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 第6章

1974年2月

編者按語

《視差》第84期（1974年冬季號），第5頁

親愛的讀者：

五年前，本季刊開始發表專訪，介紹一批鮮為人知的詩人，當時未曾料到他們會大受歡迎。許多讀者要求我們再接再厲，誠然，是諸位熱情的來信鋪就了道路，讓專訪成為了《視差》年年都有的傳統。如今對本刊的特約記者而言，這些人物特寫同樣深得他們本人的喜愛。特寫引起了對某些重要詩人的發現或重新發現，促成了對其作品遲來的評價。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這一期雜誌籠罩在一片陰雲之下。本季力推的藝術家乃阿富汗詩人妮拉·瓦赫達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庫爾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圖勒的採訪。瓦赫達提夫人給予布斯圖勒先生的回答，實乃我們歷年所刊採訪中最為坦率的一篇，其誠實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讀者也會有同樣的感受。就在採訪後不久，我們懷著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過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將受到詩歌界的懷念。

她身後遺下一個女兒。

很神秘，時間趕得真巧。電梯門叮噹一聲，恰好此時，一秒都不差，電話鈴也響起來了。帕麗能聽到鈴聲，因為電話就在於連的公寓裡，走廊很窄，燈光黯淡，他的公寓把著頭，緊挨著電梯。憑直覺，她知道是誰打來的。再看於連的表情，他也知道。

於連已經邁進了電梯。「讓它響著吧。」他說。

在他身後，是樓上那個冷淡的紅臉膛女人，正不耐煩地瞪著帕麗。於連管她叫「母山羊」，因為她下巴上有一撮毛，跟山羊一樣。

他說：「走吧，帕麗。咱們已經晚了。」

他訂了七點鐘的位，地點是十六區的一家新餐館，因為紅燒雞肉、紅衣主教魚排①、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經小有口碑。他們要去見克里斯蒂安和奧雷莉，於連在大學裡——學生時代，不是任教以後——的兩個老友。他們應該在六點半碰面，喝開胃酒，可現在已經六點一刻了，還得步行到地鐵站，坐到米埃特，然後再走六個路口，才能到餐館。

電話鈴一直在響。

山羊女咳嗽了一聲。

於連說：「帕麗？」這一次他的語氣更堅決了。

「可能是媽芒。」帕麗說。

「是，我知道。」

雖然不合情理，可帕麗還是覺得，媽芒專門挑了這個時間打來電話，以其無窮無盡的戲劇天賦，把她拖進這個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跟於連進電梯，要麼接她的電話。

「可能有重要的事。」她說。

於連嘆了口氣。

電梯門在他身後關上了。他靠到走廊牆上，雙手深深插進軍裝式風衣的口袋，一時之間，他恍如梅爾維爾警匪片中的角色。

「我一分鐘就好。」帕麗說。

於連投以懷疑的一瞥。

於連的公寓很小。只需六步，她便急急穿過了門廳和廚房，坐到床邊，伸手拿起床頭櫃上的電話。他們只放得下孤零零的一個床頭櫃。但這兒的視野堪稱壯觀。現在下著雨。如果是晴天，她從朝東的窗戶望出去，就能看到十九區和二十區的大部分景致。

「喂，你好？」她對著話筒說。

電話裡傳出男人的聲音。「晚上好。是帕麗·瓦赫達提小姐嗎？」

「您是哪位？」

「您是妮拉·瓦赫達提夫人的女兒？」

「是的。」

「我是德勞內大夫，我要講的是您母親的事。」

帕麗閉上眼睛。內疚的感覺短暫地一閃，然後便被習慣性的恐懼壓服。她以前接到過這種電話，次數太多了，現在數也數不清，從她的少女時代開始——其實在那之前便已有過，那次是小學五年級，地理考試進行到中途，便被老師打斷，她領她出了門，到走廊裡，悄悄跟她解釋發生了什麼事。這些電話對帕麗來說太熟悉了，可是不斷地重複並未讓她變得滿不在乎。每接到一個電話，她都會想，這一次，就這一次了。可每一次掛斷之後，她都會急匆匆地趕到媽芒身旁。於連總是用經濟學術語對帕麗說，如果她切斷注意力的供給，那麼對它的需求或許會隨之消失。

「她出了事故。」德勞內大夫說。

帕麗站在窗邊，等醫生向她說明情況。她用手指繞著電話繩，再把它鬆開。醫生詳細講了她母親的就醫情況，她前額破了，縫了針，打了破傷風作為預防，用雙氧水清洗過，抹了外用抗生素，做了包紮。帕麗的心緒忽然回到了十歲那年，有一天她放學回家，在廚房桌子上發現了二十五法郎和一張手寫的便條。我和馬克去阿爾薩斯了。你認得他。過兩天就回。乖。不要熬夜！我愛你。媽芒。帕麗當時站在廚房裡渾身發抖，兩眼含淚，對自己說，兩天不算太長，也不算太壞。

大夫問了她一個問題。

「對不起？」

「小姐，我問的是您能不能過來接她回家？傷勢不重，您知道的，可她最好別一個人回去。要不然我們替她叫輛出租車也行。」

「不，不用了。我半小時後就到。」

她坐到床上。於連一定會生氣，也許還會在克里斯蒂安和奧雷莉面前覺得難堪，他好像非常在乎他倆的看法。帕麗不想去走廊裡面對於連，也不想去庫爾貝瓦面對母親。她寧願躺下，聽狂風吹著子彈一樣的雨滴，狠狠敲打著玻璃，然後睡去。

她點了支香煙。於連走進了房間，在她身後說：「你不去了，是嗎？」她沒有回答。

《阿富汗夜鶯》節選

——妮拉·瓦赫達提訪談錄

作者：艾蒂安·布斯圖勒

《視差》第84期（1974年冬季號），第33頁

艾蒂安·布斯圖勒：這樣說來，我想您實際上一半是阿富汗人，一半是法國人？

妮拉·瓦赫達提：我母親是法國人，是的，她是巴黎人。

艾蒂安·布斯圖勒：可她在喀布爾遇見了您父親。您出生在那兒。

妮拉·瓦赫達提：對。他們1927年在喀布爾認識的。在王宮舉辦的一次正式晚宴上。我母親陪著她父親，也就是我外公，他奉派前往喀布爾，為阿馬努拉國王的改革做顧問。您了解阿馬努拉國王嗎？

我們坐在妮拉·瓦赫達提家的客廳裡。這是一間小公寓，位於一座住宅大樓的第三十層。小城名叫庫爾貝瓦，就在巴黎西北郊。房間很小，燈光昏暗，沒有太多的裝飾，僅有一張沙發，鋪著番紅花顏色的軟墊，一張咖啡桌，兩個大書架。她背對窗戶坐著，窗子敞開著，好讓煙散出去。她一根接一根地吸煙。

依妮拉·瓦赫達提所述，她今年四十四歲。她是個極具魅力的女人，即便美貌的巔峰已過，卻只是稍有減損。高高的，也是高貴的顴骨，好皮膚，細腰。她有一雙聰穎而飽含風情的眼睛，目光犀利，從中可以同時感覺到評判，試探，吸引和挑逗。我認為，這雙眼睛仍然可以稱得上一副令人敬畏的誘惑工具。她沒化妝，只塗了口紅，不過蹭跑了一點，零落在脣線之外。她頭上包了一塊印花的方巾，穿一件褪色的紫襯衫，工裝褲，沒穿襪子，也沒穿鞋。雖然剛到上午十一點，她卻開了一瓶霞多麗，根本沒有冰過。她友好地問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謝絕了。

妮拉·瓦赫達提：他們有過很多國王，他是最好的。

我發現，她這句話在代詞的選擇上很有意思。

艾蒂安·布斯圖勒：「他們？」您不認為自己是阿富汗人嗎？

妮拉·瓦赫達提：可以這麼說，我和我自己離了婚，和我更令人煩惱的那一半。

艾蒂安·布斯圖勒：我很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妮拉·瓦赫達提：如果他成功了，我說的是阿馬努拉國王，我可能會給您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

我請她做些解釋。

妮拉·瓦赫達提：是這樣的，國王有天早晨一醒過來，就宣布計劃，要重塑國家，如果有必要，扒房牽牛，哭爸喊娘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建成一個新的、更文明的國度。藉著真主！他說。其中一項就是不許再戴面紗。您想想，布斯圖勒先生，在阿富汗，婦女竟然會因為穿布卡而遭到逮捕！等他妻子索拉雅王后臉上沒有遮蓋，就出現在公共場合的時候，人們又是什麼反應呢？哦啦啦②。毛拉們肚子裡的氣啊，完全可以把一千艘興登堡飛艇吹上天。一夫多妻也不行了，他說的。這可是在這樣一個國家，您知道，歷代國王的後宮粉黛足以組成一個個軍團，國王們馬不停蹄地做父親，大部分孩子都沒正眼瞧過。他宣布，從此以後，男人不能強行娶你們為妻，新娘父親也不准收聘禮，勇敢的阿富汗婦女啊，童婚也被禁止了。還有一項：你們全都得上學。

