，偷偷在街头小贩那儿卖。

年轻夫妇听得入迷，男生的手指还跟着节奏轻轻打拍，女生则靠在他肩上笑，完全没注意到周围投来的几道异样目光——老一辈人对邓丽君的歌，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这些热闹的场景本该让人安心，可那道目光却像跟屁虫似的，随着他的脚步移动了一段距离。

林凡悄悄摸了摸口袋里的“上海牌”机械表，表盘是银色的，边缘已经磨出了铜色，指针刚过下午2点10分——

这个点正是游园高峰，入口处还在源源不断进人，收票员的嗓子都喊哑了，可他总觉得那抹红色像团火，烧得他心里发慌。

直到转过大象馆的拐角，人群突然密集起来——

大象馆刚用市园林局拨的2万元翻新完，加了“骑大象拍照”项目，1块钱一次，每次1分钟，光上午就排了50多个人，

收入全用来给大象买饲料（大象每天要吃10斤玉米、5斤蔬菜，成本15元）。

趁着人群遮挡，那道目光才终于消失在攒动的人头里。

阳光透过动物园里的老槐树枝桠，在水泥路上洒下细碎的光斑，孩子们的笑声、动物的嘶吼声依旧裹着暖意，可林凡的心头却蒙了一层冷意。

那个拎着米白色人造革手提包的女人，像个突兀的音符，打乱了这难得的温馨——

1993年的家庭大多重视孩子，据市妇联《1993年家庭亲子调查》，随机走访的2000户家庭中，85%的家长认为“周末带娃逛动物园是顶幸福的事”，

尤其是双职工家庭，那会儿还没实行双休（1995年才开始），一周只有一天休息，能陪孩子的时间本就少。可那女人既不看动物，也不跟人说话，只盯着孩子看，怎么想都不对劲。

他想起前阵子《小城晚报》上登的新闻：

邻市临江市3月份有个3岁孩子在人民公园被陌生人带走，家长找了3天，最后在火车站的候车厅里找到，人贩子是个外来务工人员，被判了5年——

1993年这类新闻虽不多见，一年全市也就1-2起，可一旦发生，就足以让整个小城的家长提心吊胆好一阵子。

她到底是谁？一次在小区门口，一次在动物园，两次都围着笑笑打转，是真的偶然，还是别有用心？

林凡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女儿，感受到她均匀的呼吸和温热的体温，手指不自觉地收紧——笑笑的小手里还攥着吃剩的棉花糖棍，糖渣沾在指缝里，像星星点点的白霜。

那棉花糖是用白砂糖做的，每斤白砂糖1.8元，一个棉花糖只用2钱糖，成本不到4分，卖5毛钱，利润翻了12倍，可家长们还是愿意买给孩子尝鲜。

无论如何，他绝不能让女儿受半点威胁，哪怕只是一点可疑的苗头。

傍晚离开动物园时，门口公告栏上贴着“1993年五一新增熊猫馆”的红色通知，用毛笔写的大字格外醒目——

熊猫是国宝，这对熊猫是从成都动物园借调的，名字叫“团团”“圆圆”，借调费用每年5万元，市园林局为了筹钱，把门票从成人5毛、儿童2毛，涨到了成人8毛、

儿童3毛，3月份登报后，3-4月的游园人数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不少家庭就是冲熊猫来的。林凡推着家里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让笑笑趴在自己背上——

这辆自行车是1988年他结婚时买的，花了180元，相当于当时他1个半月的工资，现在车架上还留着当时贴的“囍”字残胶，红色的贴纸只剩边角，

车铃1991年被撞坏后就没修，修要5块钱，他觉得没必要，每次骑车都靠喊“借过”提醒路人。

回家的路上，街道两旁的国营商店挂着“换季大甩卖”的横幅，白底红字格外显眼——

1993年市场经济刚起步，个体户像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全市个体户数量比1992年增长了40%，多集中在服装、小吃领域。

国营商店开始面临竞争，“大甩卖”成了常见的促销手段，比如“东方红百货”里的毛衣，1992年的库存原价50元，现在打8折卖40元，可个体户的毛衣才卖35元，

款式还更时髦，不少路人站在店门口犹豫半天，还是转身去了个体户的摊位。

自行车流里不时传来叮铃铃的车铃声，偶尔能看到几辆“桑塔纳”轿车驶过——

1993年小城私人轿车只有86辆，多是单位用车，比如政府、国营厂的，一辆桑塔纳要18万元，是普通职工10年的工资，普通人想都不敢想。

笑笑在他背上睡着了，嘴角还沾着棉花糖的甜渍，小眉头轻轻皱着，像在做什么美梦，大概是梦到孔雀开屏了。

可林凡的眼神却比来时凝重了许多——

他摸了摸口袋里居委会发的联防联系卡，卡片是硬纸片做的，尺寸5cm×8cm，上面印着派出所的7位电话号码

（1993年小城电话还没升8位，全市固定电话普及率仅15%，多数家庭还没装电话），还有3个联防队员的名字和住址。

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明天一早就去派出所问问，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在小区附近转悠，顺便把张婶看到的情况也说说。

派出所8点上班，他打算提前半小时去，正好赶上民警交接班，能说得详细些，还能顺便看看有没有其他家长反映类似情况。

这1993年的春天虽暖，街头巷尾都能看到“改革开放促发展”的红色标语，国营厂门口贴了“转制试点”的通知（比如“红星机械厂”，

4月开始把3个车间承包给个人，工人工资从固定月薪改成计件，多劳多得），街边多了几家个体户开的小吃摊（卖馄饨、油条，一碗馄饨5毛钱，10个，能吃饱），

可越是变化快，人们越在意家里的安稳，尤其是孩子的安全。

动物园的欢乐之旅，在父女俩心里留下了温暖的记忆——

笑笑回来的路上还迷迷糊糊地说“下次要带妈妈来看孔雀”，可那抹红色身影，却像个带着问号的休止符，提醒着林凡：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年代，要更小心地守护这份简单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