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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白居易《琵琶行》的“天涯沦落人”(第1/2页)

谁能想到,那个在长安敢跟皇帝叫板、写《卖炭翁》骂宫市的白居易,会栽个大跟头——38岁那年,他因为替被刺杀的宰相说句公道话,被人扣上“越职言事”的帽子,一脚踹到江州当司马。这一贬,把他从“春风得意”的谏官,直接贬成了“枫叶荻花秋瑟瑟”里的失意人。

可也正是这次贬谪,让白居易变了——以前满脑子“兼济天下”,要替所有百姓出头;到了江州,他开始琢磨“独善其身”,学会在委屈里找平静。

但他没彻底消沉,反而写出了《琵琶行》,那句“同是天涯沦落人”,道尽了多少人的心酸。

长安的“意外”:替宰相说句话,就被踹出京城

元和十年(815年)的长安,有点不太平。六月的一天早上,宰相武元衡刚走出家门,准备上朝,从暗处冲出来几个刺客,一刀就把他杀了,还把脑袋砍下来带走了。消息传到宫里,满朝文武都吓傻了——谁敢在京城杀宰相?

当时白居易在家里整理新乐府诗,听到消息,气得拍桌子:“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必须抓住刺客,给宰相一个交代!”他没等上朝,就直接写了封奏折,快马加鞭送进宫,要求皇帝立刻下令,严查凶手,严惩幕后黑手。

他以为做的是对的——宰相被刺,关乎朝廷脸面,每个官员都该站出来说话。可他忘了,官场里的“对”和“错”,从来不是看事情本身,是看你“该不该说”。

白居易当时的官是“太子左赞善大夫”,说白了就是陪太子读书的,管的是太子的事,没资格管“宰相遇刺”这种朝堂大事。有人就抓住这一点,在皇帝面前告状:“白居易这是越职言事!他一个陪太子的官,敢管宰相的事,分明是想博名声,不把朝廷规矩放在眼里!”

更坏的是,之前被白居易写诗骂过的贪官,也趁机落井下石:“白居易以前就爱乱说话,现在还敢越权,这种人留不得!”皇帝本来就因为宰相遇刺心烦,听了这些话,也没细想,就下了命令: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接到贬令那天,白居易在给元稹写信,说最近又写了首反映农民苦的诗。信还没写完,小吏就把贬令递到他手里。他看着“贬为江州司马”几个字,手都在抖,墨水洒了满纸。他想不通:“我到底错在哪了?替宰相说句公道话,就该被贬吗?”

收拾行李的时候,妻子哭着说:“早劝你别那么耿直,你不听,现在可怎么办?江州那么远,那么偏,日子怎么过啊?”白居易没说话,只是把写的新乐府诗整理好,放进箱子里——那些诗,是他在长安的心血,是他“兼济天下”的念想,现在带着它们,离开这座他想改变的城市。

离开长安那天,天刚亮,没一个官员来送他,只有几个老朋友偷偷在城外的小桥边等他。元稹不在长安,托人给他带了一包茶叶,还有句话:“到了江州,照顾好自己,别太委屈自己。”白居易接过茶叶,眼圈红了——在长安,他得罪了那么多人,可还有人记得他,这就够了。

坐在去江州的马车上,他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荒凉,心里像被堵了块石头。他想起在长安当左拾遗的日子,想起写《卖炭翁》时的热血,想起跟元稹一起发起新乐府运动的意气风发——那些日子,好像就在昨天,可现在,他成了个“被贬的罪官”,连回头看一眼长安的勇气都没有。

初到江州:从“长安贵官”到“茅草屋租客”

江州(现在的江西九江)跟长安比,简直是两个世界。长安有繁华的大街、气派的宫殿,江州只有泥泞的小路、破旧的茅草屋;长安冬天有暖气,江州冬天又湿又冷,风跟刀子似的往骨头里钻;长安有熟悉的朋友、喜欢的食物,江州只有陌生的方言、吃不惯的鱼鲜。

白居易刚到江州,被安排住在城外的一间茅草屋里。屋子又小又破,窗户漏风,屋顶漏雨,一到下雨天,锅里、盆里都得接着水。晚上没有灯油,只能点松脂,烟呛得人直流眼泪。他以前在长安住的是官宅,有仆人打扫、做饭,现在什么都得自己来——劈柴、挑水、做饭,这些活他以前连碰都没碰过,刚开始劈柴,手被斧子磨得全是水泡,疼得晚上睡不着觉。

更让他难受的是“没地位”。在长安,他是皇帝身边的谏官,官员们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在江州,他是“贬官”,没人把他当回事——刺史见了他,话都懒得说几句;小吏更是敢对他摆脸色,有时候连俸禄都故意拖拖拉拉不给。

有次他去城里办事,想找刺史商量怎么解决江州百姓的粮荒,刺史却推脱说“忙”,让他等。他在刺史府门口等了整整一天,从早上等到天黑,连口热水都没喝上。最后刺史出来了,说了句“这事我管不了,你看着办”,就转身走了。