艾蒂安·布斯圖勒：這麼看他是個空想家。

妮拉·瓦赫達提：或者是個傻瓜。我一向認為這種路線危機四伏，難以維繫。

艾蒂安·布斯圖勒：他後來怎麼樣了？

妮拉·瓦赫達提：不出所料，下場很慘，布斯圖勒先生。聖戰來了，毫無疑問。他們宣布對他發動聖戰，那些毛拉們，部落的頭人們。想像一下一千隻拳頭高高舉起的樣子吧。您瞧，國王挪動了大山，可他陷入了狂熱分子們的汪洋大海，您也很清楚海床一旦搖晃起來會發生什麼，布斯圖勒先生。大鬍子們的叛亂就像海嘯一樣，猛烈地撲向可憐的國王，把他捲起來，讓他在波峰浪谷間無助地顛簸，然後把他甩出去，拋到印度的海岸上，再然後是意大利，最後是瑞士，到了那兒，他才從污泥中爬出來，慢慢成了個流亡的老頭子，在破滅的幻想中死去。

艾蒂安·布斯圖勒：那個新生的國家呢？我猜它並不符合您的要求。

妮拉·瓦赫達提：反過來說同樣成立。

艾蒂安·布斯圖勒：所以您在1955年來了法國。

妮拉·瓦赫達提：我來法國是因為我希望把女兒救出來，讓她免於一種不可輓救的人生。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指的是什麼樣的人生？

妮拉·瓦赫達提：我不想讓她違背自己的意願和天性，變成一個勤勞而悲傷的女人，一輩子俯首為奴，忍氣吞聲，永遠處於恐懼的狀態，不敢拋頭露面，不敢說話，總是害怕做錯事情。這樣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說在這兒，在法國，卻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們變成了女英雄，只是因為她們過著艱辛的生活，而那些在遠方推崇她們的人，自己卻連穿著鞋走一天都無法忍受。這樣的女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慾火被熄滅，夢想被拋棄，可是最糟糕的，布斯圖勒先生，如果您遇見這樣的女人，她們還會露出微笑，假裝自己根本不曾有過疑慮。彷彿她們過著人人艷羡的生活。可是您靠近一些看，就會看到她們無助的樣子，看到絕望，看到它如何證明她們的好心情都是表演，都是虛偽的謊言。真可悲啊，布斯圖勒先生。我不想在女兒身上看到這些。

艾蒂安·布斯圖勒：我在想，她能理解這些嗎？

她又點了一支煙。

妮拉·瓦赫達提：唉，孩子們永遠都不會事事如你所願，布斯圖勒先生。

到了急診室，一個脾氣暴躁的女護士指示帕麗在掛號台等著。旁邊有個帶腳輪的文件架，堆滿了剪貼簿和記錄紙。帕麗感到吃驚，竟然有人自願耗去青春歲月接受培訓，到頭來只是為了一份把他們放到這種地方的職業。她真是不能理解。她憎惡醫院。她討厭看到狀況糟糕的人，討厭病懨懨的氣味，吱吱嘎嘎的輪床，掛著單調畫片的走廊，天花板上接連不斷的廣播尋呼。

德勞內大夫比帕麗預想的要年輕。他鼻子細長，薄嘴脣，密密實實的金色捲髮。他帶她走出急診室，穿過兩扇彈簧門，進了大走廊。

「您母親來的時候，」他用一種神秘兮兮的口氣說，「醉得相當厲害……您好像並不意外。」

「對。」

「有些護理人員也不吃驚。她們說她是這兒的常客。我是新來的，所以當然了，以前從來沒見過令堂。」

「她嚴重嗎？」

「她脾氣非常不好。」他說，「還有，我覺得她非常戲劇化。」

兩個人同時咧嘴笑了一下。

「她會沒事的吧？」

「從目前來看是的。」德勞內大夫說，「可是我必須提出建議，非常嚴肅的建議，她得把酒減下來。這一次她很幸運，可下一次就難說了。」

帕麗點點頭。「她人在哪兒？」

他帶她回到急診室，轉過拐角。「三床。我很快就把出院手續拿過來。」

帕麗謝了他，走到母親床邊。

「嗨，媽芒。」

媽芒疲倦地笑了笑。她頭髮亂糟糟的，襪子一樣一隻，額頭用繃帶包紮過了，左腕上連著靜脈注射管，無色的液體滴落。她身上的病號服穿得不對，沒有繫好，前襟敞著口，帕麗能看到一小段母親剖腹產後留下的疤，一條縱向的粗線，顏色很深。幾年前她問過母親，為什麼她這道疤與慣例不同，不是橫切出來的，媽芒解釋說，大夫當時說是某種技術上的原因，可她想不起來了。重要的是，她說，他們把你掏出來了。

「我毀掉了你的夜晚。」媽芒低聲說。

「因為你出事了。我來接你回家。」

「我可以睡上一個星期。」

她慢慢合上了眼，不過仍然在用一種倦怠、困頓的聲音說著話。「我坐著看電視來著。我餓了。我進了廚房，想找點麵包，橘子醬。我滑倒了。我不清楚怎麼回事，也不知道踩到什麼了，可我摔倒的時候，頭打到了烤箱的門把手。我想我昏迷了一分鐘，也許兩分鐘吧。坐下，帕麗。你像個鬼影。」

帕麗坐下了。「醫生說你喝了酒。」

媽芒把眼睛睜開一條縫。雖然頻繁光顧醫院，可她對醫生的反感有增無減。「那個小屁孩？小流氓。他懂什麼？嘴裡還留著他母親的奶頭味兒。」

「你老開玩笑。只要我一提這事。」

「我累了，帕麗。換個時間再罵我吧。老虎凳想跑也跑不掉。」

她很快就睡著了。打著呼嚕，毫無魅力可言，她只有爛醉之後才這樣。

帕麗坐在床邊的凳子上，等著德勞內大夫，想像著於連坐在燈光昏暗的桌邊，菜單拿在手裡，向波爾多高腳杯對面的克里斯蒂安和奧雷莉解釋著這場危機。他剛才提出要陪她來醫院，可這話說得更像是敷衍，只不過是出於禮節。不管怎麼說，讓他來這兒都不是個好主意。如果德勞內大夫覺得在此之前，他已經見識了戲劇化……儘管如此，就算他不能陪她過來，帕麗也希望他不要自顧自地去吃晚飯。可他去了。她現在仍然覺得有點驚訝。他滿可以跟克里斯蒂安和奧雷莉解釋一下。大家可以另挑一個晚上，換一下訂座的時間。可於連去了。這不只是粗心的問題。不。這樣做是懷著惡意的，是存心的，是拿刀子傷人。他有這能力。帕麗可不是才明白過來。最近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還有這方面的偏好。

媽芒第一次遇見於連，也是在急診室，跟這一間可不一樣。那是十年前了，是1963年，帕麗十四歲的時候。他開車送一個偏頭疼發作的同事過來。媽芒領著帕麗。那一次帕麗是病人，在學校的體操課上，她扭傷了腳踝，傷得很厲害。帕麗躺在輪床上，於連拉了把椅子進房間，便和媽芒聊上了。帕麗現在想不起來他們倆當時都談了什麼。她只記得於連說：「帕麗——那不就是巴黎嗎？」③然後是媽芒那百說不厭的回答：「不，沒那個s。波斯語裡是‘仙女’的意思。」

那個星期晚些時候，一個雨夜，他們約了於連吃晚餐，地點是聖日耳曼大街邊上的一間小酒館。此前在家裡，媽芒演示了一番什麼才叫磨磨蹭蹭。她拿不定主意要穿什麼，最後終於決定下來，崧藍色的裙子，配緊身圍腰，戴晚裝長手套，尖頭的細高跟鞋。甚至進了電梯，她還在問帕麗：「沒那麼傑姬④對吧？你覺得呢？」

大家飯前先抽煙，三個人都抽，媽芒和於連還拿特大號的磨砂玻璃杯喝啤酒。等兩人都喝完，於連又要了兩大杯，還有第三輪呢。於連穿著白襯衫，打領帶，方格子的晚裝西服，一個有教養的男人，彬彬有禮，收放自如，時而輕鬆微笑，時而放聲大笑。此前在急診室昏暗的燈光下，帕麗都不曾注意，他只在鬢角有少許花白，她估計他的年紀和媽芒不相上下。他通曉時事，津津樂道於戴高樂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否決。出乎帕麗的意料，這些話題在他講來倒也不失有趣。媽芒問到了，他才交底，說他已經開始在索邦教經濟學了。

「做教授？非常迷人。」

「噢，才沒有呢。」他說，「改天你來聽聽課，馬上就能把這種看法扳過來。」

「沒準兒我真去。」

帕麗能看出來，媽芒已經喝高了。

「沒準兒哪天我偷偷溜進去，看你育人。」

「育人？你可真沒忘我是教經濟理論的，妮拉。你要真來的話，就會發現學生們拿我當笨蛋。」

「呃，這我可不信。」

帕麗也不信。她猜測，肯定有大把的學生想和於連睡覺。在餐桌上，她小心翼翼，免得讓人發現她在看他。他有一張典型的黑色電影裡的臉，一張最適合拍黑白片的臉，活動百葉窗把一條條平行的暗影鋪在他臉上，香煙一縷，從他臉旁裊裊而上。還有一縷頭髮，像個圓括號，精準地搭落在他的眉梢，非常優雅——也許過於優雅了。雖然這縷頭髮實際上只是未經計算掉下來的，可帕麗注意到，他就是不肯抬抬手，把它整理妥帖。

他問起媽芒開的小書店。它位於塞納河對岸，阿爾科勒橋的另一頭。

「你有爵士樂的書嗎？」

「有啊。」媽芒說。

屋外雨聲高亢，小酒館也愈發喧鬧。跑堂的給他們端來奶酪泡芙和火腿烤串，媽芒和於連隨即展開了冗長的討論，涉及巴德·鮑威爾、桑尼·斯蒂特、迪齊·吉萊斯皮，以及於連深以為愛的查理·帕克。媽芒告訴於連，她更喜歡切特·巴克和邁爾斯·戴維斯的西岸爵士，他聽過《幾分藍調》⑤嗎？帕麗沒想到媽芒這樣喜歡爵士，對這麼多不同風格的音樂家如此熟悉。她受到了打擊，這可不是第一次了，她既感到像小孩子一樣對媽芒的崇拜，同時也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因為她對自己的母親並沒有完全了解。有一件事倒不讓人吃驚，那就是媽芒對於連既輕鬆隨意，又技藝精湛的引誘。媽芒幹起來得心應手。在吸引男人的注意力上，她向來不會覺得力不從心。對男人們，她總是狼吞虎咽。

帕麗看著媽芒，看她嬌聲低語，被於連的笑話逗得咯咯直樂，看她歪起腦袋，心不在焉地捻著一縷頭髮。她又一次感到驚奇，全因媽芒如此年輕，如此美麗。雖說她身為母親，卻只比她大二十歲。她長長的黑髮，飽滿的胸，攝人魂魄的眼睛，臉上散髮出古典王族迫人的輝光。更讓帕麗驚奇的是，她和媽芒的相似之處竟然如此之少，自己長了一雙嚴肅而無神的眼睛，長長的鼻子，笑起來就看得見齒縫，還有這對小**。但凡她也有美貌可言，也只是最樸素、最凡塵的那種美。待在媽芒身邊，帕麗總會想到，自己這副模樣只配得上普普通通的布衣。偶爾，是媽芒讓她產生這樣的想法，儘管那層意思總是隱藏在恭維之辭的特洛伊木馬裡。

她會說，你很幸運，帕麗。你不必太努力工作，就能讓男人們認真地對待你。他們一定會重視你的。太漂亮，只會把事情搞砸。她大笑起來。噢，聽我說。這可不是我的經驗之談。當然不是了。只是觀察。

你在說我不漂亮。

我在說你別老想著漂亮。再說了，你蠻可愛的，這就夠好的了。我向你保證，親愛的。甚至更好。

帕麗相信，她也不太像父親。他是個高個子，面容嚴肅，大腦門，尖下巴，薄嘴脣。在自己的房間裡，帕麗留了幾張父親的照片，出自她在喀布爾家裡度過的童年時代。1955年，也就是媽芒和她搬到巴黎的時候，父親病倒，沒過多久就死了。帕麗常常看著父親的舊照，特別是他們倆——她和父親的那張黑白合影，他們站在一輛老式美國汽車前，父親靠著汽車的擋泥板，把她摟在懷裡，兩個人都在微笑。她記得有一次和父親坐在一起，他往衣櫥上畫長頸鹿和長尾巴猴子。父親讓她給一隻猴子塗顏色，抓著她的手，一筆一畫，耐心地教她。

看著照片上父親的臉，一直以來都存在的那種感覺在帕麗心頭再度升起。從記事的時候起，她一直都有這種感覺，這種在她的生活中，某種東西或某個人缺失的感覺，對她自身的存在來說，缺失的東西或人又是不可或缺的。有時候，這種感覺朦朦朧朧，像一個信號，穿越了晦暗的小徑和浩瀚的荒野，化作收音機裡一聲細弱的呼叫，遙遠而飄忽不定。還有些時候，這種缺失的感覺卻是那樣清晰，那樣親密，彷彿觸手可及，讓她的心猛然沉落下去。比如兩年前在普羅旺斯，帕麗看到農屋前有棵大橡樹的時候。還有一次是在杜伊勒裡公園，她看到有個年輕的母親拉著紅色的玩具車，車裡坐著她兒子。帕麗想不明白。她曾經讀到過一篇報導，說的是一個土耳其中年男子突然陷入了深度抑鬱，而就在此時，他完全不知道有過的雙胞胎兄弟正劃著獨木舟，在亞馬遜雨林中漂流，致命的心臟病突然發作。要想清晰地反映她的感受，這件事是最接近的。

她曾和媽芒談過。

好了，我親愛的，這沒什麼神秘的。媽芒說。你想你父親了。他從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你有這種感覺也很自然。肯定是這麼回事。到這兒來。親媽芒一下。

媽芒的回答完全合理，可還是不能令人滿意。帕麗的確相信，如果父親還活著，還和她在一起，她會感覺更加充實。可她明明記得，就算她小時候，和父母一起住在喀布爾的大宅子裡，她已經有這種感覺了。

吃完菜不久，媽芒暫時告退，去了酒館的洗手間，於是帕麗有了幾分鐘的時間，單獨和於連在一起。他們談起了帕麗一星期前看過的一部電影，讓娜·莫羅在片中扮演賭徒，他們還談了談學校和音樂。她講話的時候，他把胳膊肘放到餐桌上，朝她湊近了一些，全神貫注地聽著，又是微笑，又是皺眉，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她。這是表演，帕麗告訴自己，全都是他裝出來的。油滑的行為，他專門做給女人看的，現在就在做，當場就做了，想和她調調情，拿她找樂子。然而，在他不屈不撓的注視下，她難以自禁地脈搏加快，小腹一陣緊似一陣。她發現自己正在用一種矯揉造作，假裝世故的可笑腔調講話，一點也不像她正常說話的樣子。她知道自己正在這樣做，卻停不下來。

他告訴她，他結過一次婚，時間很短。

「真的？」

「幾年前的事。我三十歲的時候。那會兒我住在裡昂。」

他娶過一個比他大的女人。婚姻沒法持續，因為她對他有著非常強烈的占有欲。此前媽芒還在桌上的時候，他沒透露過這些。「老實說，那是一種肉體上的關係。」他說，「那完全是性。她想占有我。」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看著她，露出一絲咄咄逼人的微笑，小心翼翼地揣度著她的反應。帕麗點了支香煙，努力不動聲色，就像芭鐸一樣，就像成天都有男人對她講這種事情。可是心裡頭呢，她正在顫抖。她知道，一種小小的背叛行為已經在餐桌上付諸實施，有點兒像偷食禁果，不是完全無害，但絕對驚心動魄。媽芒回來了，重新梳過頭，補了口紅，他倆鬼鬼祟祟的時刻便戛然而止。對媽芒橫插一槓，帕麗忽然生出些怨憤，但立刻便被悔恨壓服。

大約一週之後，她再次見到了他。那是早晨，她拿著一大碗咖啡，正要去媽芒的房間。她發現他就坐在媽芒床頭，正在戴手錶。她沒想到他過了夜。她在走廊裡，透過門縫瞅見他。她站在那兒，在地上生了根，碗拿在手中，嘴裡就像吞進了一團乾泥巴。她看著他，他背上的皮膚毫無瑕疵，肚腩微微鼓凸，兩腿中間黑糊糊的，一部分擋在凌亂的床單下。他扣好手錶，從床頭櫃上拿起香煙，點著了，然後漫不經心地把目光甩給她，好像始終知道她就在那兒。他朝她默默一笑。後來媽芒在淋浴間裡說了句什麼，帕麗趕快轉身走掉。她竟然沒被咖啡燙著，真是奇跡。

在大約六個月的時間裡，媽芒和於連成了情人。他們常常去看電影，去博物館，也去小畫廊，那裡展出的作品往往出自沒什麼名氣的畫家，頂著外國名字，正在奮鬥。一個週末，他們駕車去了阿卡雄的海灘，就在波爾多附近，回來時帶著曬黑的臉和一箱紅酒。於連帶她參加大學教員的活動，媽芒請他出席書店裡的作家朗讀會。一開始帕麗還跟著——於連要她去，似乎是為了取悅媽芒——沒過多久她就開始找藉口待在家裡。她不願意去，也不能去。去了就難以忍受。她說她太累了，要不就說她感覺不舒服。她說她要去朋友科萊特家學習。從二年級開始，科萊特就成了她朋友。她是個乾瘦的，看上去弱不禁風的女孩，留著軟塌塌的長頭髮，鼻子好像烏鴉嘴。她喜歡讓人瞠目結舌，老說一些離譜的、噁心的事情。

「我敢打賭他很失望。」科萊特說，「因為你沒跟他們一起出去。」

「嗯，就算他失望，他也沒表現出來。」

「他不會表現出來的，對嗎？讓你媽怎麼想？」

「想什麼？」帕麗問。儘管她知道，她當然知道，可她想聽人說出來。

「想什麼？」科萊特的語氣變得既會心，又興奮，「想他和她在一起是為了得到你。你才是他想要的。」

「好噁心。」帕麗說，心裡一陣亂跳。

「也許你們兩個他都想要。也許他喜歡大家擠一個床。要是這種情況，我想請你替我也美言幾句。」

「討厭死了，科萊特。」

有時，媽芒和於連出去的時候，帕麗便在走廊裡脫掉衣服，看著大鏡子裡的自己。她挑剔著自己的身體。太高了，她想，太不勻稱了，太……太實用了。媽芒的魔鬼曲線完全沒有遺傳給她。有時她就這樣光著身子，走進她母親的房間，躺到床上，她知道這是媽芒和於連做愛的地方。帕麗躺在那兒，一絲不掛，閉著眼，心臟猛烈捶擊，迷醉於意亂神迷，有種嗡嗡的感覺盪漾開來，席捲了她的胸，她的腹，一直向下。