白居易站在刺史府门口,看着来往的官员说说笑笑,心里又委屈又失望。他想起在长安写的诗,想起“兼济天下”的志向——原来在偏远的江州,他连替百姓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晚上回到茅草屋,他煮了碗稀粥,就着咸菜吃。粥很稀,能照见人影,咸菜又咸又涩。他吃着吃着,就想起长安的日子,想起妻子做的面条,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他给元稹写信,说:“江州的日子太苦了,我每天都想回长安,可我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以前总觉得,敢说话、敢做事,就能帮百姓,可现在才知道,我连自己都帮不了。”

那段时间,他天天待在茅草屋里,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写诗。早上起来,就坐在门口看江水;晚上,就躺在床上学着听江州的方言。有时候,他会拿出带的新乐府诗,一页页翻,看着上面的字,好像能想起在长安的日子,可越想,心里越疼。

有个老邻居,是个种茶的老农,见他天天愁眉苦脸,就经常来陪他聊天,给他送点新采的茶叶。老农说:“先生,我知道你心里苦,可日子还得过啊。江州虽然偏,可山好水好,好好过,总能过下去的。”白居易听着老农的话,心里稍微好受点——在江州,还有人把他当“人”看,不是当“贬官”。

秋夜遇琵琶女:一曲弹碎心事,写出《琵琶行》

白居易在江州憋了快一年,直到一个秋天的晚上,遇到了一个弹琵琶的女人,才把心里的委屈全倒了出来,写出了千古名篇《琵琶行》。

那天晚上,白居易送一个朋友离开江州,在江边的船里喝酒。天很黑,风很大,江面上飘着枫叶和荻花,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沉。他们喝着酒,聊着天,聊着聊着,就听见远处传来琵琶声——声音又轻又怨,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叹气。

白居易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说:“这琵琶弹得真好,咱们去找弹琵琶的人聊聊吧。”朋友说:“说不定是哪个歌女,有什么好聊的?”白居易却坚持:“这么好的琴声,肯定有故事。”

他们让船夫把船划过去,果然看见一艘小船上,有个女人抱着琵琶,坐在船头。白居易大声说:“姑娘,你的琵琶弹得真好,能不能再弹一曲?我们给你钱。”

女人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她调了调弦,轻轻拨了一下,声音刚出来,江面上的风好像都停了。她弹的是首哀怨的曲子,一会儿像急雨噼里啪啦往下落(大弦嘈嘈如急雨),一会儿像两个人在小声说话(小弦切切如私语),一会儿又像珠子落在玉盘里(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白居易和朋友都听呆了,连酒都忘了喝。弹完一曲,女人放下琵琶,叹气道:“我好久没弹琵琶了,今天见你们是好人,才弹给你们听。”

白居易问她:“姑娘,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怎么会在这里弹琵琶?”女人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她以前是长安有名的歌女,十三岁就学会了弹琵琶,多少王公贵族都想听她弹一曲。那时候,她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天天在酒楼上弹琵琶,客人给的赏钱能堆成山。可后来,她老了,客人也少了,最后嫁给了一个商人。商人只就知道赚钱,把她一个人留在船上,去外地做生意,她天天弹琵琶解闷。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七十章白居易《琵琶行》的“天涯沦落人”(第2/2页)

白居易听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这女人的命,不就跟他一样吗?以前在长安风光无限,现在却沦落天涯,没人在乎。他想起在长安当谏官的日子,想起被贬到江州的委屈,想起理想碎了一地,忍不住说:“姑娘,你不用难过,我跟你一样,也是个‘天涯沦落人’啊!”

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女人弹了一首又一首琵琶曲,白居易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临走前,白居易说:“姑娘,你的故事太让我感动了,我要写一首诗,把你的故事记下来。”

回到茅草屋,白居易借着松脂的光,拿起笔,一口气写下了《琵琶行》。

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再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每一句都带着他的眼泪,带着他的委屈,带着他对命运的感慨。

尤其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这几句,以前没人这么写音乐——不是说“弹得好听”,是把声音写成画面,让读者好像真的听到了琵琶声,这就是“以声写情”的妙处。

后来有人说,《琵琶行》是“中国叙事诗的巅峰”,不是没有道理——它不光写了琵琶女的故事,还写了白居易自己的故事,写了所有“不得志的人”的故事。

《琵琶行》写出来后,很快就传遍了江州,传到了长安,甚至传到了皇宫里。有人读了,哭了;有人读了,想起了自己的委屈;还有人读了,开始同情白居易——原来这个“被贬的罪官”,心里装着这么多的苦。

精神蜕变: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不是放弃是成长

写完《琵琶行》,白居易好像变了个人——以前的他,像个浑身是刺的刺猬,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冲上去争一争;现在的他,好像温柔了很多,开始学着跟自己和解,跟命运和解。