結束了，理所當然。他們結束了，媽芒和於連。帕麗得到了解脫，但並不吃驚。男人們到了最後，總是讓媽芒失望。他們永遠都會變成不完美，悲慘地告別她為他們圈定的無論什麼理想形象。以歡樂和熱情開始，總是結束於輕易的指責和惡毒的語言，突如其來的怒火和哭泣，摔鍋砸碗，然後全然失控。**迭起的大戲。媽芒就是不能在沒有過度的情況下開始，或者結束一段戀情。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不出所料，媽芒會發現，孤獨突然有了好味道。她待在床上，睡衣外面套舊棉服，變成公寓裡一個疲倦、消沉、悶悶不樂的人形。帕麗知道，別理她。她的安慰和陪伴統統不受歡迎。沮喪的心境通常會持續幾個星期，跟於連這一次則遠為長久。

「噢，他媽的！」媽芒現在說話了。

她正要從床上坐起來，醫院的病號服仍然穿在身上。德勞內大夫已把出院證明給了帕麗，護士正在幫媽芒取下胳膊上的靜脈注射管。

「怎麼了？」

「剛想起來。過幾天我有個採訪。」

「採訪？」

「一份詩歌雜誌的人物特寫。」

「太好了，媽芒。」

「他們還要給文章配張照片。」她指了指自己額頭上縫合過的傷口。

「我敢保證，你一定能找到漂亮的辦法把它擋住。」帕麗說。

媽芒嘆了口氣，把目光移開。護士猛地拔出了針頭，只見媽芒臉上抽搐了一下，朝那女人吼了一句，既不中聽，也沒必要。

《阿富汗夜鶯》節選

——妮拉·瓦赫達提訪談錄

作者：艾蒂安·布斯圖勒

《視差》第84期（1974年冬季號），第36頁

我再次環顧公寓，書架上一個相框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是個小女孩，蹲在野草叢生的田野裡，正在全神貫注地撿東西，也許是某種漿果。她穿著明黃色的外套，扣子扣到領口，與頭頂灰暗的天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背景裡有一間石頭蓋的農舍，百葉窗關著，木瓦覆蓋的屋頂破破爛爛。我問起這張照片。

妮拉·瓦赫達提：我女兒帕麗。和「巴黎」差不多，但沒s，意思是「仙女」。這張照片是我們去諾曼底的時候拍的，我們倆。我想那是1957年的事，她肯定已經八歲了。

艾蒂安·布斯圖勒：她現在在巴黎嗎？

妮拉·瓦赫達提：她在索邦學數學。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肯定很驕傲。

她笑了笑，聳聳肩。

艾蒂安·布斯圖勒：我對她的職業選擇有點吃驚，因為您獻身於藝術。

妮拉·瓦赫達提：我不知道她從哪兒獲得了這種能力。那麼多難以理解的公式啊，理論啊。可我猜這些東西對她來說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了。我連乘法都不會，我自己。

艾蒂安·布斯圖勒：也許這是她反叛的方式。我想您對反叛還是略知一二的。

妮拉·瓦赫達提：那是。可我是正兒八經地反叛。我又喝酒又抽煙，還談戀愛。誰用數學來反叛呢？

她大笑起來。

妮拉·瓦赫達提：還有，她應該是人們常說的那種無因的反叛。我給了她可以想像的所有自由。她一無所求。她什麼也不缺。她現在和別人同居。那個人年紀比她大好多，迷人到了過分的地步，博學，風趣。毫無疑問，一個狂熱的自戀者，自我意識有整個波蘭那麼大。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不贊成。

妮拉·瓦赫達提：我讚不贊成都無關緊要。這是法國，布斯圖勒先生，不是阿富汗。年輕人不必靠父輩的恩准來決定生死。

艾蒂安·布斯圖勒：那麼您女兒和阿富汗沒有什麼瓜葛了？

妮拉·瓦赫達提：我們離開的時候她才六歲。她對那段日子的記憶非常有限。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肯定不是這樣的。

我請她給我講講她早年的生活。

她短暫告退，離開了房間。回來時，她遞給我一張皺巴巴的老照片。一個表情嚴厲的男人，身材魁偉，戴著眼鏡，頭髮油光水滑，梳成無可挑剔的分頭，正坐在桌邊讀書。他穿著尖領西裝，雙排扣的馬甲，白色的高領襯衫，打著領結。

妮拉·瓦赫達提：我父親。1929年。我出生的那年。

艾蒂安·布斯圖勒：他看上去是個大人物。

妮拉·瓦赫達提：他屬於喀布爾的普什圖貴族階層，受過高等教育，舉止上無懈可擊，善於交際，但很有分寸。也是個極為善談的人，至少在公共場合是這個樣子。

艾蒂安·布斯圖勒：私下裡呢？

妮拉·瓦赫達提：您猜猜看，布斯圖勒先生。

我拿起那張照片，又看了看。

艾蒂安·布斯圖勒：冷漠，請恕我直言。陰沉。難以參透。不肯妥協。

妮拉·瓦赫達提：我非得讓您和我來一杯。我討厭……不，我憎惡一個人喝酒。

她給我倒了一杯霞多麗。出於禮貌，我抿了一小口。

妮拉·瓦赫達提：他手冰涼，我父親。不管什麼天氣，他的手總是涼涼的。可他總是穿著西裝，同樣不管天氣如何。衣服都是精工細做，有稜有角。軟呢帽也是。當然了，還有尖皮鞋，雙色的。他很英俊，我覺得是，不過是那種一本正經的英俊。而且呢——這一點我後來才明白過來——而且有一種裝腔作勢的，有點可笑的，虛假的歐洲范兒——完全是裝出來的，毫無疑問。他每個星期都去打草地滾球，打馬球，還有個令人垂涎的法國妻子，所有這一切，年輕而進步的國王都大力支持。

她摸了摸自己的指甲，暫時什麼也不說了。我把錄音機裡的磁帶翻了面。

妮拉·瓦赫達提：我父親睡他自己的房間，我母親和我睡。大多數時間，他都出去和部長們、國王的顧問們一起吃午餐。要不然他就出去騎馬，打馬球，打獵。他喜歡打獵。

艾蒂安·布斯圖勒：這麼說您見他的時候不多。他是個不在場的形象。

妮拉·瓦赫達提：不完全是。他很留心，每隔兩三天就陪我待幾分鐘。他走進我房間，坐到床上，這就是讓我往他腿上爬的信號。他把我擱到膝蓋上，顛我一會兒，我倆都沒什麼話講，最後他說：「好了，妮拉，咱們現在幹點什麼呢？」有的時候，他會讓我從他胸前的衣袋裡扯出手帕，然後讓我把它疊起來。當然了，我只是把它團成一團，再塞回他口袋裡，他做出一副吃驚的樣子，裝出來的，可我覺得那樣子滑稽死了。我們翻來覆去地玩這個，直到他煩了，很快他就煩了。然後他用大涼手摸摸我腦袋瓜，說：「爸爸現在得走了，我的小鹿。你撒歡去吧。」

她把照片收進隔壁房間，又回來，從抽屜裡取出另一包香煙，點了一支。

妮拉·瓦赫達提：那是他對我的愛稱。我喜歡。我常常在花園裡跳來跳去——我們有個非常大的花園——唱著：「我是爸爸的小鹿！我是爸爸的小鹿！」沒過太久，我就發現這愛稱是多麼不吉利。

艾蒂安·布斯圖勒：我不明白。

她笑了。

妮拉·瓦赫達提：我父親獵鹿啊，布斯圖勒先生。

如果步行的話，走幾個路口就能到媽芒的公寓，可是雨又下大了。在出租車的後座上，媽芒裹著帕麗的雨衣，縮成一團，無言地盯著窗外。這一瞬間，她在帕麗的眼中變老了，比她四十四歲的年紀要老上許多。又老又瘦，脆弱不堪。

帕麗有一陣子沒來媽芒的公寓了。她開了鎖，和媽芒一進屋，就發現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髒酒杯，開了口的袋裝薯條，沒煮過的意大利面，無法辨認的食物結了塊，成了盤子裡的化石。桌子上放著個塞滿空酒瓶的紙袋，歪歪斜斜的，眼瞅著就要翻倒。帕麗看到了地板上的報紙，有一張浸透了今天早些時候濺出的血，在它上面，是一隻落單的粉紅色羊毛襪。看到媽芒的生活空間竟然是這種狀態，帕麗嚇了一大跳。她也感到了愧疚。出於對媽芒的了解，這種效果也許是有意為之。可她馬上又恨起剛才這個想法來了。於連就是這樣想的。她想讓你內疚。在過去的一年中，這種話他已經對她說過好幾次了。她想讓你內疚。他第一次這樣說的時候，帕麗還有一種解脫的感覺，覺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對他心存感激，因為他心直口快，說出了她不能，或者不會說的話。她以為自己找到了盟友。但這些天來，她開始疑惑了。從他的話裡，她捕捉到了一絲卑鄙，一種令人不安的善良的缺失。

臥室的地板上散落著一件件衣服、唱片、書，還有更多的報紙。窗台上，漂浮著煙頭的半杯水已經變黃。她把書和舊雜誌從床上扒拉下去，扶媽芒鑽到毯子下。

媽芒仰望著她，手背搭在包紮過的額頭上。這姿勢讓她看起來就像無聲電影裡要暈倒的女演員。

「你會好起來的吧，媽芒？」

「我可不這麼想。」她說。這句話說的可不像在祈求關心。媽芒用的是一種模糊、厭煩的聲音，聽起來疲倦而誠懇，而且不留餘地。

「你別嚇唬我，媽芒。」

「你這就走？」

「你要我留下來嗎？」

「對。」

「那我就留下來。」

「把燈關了。」

「媽芒？」

「嗯？」

「你要吃藥嗎？你已經停了嗎？我看你已經停了，我很擔心。」

「別訓斥我。把燈關了。」

帕麗關了燈。她坐在床邊，看著母親入睡，然後邁進廚房，投身於艱巨的清理任務。她找到一雙手套，開始洗碗。她洗了牛奶放酸、味道嗆人的杯子，麥片放壞、結成硬殼的碗，食物長了叢叢綠毛和黴菌的盤子。她想起在於連家頭一回洗碗，正是他倆初次上床後的隔天早晨。於連煎了蛋捲。她多麼喜歡做這種簡單的家務啊，她在他家洗碗池子裡刷著盤子，而他在唱機上放起了一首簡·伯金的歌。

去年，也就是1973年，她才和於連重新有了聯繫，差不多十年來的頭一次。她在加拿大使館外遊行的時候撞見他，當時學生們正在抗議獵殺海豹。帕麗不想去，同時還有一篇亞純函數的論文沒有寫完，但科萊特非拉上她不可。那段時間她們住在一起，可這種安排讓彼此之間越來越不愉快。科萊特抽上了大麻。她綁髮帶，穿鬆鬆垮垮的洋紅色套頭衫，上面繡著鳥和雛菊。她把一些長頭髮、蓬頭垢面的男孩帶回家，他們吃帕麗的食物，彈難聽的吉他。科萊特總是上街，喊叫著，譴責虐待動物、種族主義、奴隸制、法國在太平洋的核試驗。家裡也總是鬧哄哄的，總有帕麗不認識的人進進出出。他們單獨相處時，帕麗感到了兩人之間一種新的緊張狀態，科萊特總是帶著一種傲慢，一種針對她的無言的責備。

「他們在撒謊。」科萊特勁頭十足地說，「他們說方法是人道的。人道！你知道他們用什麼往腦袋上打嗎？刺棒！很多時候，可憐的動物甚至還沒死呢，那些王八蛋就伸出鉤子鉤住它，把它往船上拖。它們活活地就給剝了皮，帕麗，活活地呀！」科萊特說最後這句話時的樣子，她強調的語氣，弄得帕麗直想道歉。為了什麼，她不太清楚，但她知道這些天來，待在科萊特身邊，聽著她的指責，感受著她如此之多的義憤，帕麗真覺得自己被勒得喘不上氣。

到場的只有三十來人。謠傳碧姬·巴鐸會露面，結果證明，謠傳就是謠傳。科萊特對集會人數感到失望。她激動地和一個名叫埃裡克的男青年爭論著。此人很瘦，面無血色，戴著眼鏡，帕麗斷定就是他負責組織這次遊行。可憐的埃裡克。帕麗很同情他。科萊特倒仍然充滿了激情，一馬當先，帕麗拖著腳走在隊伍後面，身邊有個平胸女孩在喊口號，帶著一種神經兮兮的興奮勁兒。帕麗的眼睛一直看著人行道的方向，拼命讓自己不要太打眼。

在街角，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一副等人救命的樣兒。」

他穿花呢夾克、毛衣和牛仔褲，戴羊毛圍巾。他頭髮更長了，也更老了一些，但越老越優雅，有些女人到了他這個年紀，想必會因此覺得不公平，甚至讓人生氣。他仍然偏瘦，健壯，幾條魚尾紋，兩鬢更顯得花白，臉上帶著少許疲倦。

「沒錯。」她說。

兩人親了親臉，他問她願不願意一起喝杯咖啡，她說願意。

「你朋友看起來很生氣。氣得要殺人了。」

帕麗朝身後瞟了一眼，看到科萊特與埃裡克站在一起，還在喊叫著，上下揮舞著拳頭，可笑的是，她卻怒視著他們倆。帕麗使勁憋住笑——真要笑出來，可就等於捅了馬蜂窩。她聳聳肩，表示歉意，然後溜走了。

他們去了一家小咖啡館，坐到臨窗的桌邊。他點了咖啡和千層酥，一人一份。帕麗看著他和男招待講話，語氣和藹卻不失威儀，不禁想起自己還是少女的時候，每當他過來接媽芒，她的心都會撲通撲通亂跳，就和現在一樣。她突然自慚形穢起來——她咬過的指甲，沒搽粉的臉，打了捲的、軟耷耷的頭髮——真希望自己出門前洗過澡，吹過頭髮，可當時太晚了，科萊特焦躁不安地踱著步，活像動物園裡的困獸。

「真沒看出來你是抗議分子。」於連說著，為她點著了香煙。

「我不是。這事兒內疚比信念多。」

「內疚？對捕獵海豹？」

「對科萊特。」

「噢，沒錯。你知道的，我看我都有點怕她了。」

「咱倆一樣。」

他們哈哈一笑。於連把手伸過桌子，摸摸她的圍巾，又把手放下。「人人都說女大十八變，所以這種話我不講。可你迷人極了，帕麗。」

她捏了捏自己雨衣上的大翻領。「是嗎，就憑這件克魯索⑥的行頭？」科萊特告訴過她，這是個愚蠢的習慣，每當男人對她產生好感，尤其是恭維她的時候，她便用這種自嘲式的插科打諢來掩飾自己的緊張。她對媽芒那種渾然天成、充滿自信的處世方式生出了嫉妒。這種感覺不是第一次，也遠非最後一次。

「接下來，你肯定會說我人如其名了。」她說。

「噢，不。得了吧。那太沒勁了。恭維女人是門藝術，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知道。」

男招待端來了糕點和咖啡。他往桌上放杯子、擺盤子的當口，帕麗盯著他的手，也看著自己冒汗的掌心。她這輩子已經有過了四個情人，她知道，跟媽芒這麼大的時候相比，這幾個人可不算多，甚至比不上科萊特。她太謹慎，太精明，太容易妥協，也太容易適應別人了，可總的來說比媽芒或科萊特穩定，折騰得也沒那麼厲害。但是這些品質不足以吸引結群結隊的男人。她誰也沒愛過——儘管她對其中一位撒過謊，說她愛他——在這幾個男人身上，無一例外，她都寄託了對於連的思念，她想著他，想著他漂亮的臉，那張臉帶著自己隱秘的光，在別人身上時隱時現。

吃東西的時候，他談起了自己的工作。他說他已經有段時間不教書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過幾年，做債務可持續性方面的研究。他說，這份工作最大的好處就是旅行。

「去哪兒？」

「約旦，伊拉克。然後我花了兩年時間，寫了本關於非正規經濟的書。」

「出版了嗎？」

「據說出了。」他笑了，「現在我在一家私營的咨詢公司工作，就在巴黎。」

「我也想旅行。」帕麗說，「科萊特一直說，我倆應該去趟阿富汗。」

「我猜我知道她為什麼也想去。」

「好了，是我一直在想這事。我是說回那兒看看。我惦記的又不是哈希什⑦，我想到那個國家旅行，看看我出生的地方，說不定還能找到父母和我住過的老房子。」

「你還有這種強迫症，原先我可沒看出來。」

「我很好奇。我的意思是，我記住的東西太少了。」

「我記著呢，有一次你說起過家裡的廚子。」

帕麗暗自得意，她告訴過於連的事，那麼多年了，到現在他都記得。這麼說，在斷了聯繫的這段時間裡，他肯定老想著她。他心裡肯定有她。

「對。他叫納比。他也當司機。他給我父親開車，很大的一輛美國車，藍色的，帶皮篷。我記得引擎蓋上有個鷹頭。」

後來，既然於連問到了，她就跟他講了自己的學業。她選了復變數為專業方向。他用與媽芒截然不同的方式聽著——媽芒似乎厭煩這門學科，帕麗對它的熱情也讓她迷惑不解。就連假裝有興趣，媽芒都做不到。她大大咧咧地拿這事開玩笑，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嘲弄自己的無知。哦啦啦，她笑嘻嘻地說，我的頭啊！我的頭！轉起來像陀螺！我要跟你做筆交易，帕麗。我去給咱倆倒點兒茶，你回到地球，行嗎⑧？她咯咯笑著，帕麗於是遷就她，可她能感覺到這種玩笑的尖刻，一種拐彎抹角的責怪，暗示著她的知識已被判定為晦澀難解，她的事業則無足輕重。無足輕重。真可笑啊，詩人也能這樣說別人。想歸想，帕麗絕不會對母親這樣講。

於連問她從數學裡體驗到了什麼，她說她得到了慰藉。

「是‘畏懼’吧，我看這個詞可能更合適。」他說。

「這也是它的一部分。」

她說，數學公理的不變性，不隨意也不模糊，可以讓人從中找到安慰。雖然知道答案難以解出，但它們總能被發現。它們就在那兒，等待著，終究會有人拿著粉筆，把它們潦草地寫出來。