他在庐山脚下盖了间草堂,不再住城里的茅草屋。草堂很简单,几间屋子,院子里种了些竹子和菊花,门口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每天早上,他就起来看竹子、喂鱼;上午,就坐在草堂里读佛经;下午,就去庐山里散步,跟山里的和尚聊天;晚上,就点着灯,写点喜欢的诗,不再写那些骂贪官、反映疾苦的讽喻诗了。

有人说他“消沉了”“放弃理想了”,白居易不这么认为。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以前我总想着‘兼济天下’,想替所有百姓出头,现在才知道,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替别人出头?不是我不想帮百姓,是我没能力了。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好好过日子,不跟自己较劲,也不跟命运较劲。”

他的“独善其身”,不是消极避世,是在现实面前,学会了调整自己。以前他觉得,在长安当官,才能帮百姓;现在他觉得,就算在江州,也能做些小事——比如,老农的茶叶卖不出去,他就帮老农写广告,让城里的商人来买;邻居家的孩子没书读,他就把自己的书拿出来,教孩子认字;江州闹粮荒,他就给刺史提建议,让官府开仓放粮,虽然刺史不一定听,但他还是会说。

有次,他去庐山散步,遇到一个农民在地里种麦子。农民说:“今年天旱,麦子长得不好,要是再不下雨,就没收成了。”白居易听了,就帮农民找水源,还跟其他农民一起挖水渠,把山泉水引到田里。虽然水渠不长,只能浇几亩地,但农民们都很感激他:“白先生,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的麦子就完了。”

白居易看着绿油油的麦子,心里暖暖的——他发现,就算不能“兼济天下”,能帮身边的人做点小事,也挺好的。以前他追求的是“大理想”,现在他明白,“小温暖”也很重要。

他还开始反思以前的脾气——以前在长安,他太耿直了,不管什么事,都要直说,不懂得变通,所以才会得罪那么多人,才会被贬。现在他觉得,有时候,说话委婉一点,做事灵活一点,反而能把事办成。他在诗里写: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意思是,以前总想着追求远方的风景,觉得得不到的才最好;现在到了远方,才发现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眼前的风景也很好。

这种反思,让他变得更成熟、更平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愁眉苦脸,而是学会了欣赏江州的美——他写江州的庐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写江州的江水: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后来这句被张若虚化用,但白居易的原句也很妙);

写草堂的竹子: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这些诗里,没有了以前的愤怒和委屈,多了些平静和温柔。

江州的意义:不是终点,是新的开始

白居易在江州待了四年,后来被调到忠州当刺史,再后来又回了长安,当了更大的官。但他一辈子都没忘记江州——没忘记江州的茅草屋,没忘记江边的琵琶女,没忘记庐山的草堂,没忘记在江州学会的“独善其身”。

江州的贬谪,对他来说,不是人生的终点,是新的开始。以前的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觉得只要有热血、有勇气,就能改变世界;现在的他,是个“现实主义者”,知道世界不是那么好改变的,但也不会放弃对美好的追求。

他后来回了长安,当了刑部侍郎,官比以前还大。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跟皇帝叫板,而是学会了用更聪明的方式帮百姓——比如,他发现长安的监狱里有很多冤假错案,就悄悄调查,把真相告诉皇帝,让皇帝下令重审;他发现长安的赋税太重,就跟其他官员一起提建议,让皇帝减轻赋税。

有人问他:“你现在当官,怎么不跟以前一样耿直了?”白居易笑着说:“以前我是‘愣头青’,知道冲;现在我知道,有时候,慢慢走,反而能走得更远。我还是想帮百姓,方式变了。”

他晚年退休后,在洛阳盖了间房子,种了很多花,天天跟朋友喝酒、写诗、聊天。他写的诗,不再有《卖炭翁》的愤怒,也不再有《琵琶行》的委屈,多了些平和和豁达,比如: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简单的几句话,却让人觉得温暖。

有人说,白居易的一生,最精彩的不是在长安当谏官,不是写了多少讽喻诗,而是在江州的四年——因为在江州,他学会了跟自己和解,学会了“独善其身”,也学会了在委屈里找平静。正是这次贬谪,让他从一个“锋芒毕露的谏官”,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诗人”。

“天涯沦落人”的背后,是更真实的白居易

再读《琵琶行》,再看白居易的江州岁月,你会发现,那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居易,比长安那个“敢骂贪官的谏官”更真实——他有委屈,有失落,有想不通的时候;他也有善良,有温暖,有不放弃的时候。

他的“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不是放弃理想,是在现实面前,学会了调整心态和方式。他没忘记百姓,只是把“帮所有百姓”变成了“帮身边的人”;他没忘记写诗,只是把“骂贪官的诗”变成了“温暖的诗”。

江州的贬谪,像一场雨,浇灭了他的“热血”,却浇出了他的“成熟”。它让他明白,人生不是只有“往前冲”一条路,有时候“停下来”“慢一点”,反而能看到更多的风景,能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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