「你想說的是，它與生活完全不同。」他說，「生活中的問題不是沒有答案，就是答案太多，怎麼也理不清。」

「我有那麼透明嗎？」她大笑起來，用餐巾擋住自己的臉，「我覺得自己好白痴。」

「一點也不。」他說。他扯掉了餐巾，「一點也不。」

「像你學生是吧。我肯定讓你想起學生來了。」

他又問了些問題，帕麗從中看出，他對解析數論有相當的了解，而且至少是附帶著的，他也通曉卡爾·高斯和伯恩哈德·黎曼。兩人一直聊到天黑。他們喝了咖啡，接著是啤酒，不過癮，又喝了葡萄酒。然後，實在沒法再拖下去的時候，於連靠近了一些，用一種禮貌的、很有責任感的語氣說：「告訴我，妮拉怎麼樣？」

帕麗猛吸了一大口氣，腮幫子鼓著，慢慢把這口氣吐出。

於連會心地點著頭。

「她的書店可能開不下去了。」帕麗說。

「很遺憾聽到這個消息。」

「這些年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她可能不得不把書店關掉。別看她不想承認，但肯定會很痛苦。對她的打擊肯定蠻大。」

「她還在寫作嗎？」

「早不寫了。」

他很快換了話題。帕麗如釋重負。她不想談媽芒，也不想談她的酒癮，還有苦口婆心勸她繼續服藥的事。帕麗想起了那些尷尬的目光，每次她和於連獨處，而媽芒在隔壁房間換衣服的時候，於連便看著帕麗，她絞盡腦汁，想說點什麼。媽芒肯定感覺到了。難道就是這個原因，讓她和於連分了手？如果是這樣的話，帕麗隱隱約約地覺得，她這麼做倒更像是個嫉妒的情人，而不是要保護女兒的母親。

幾個星期之後，於連請帕麗搬去和他同住。他的小公寓位於左岸的第七區。帕麗答應了他。此時科萊特動輒傷人的敵意，已經讓公寓裡的氣氛變得不適合居住了。

帕麗還記得在於連家和他一起度過的第一個星期天。他們靠在沙發上，緊緊相挨。帕麗滿心歡喜，還在半夢半醒之間。於連喝著茶，兩條長腿擱在茶几上。他在讀報紙末版上的一篇評論。唱機裡放著雅克·布雷爾的歌。時不時地，帕麗把腦袋挪到他胸前，於連便低下頭，輕輕吻一吻她的眼皮、耳朵，或者鼻子。

「咱們得告訴媽芒。」

她能感覺到於連的身體一下子繃緊了。他合上報紙，摘下老花鏡，把它們放到沙發扶手上。

「她需要知道。」

「我猜是吧。」

「你‘猜’？」

「不，不是。你說得對。你該給她打個電話。不過小心點。別請求她允許，也別要她祝福，肯定哪一樣你都得不到。告訴她就行了。而且讓她明白，這不是討價還價。」

「你說得倒容易。」

「嗯，也許吧。還有，別忘了妮拉是個報復心很強的女人。很遺憾我這麼說，但就是這個原因，我們分了手。她報復心強得驚人。所以我知道。這對你可不容易。」

帕麗嘆了口氣，閉上眼睛。一想到這事，她心裡便揪得慌。

於連抬起手，撫摸著她的背。「別太較真了。」

第二天，帕麗給她打了電話。媽芒已經知道了。

「誰告訴你的？」

「科萊特。」

果然，帕麗想。「我正要告訴你來著。」

「我知道你會。你這不就告訴我了嗎？這種事瞞不住的。」

「你生氣了？」

「我生不生氣要緊嗎？」

帕麗站在窗前，伸出一根指頭，心不在焉地放到於連破舊的煙灰缸上，摸索著它藍色的鑲邊。她閉上眼睛。「不，媽芒，不要緊。」

「哼，我倒真想告訴你，那事兒無所謂，傷不了我。」

「我不是那個意思。」

「不是才怪。」

「為什麼我想傷害你，媽芒？」

媽芒大笑起來。一種空洞而難聽的聲音。

「有時我看你啊，在你身上看不到我自己。當然看不到嘛。話說回來，我想這也不意外。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帕麗。我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你安的什麼心。我覺得你好陌生。」

「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帕麗說。

可她的母親已經掛斷了電話。

《阿富汗夜鶯》節選

——妮拉·瓦赫達提訪談錄

作者：艾蒂安·布斯圖勒

《視差》第84期（1974年冬季號），第38頁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的法語是在這兒學的嗎？

妮拉·瓦赫達提：小時候在喀布爾我母親教的。她只跟我講法語。我們天天上課。她離開喀布爾讓我非常難受。

艾蒂安·布斯圖勒：她回法國了？

妮拉·瓦赫達提：是的，1939年，我父母離了婚，當時我十歲。父親就我一個孩子。讓我跟母親走，那絕對不可能。所以我留下來了，她去了巴黎，和她妹妹阿涅絲一起生活。父親為了緩解我的失落，就請了家庭教師，還讓我學馬術，上美術課，就是不想讓我閒下來。可是什麼也代替不了母親。

艾蒂安·布斯圖勒：她後來怎麼樣了？

妮拉·瓦赫達提：唉，她死了。納粹到巴黎的時候。不是他們殺的。他們殺了阿涅絲。我母親死於肺炎。父親沒告訴過我，盟軍解放巴黎以後他才說，可那會兒我已經知道了。我就是知道。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一定很難過。

妮拉·瓦赫達提：天塌了一樣。我愛我母親。我本來計劃戰爭以後去法國，和她一起生活。

艾蒂安·布斯圖勒：我猜您的意思是說，您和您父親相處得並不愉快。

妮拉·瓦赫達提：我們的關係非常緊張。我們吵架，總是吵，這對他倒是個新奇的經驗。他很不習慣有人跟他頂嘴，特別是女人。他申斥我，關於我穿了什麼，去了哪兒，說了什麼，怎麼說的，對誰說的。我膽子大了，不管不顧，他倒越來越像個苦行僧，越來越禁慾。理所當然，我們成了死對頭。

她咯咯笑著，伸頭到腦後，緊了緊印花方巾的結。

妮拉·瓦赫達提：後來我就開始談戀愛，一次又一次，不顧一切，而且我找的人總是不對頭，可把我父親嚇壞了。有一回是個管家的兒子，還有一次是個低級別的公務員，他幫我父親辦過事。都是些草率而任性的感情，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厄運。我偷偷摸摸地約會，從家裡溜掉，然後呢，自然會有什麼人給我父親通風報信，說在大街上看見我了。他們告訴他，我正在外面撒歡兒呢。他們總是這個樣子講話——我在「撒歡兒」。要不然他們就說，我在招搖過市。於是我父親就會派出搜索隊，把我弄回去。他把我鎖在屋裡。他會在門外說，你真讓我丟臉。你為什麼讓我這樣丟臉？我該拿你怎麼辦啊？有時候他用皮帶，或是握緊的拳頭來回答這個問題。他追得我滿屋子跑。我想，他認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來讓我屈服。那段時間我寫了大量的詩，很長的、讓人臉紅的詩，充滿了青春期的激情，恐怕也相當地誇張和造作。籠中的小鳥啊，帶鐐銬的戀人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並不以此為榮。

我感覺虛偽的謙虛並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這番話是她對自己早期作品的誠實評價。若然如此，這種評價便太過苛刻了。她這一時期的詩作其實極為出色，即便經過了翻譯，也是如此，更要考慮到她創作時還如此年輕。這些詩非常動人，意象豐富，感情飽滿，不乏洞見，而且極富魅力，優美地表達了寂寞和難以抑止的悲傷。詩中記錄了她的沮喪，也記錄了初戀的波峰與浪谷，道盡了稚愛的輝光、諾言和羅網。還常常帶有一種超驗的幽閉恐懼症的感覺，彷彿天空在不斷壓低，始終揮之不去的還有一種在暴政環境下奮力掙扎的感覺，暴政往往表現為一個從未具名的男性形象，陰森可怖，若隱若現。人們可以想見，那是對她父親的影射，這一點並不那麼隱晦難解。我把這些話講給她聽了。

艾蒂安·布斯圖勒：在這些詩中，您還掙脫了節奏、韻律和音步的束縛，而就我所知，這些特點對古典波斯語詩歌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您對意象的使用隨心所欲。您突出了日常生活中沒有規律可循的細節。依我之見，這是非常具有開創性的。公平地說，如果您生在一個更為富庶的國家，比如說伊朗，那麼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您已經被奉為文學先鋒了。我這樣說對嗎？

她撇撇嘴，笑了一下。

妮拉·瓦赫達提：您猜好了。

艾蒂安·布斯圖勒：還有，我對您剛才說的話非常吃驚。對這些詩，您說您並不以此為榮。那麼您有過自己喜歡的作品嗎？

妮拉·瓦赫達提：您問了個棘手的問題。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慮它們的創作過程。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的意思是結果和手段應該分開。

妮拉·瓦赫達提：我把創作過程當作一種必要的盜竊行為。如果對一部優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圖勒先生，您一定會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舉動。創作意味著對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壞，把他們變成不情願，也不知情的參與者。你盜取別人的慾望，別人的夢想，偷走別人的缺陷，別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屬於你的東西。你是故意在這樣做。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就特別長於此道。

妮拉·瓦赫達提：我這樣做不是出於某種崇高、堂皇的藝術觀念，而只是因為我沒有選擇。創作的衝動實在過於強烈，如果我不屈服，就會失去理智。您問我是否引以為榮。我發現有的東西很難去誇耀，因為我知道，這是通過道德上有疑問的手段獲得的。誰吆喝誰決定吧，或者誰也別做這個決定。

她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又拿瓶子裡剩下的給自己滿上。

妮拉·瓦赫達提：不過呢，我可以告訴您，在喀布爾一個替我吆喝的人都沒有。在喀布爾沒人把我看成是什麼先鋒，我只是個粗俗，放蕩，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親。他說我寫的東西純屬婊子的夢話。他用的就是這個字眼。他說我敗壞了他的姓氏，再也無法補救。他說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問我為什麼，為什麼我覺得做一個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麼難。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是怎樣回答的？

妮拉·瓦赫達提：我告訴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說辭。我告訴他，我才不想拿狗鏈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圖勒：我猜這只會讓他更生氣。

妮拉·瓦赫達提：那當然。

我猶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來的話當講不當講。

艾蒂安·布斯圖勒：可我確實理解他的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圖勒：他就像個族長，對不對？而您對他相信的一切，珍視的一切，構成了直接的挑戰。爭辯呢，在某種程度上說，既通過您的生活，也通過您的寫作，是在為女性拓展新的邊界，讓女性擁有以自己的身份發言的權利，從而實現合理的自我認同。您當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壟斷性特權，這種特權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樣的男人把持著。可以說，您當年講的是不能講的話。您當年從事的是一場小規模的、一個女人單打獨鬥的革命。

妮拉·瓦赫達提：那段時間我一直以為自己在寫性。

艾蒂安·布斯圖勒：性確實是一個方面，難道不對嗎？

我翻了翻筆記，提到幾首詩，它們都非常明顯地涉及了肉慾——《棘》，《枕》，《如果沒有等待》。我也實言相告，這幾首並非我的最愛。我評論說，它們缺乏細膩和朦朧。打動我的是詩中的挑釁色彩，而這正是阿富汗婦女的憤怒控訴。

妮拉·瓦赫達提：是的，我的確憤怒，我憤怒是因為那種一定要讓我與性絕緣、與我自己的身體絕緣的態度。因為我是個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嗎，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統統都發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對不對，她們容易受到肉體上的誘惑。她們是性慾超強的生物，因此必須加以約束，以免她們鑽進每一個艾哈邁德，每一個馬哈茂德的被窩。

艾蒂安·布斯圖勒：可是……請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這樣做的，對嗎？

妮拉·瓦赫達提：那只是對舊觀念的抗議。

她爆出一陣開心的大笑，充滿了調皮和狡猾的機靈勁兒。她問我想不想吃午飯，說她女兒最近剛幫她把冰箱裝滿，接下來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裡才知道好吃極了。她只做了一個。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點了支煙，這才坐下。

妮拉·瓦赫達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圖勒先生，為了這次交談，我們應該讓氣氛保持融洽？

我說我同意。

妮拉·瓦赫達提：那就幫我兩個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許再看我酒杯。

不用說，這一招先發制人，打消了我探問喝酒之事的所有念頭。

艾蒂安·布斯圖勒：後來怎麼樣了？

妮拉·瓦赫達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歲。病得很厲害，具體什麼病我就不說了。父親帶我去德裡看病。他陪我待了六個星期，讓大夫們給我治療。他們說我差點死掉。也許我應該死。對一個年輕詩人而言，死亡大概是個相當不錯的事業上的進步。回來以後，我變得脆弱而孤僻。我厭倦了寫作。食物、談話和娛樂都變得索然無味。我討厭有人來訪。我只想拉上窗簾，整天睡覺，也希望天天如此。這的確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動。最後，我下了床，慢慢恢復了日常作息，只因為這是一個人不得不為的必要活動，以此保持身體的機能和表面上的教養。可我覺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極其重要的東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父親擔心嗎？

妮拉·瓦赫達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認為與死亡的邂逅已經讓我擺脫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讀到過，布斯圖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會分不清上在哪邊，下在哪邊。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卻選了錯誤的方向，於是把你自己挖進了死亡。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迷失了方向，置身於混亂的狀態，卻沒了羅盤。還有無法形容的沮喪。處在這種狀態下，你就會變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當蘇萊曼·瓦赫達提向我父親提親時，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那時二十歲。

妮拉·瓦赫達提：他可不是。

她問我要不要再來一塊三明治，我謝絕了。那再來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邊開始燒水，一邊問我結婚了沒有。我告訴她沒有，也不知道將來會不會結婚。她回過頭，看著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後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達提：唉，平時我可一眼就能看出來。

艾蒂安·布斯圖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達提：大概是腦震盪。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達提：這可不是趕時髦。幾天前我滑倒了，摔了一跤，把腦門子摔開了。就算這樣，我還是應該能看出來啊。我的意思是看出來您。憑我的經驗，像您這樣了解女人的男人，似乎都不太想和女人有什麼關係。

她把咖啡遞給我，自己點了支煙，然後坐下。

妮拉·瓦赫達提：關於婚姻，布斯圖勒先生，我有個理論。也就是說，用不了兩個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適。讓人吃驚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戴著枷鎖，拖延著，雙雙陷在一種自欺欺人的狀態裡，擺脫不了虛幻的希望，可實際上，他們在最初的兩個星期就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時間更短。我丈夫是個正派人，可他太嚴肅，太冷漠，也太無趣了。而且他愛上了司機。

艾蒂安·布斯圖勒：哇。肯定是個很大的打擊。

妮拉·瓦赫達提：是啊，的確讓老生常談的故事變得複雜了。

她笑了笑，帶著少許的悲哀。

妮拉·瓦赫達提：我主要還是替他難過。他實在是生錯了時代，生錯了地點。我們的女兒六歲時，他中風死了。當時我本可以待在喀布爾。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財產，還有個園丁，加上剛才提到過的那位司機，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後我們倆，我和帕麗，就跑到法國來了。

艾蒂安·布斯圖勒：可照您之前說的，您這樣做是為了她著想。

妮拉·瓦赫達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圖勒先生，都是為我女兒做的。對我為她付出的這一切，倒不是說她不理解，或者說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沒心沒肺到了家，我的女兒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會過上什麼樣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圖勒：您對女兒感到失望嗎？

妮拉·瓦赫達提：布斯圖勒先生，我已經相信了，她就是對我的懲罰。

1975年的一天，帕麗回到自己新公寓裡的家，看到床上有個小包裹。這是她把母親從急診室接回來一年之後，而她離開於連已經九個月了。帕麗現在和一個名叫扎希婭的護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婭是個年輕的阿爾及利亞姑娘，棕色的捲髮，綠色的眼睛，很能幹，性格開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處，不過她已經和男友薩米訂了婚，這個學期一結束，就要搬到薩米那兒去了。

包裹旁邊有張折起來的紙：給你送來的。我在薩米家過夜。明天見。吻你。扎希婭。

帕麗扯開包裹。裡面是一本雜誌，上面還別著一張紙條，字跡親切，柔美，彷彿出自女人的手筆：此件原本寄給妮拉，後遞至住在科萊特過去公寓裡的夫婦，現又轉送給我。你應把轉寄地址做一下變更。讀的時候注意後果自負。恐怕我們誰也吃不消。於連。

帕麗把雜誌放到床上，給自己做了個菠菜沙拉，又弄了點庫斯庫斯⑨。她換上睡衣，坐到租來的小黑白電視機前吃飯。她心不在焉地看著電視，畫面是南越難民經空運抵達了關島。她想起了科萊特曾經上街，抗議美國在越南發動的戰爭。科萊特也曾帶了一個大麗花和雛菊編成的花圈，參加媽芒的追悼會，她擁抱並親吻了帕麗，還在台上完美地朗誦了一首媽芒的詩。

於連沒有在儀式上露面。他打過電話，有氣無力地說他厭惡追悼會，因為現場令人壓抑。

誰不是呢？帕麗說。

我看我最好還是躲遠點。

隨你便吧。帕麗在電話裡這樣說，心裡卻在想，不來也不會讓你解脫，你不露面只能讓我得到解脫，因為我們曾經那麼魯莽輕率，那麼沒心沒肺。我的天啊。帕麗掛斷了電話，心裡明白了，她和於連的放縱行為等於推了媽芒最後一把。她掛斷的時候就知道了，終其一生，她將隨時受到此事的劇烈衝撞。內疚，強烈的悔恨，會讓她防不勝防，她將因此而痛入骨髓。她會時時為此糾結，現在如此，將來的每一天也是一樣。就像有個不停滴水的龍頭，架在她心底深處。

吃完晚飯，她洗了個澡，溫習了筆記，準備即將到來的考試。她又看了一會兒電視，把碗洗好，擦淨，抹乾了廚房的地板。可是全沒用。她就是沒辦法讓自己分心他顧。雜誌放在床上，呼叫著她，彷彿一波又一波的低頻信號。

後來，她索性在睡衣外面套上雨衣，出門散步。從公寓往南，過幾個路口就上了沙佩勒大街。空氣清冷，雨點敲擊著人行道和商店的櫥窗，可是此時此刻，家裡已容不下她的煩躁不安。她需要這冷而濕的空氣，這開闊的空間。

帕麗記得年幼時，她有過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在喀布爾有表哥表弟嗎，媽芒？我有姑姑舅舅嗎？爺爺奶奶呢？我有外公外婆嗎？他們怎麼從不過來看看咱們？咱們能給他們寫封信嗎？咱們去看看他們好嗎？

她大部分問題都圍繞著父親。他最喜歡什麼顏色，媽芒？告訴我，媽芒，他游泳游得好不好？他很會講笑話嗎？她記得，有一次他曾追著她跑過房間，還弄得她在地毯上打滾兒，撓她腳心，胳肢她的肚皮。她記得他熏衣草香皂的味道，亮亮的大腦門，長長的手指，橢圓形的青金石袖扣，還有西褲的褲褶。她彷彿又看見了他們一起從地毯上踢起的微塵。

帕麗一直想從母親那兒得到的，是無形的膠水，能把她鬆散、雜亂的記憶碎片黏合起來，變成某種有形的故事。媽芒卻從不多說。對她在喀布爾的生活，她們共同的生活，她總是捂著。她讓帕麗與她們共有的過去保持著距離，到了最後，帕麗也就不問了。

原來媽芒對這位雜誌記者，對這位艾蒂安·布斯圖勒，講了她自己和帕麗的生活經歷，講得比她告訴自己女兒的還要多。

她從未這樣講過。

剛才在公寓裡，帕麗把那篇文章讀了三遍。她不知道該怎麼想，又該相信什麼。太多的話像謊言。有些部分讀起來如同惡意的模仿。一出聳人聽聞的戲：被禁錮的美人兒，在劫難逃的羅曼史，壓迫無處不在，所有這一切，講起來都如此扣人心弦，如此激情四溢。

帕麗向西，朝皮加勒廣場的方向走去。她兩手抄在雨衣口袋裡，疾步快行。天空在迅速轉暗，撲面而至的暴雨下得越來越大，越來越沒有減緩的跡象，雨水浮蕩起一扇扇窗，模糊了一對對車燈的光。帕麗想不起自己是否見過那個男人，她的外公，媽芒的父親。她只見過一張相片，是他在伏案讀書，可她不相信這就是媽芒說的那個翹鬍子的惡棍。帕麗認為自己看透了這個故事。她有自己的想法。在帕麗的故事裡，他是個對女兒能否幸福感到合理擔憂的男人，女兒深深的不快樂，帶有自毀的傾向，不可遏止地破壞著自己的人生。這男人蒙受著恥辱，尊嚴一再受到冒犯，卻依然對女兒不離不棄，她得病的時候還帶她去印度，一陪就是六個星期。談到這個問題，媽芒到底得了什麼病？在印度又接受了怎樣的治療？帕麗滿心疑慮，想起了媽芒下腹那條縱向的疤——帕麗問過這個問題，扎希婭告訴她，剖腹產的切口是要橫切的。

再看媽芒談起丈夫，也就是帕麗的父親時，對記者說的那番話。這是詆毀嗎？他愛納比，那個司機，這是真的嗎？如果是真的，那為什麼過了這麼長時間，到現在才把這樣一件事抖出來？是要擾亂，羞辱，或是刺痛什麼人嗎？如果是，那又是誰呢？

至於她自己，帕麗並不因媽芒對她的貶低而感到驚訝——在於連的事情發生之前就已經這樣了——同樣不覺得意外的是，在談到為母之道時，媽芒那種選擇性的、自我開脫式的敘述。

謊言？

可是……

媽芒是個才華出眾的作家。帕麗讀過她用法語寫的所有文字，還有她從波斯語翻譯過來的所有的詩。她作品中的才智與美是無可爭辯的。可是，如果媽芒在採訪時的人生敘述都是謊言，那麼她作品中那一幅幅畫面又來自何處？那些坦誠，優美，殘忍，悲傷的字句，它們的源泉又在哪裡呢？她僅僅是個才華出眾的騙子嗎？一個魔術師，拿筆來做魔杖，變出種種她從未親身經歷過的感情，讓觀眾為之動容？這可能嗎？

帕麗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且也許，也許媽芒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撼動帕麗腳下的大地，故意地動搖她，顛覆她，把她變成自己眼中的陌生人，擎起千鈞的疑惑，壓迫她的心，壓迫她對人生的一切信念，讓她感到失落，如同在夜晚彷徨於沙漠，被黑暗與未知包圍，真相卻難以捕捉，彷彿僅存的一點微光，只在遠方明滅，永遠在移動著，後退著，不斷地暗弱下去。

也許，帕麗想，也許這是媽芒給她的懲罰。不只因為於連，也為了帕麗一直以來帶給她的失望。也許她以為，帕麗可以讓那一切統統結束：酗酒，男人們，不顧一切地衝向幸福卻兩手空空的歲月。勉力追求，卻半途而廢，每一次都走進死路。每一次失望帶來的打擊，都給媽芒留下更大的傷害，讓她更遠地偏離常軌，幸福也變得更加虛幻。我是什麼，媽芒？帕麗想。我在你子宮裡孕育——假定我就是在你的子宮裡受孕的——那時我應該是什麼？一顆希望的種子？一張買來的船票，帶你脫離苦海？一塊彌合你心頭傷口的補丁？如果是這樣，那麼我是不夠格的。遠遠不夠。我沒能成為你止痛的膏藥，我只是你的又一條死路，又一副重擔，你一定很早就看出了這一點。你一定已經明白了這一點。可你還能怎麼做呢？你沒辦法走到當鋪裡把我賣掉。

也許，這篇採訪就是媽芒最後一次放聲大笑。

帕麗走到一家啤酒屋的遮篷下避雨，向西過幾個路口，就是扎希婭要完成部分實習的醫院。她點了支香煙。她想，應該給科萊特打個電話。追悼會後她們只談過一兩次。小時候她倆常常嘴裡塞著口香糖，一直嚼到下巴疼為止，還會坐到媽芒的妝鏡前，給對方梳頭，用髮夾別好。帕麗看到馬路對面有位老婦人，戴著塑料雨帽，牽著一條棕色的小梗犬，艱難地走在人行道上。不是第一次了，一股散亂的輕煙忽然從帕麗的記憶沉霧裡泛起，慢慢化作狗的形狀。不是老婦人手裡那樣的小寵物，而是不招人待見的大狗，多毛，骯髒，被人切去了尾巴和兩隻耳朵。帕麗無法確定，這到底是記憶呢，還是某條狗的幽靈，或者兩個都不是。有一次她問過媽芒，在喀布爾的時候她們是不是養過狗。媽芒說，你知道我不喜歡狗。它們沒有自尊。你踢它們，它們還是愛你。真讓人沮喪。

媽芒還說了別的：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我不知道你是誰。

帕麗丟掉香煙。她決定打電話給科萊特。約一下，找個地方喝茶。看看她過得怎麼樣，在跟誰交往。一起逛逛街，就像以前那樣。

看看閨中密友是不是還打算去阿富汗。

帕麗果然和科萊特見了面。她們在一家很有人氣的酒吧碰了頭，這裡有摩洛哥風格的裝飾，紫羅蘭色的帷幔，到處擺放著橘黃色的靠枕，小舞台上還有個頭髮捲捲的烏德琴手。科萊特不是一個人到的。她帶了個小夥子來。此人名叫埃裡克·拉孔布，在十八區的一所高中教書，給七年級和八年級的學生講戲劇。他告訴帕麗，他過去見過她，那是幾年前，有一次學生示威，反對捕殺海豹。一開始帕麗沒想起來，後來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科萊特因為到的人少而拿來撒氣的那個人，那個被科萊特捶胸脯的人。他們席地而坐，身下是蓬鬆的芒果色坐墊，然後點了酒水。剛開始的時候，帕麗以為科萊特和埃裡克是一對兒，但科萊特對埃裡克讚不絕口，沒過多久帕麗就明白了，科萊特是為了她，才把埃裡克帶過來的。通常在這種情況下，她會覺得很不舒服，可她卻在埃裡克的侷促不安中看到了同樣的不適，她自己反而因此得到了緩解。埃裡克動不動就臉紅，腦袋瓜子亂晃，滿臉歉意，窘態百出。帕麗發現他這副模樣蠻好玩，甚至也蠻可愛的。她一邊吃著麵包和黑橄欖醬，一邊偷偷打量著埃裡克。他稱不上英俊，頭髮長長的，軟塌塌的，用一根皮筋紮在腦後。他天生一雙小手，皮膚沒有血色，鼻子太尖，腦門又太大，幾乎瞧不見下巴，可他笑起來明眸皓齒。他還有個習慣，每說完一句話，就用一個滿懷期望的微笑加個標點，那笑容活像一個開心的問號。這張臉雖然不像於連那樣讓帕麗著迷，可它遠比於連那張臉親切友善，而且用不了太久，帕麗就能發現，埃裡克的身上蘊藏著一種駐外大使般的專注，文靜安恬的克制，經久不衰的端莊。

他們結了婚。那是1977年春天一個寒冷的日子，就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職幾個月後。埃裡克違逆了父母的願望，堅持只辦一個小小的世俗儀式。無人出席，只有他們倆，加上作為證婚人的科萊特。他說正式的婚禮太過鋪張，他們負擔不起。他父親是個富有的銀行家，提議由他來出錢。埃裡克畢竟是他們的獨苗兒。他先提出來把這筆錢作為禮物，後來又說作為借款，埃裡克都拒絕了。雖然他嘴上從來不說，可帕麗知道，這樣做是為了不讓她感到尷尬，否則在婚禮上，她將只是孤零零的一個人，教堂裡不會有家人入座，不會有人送她出嫁，也不會有人為了她淌下幸福的淚水。

她告訴埃裡克，她計劃去阿富汗，他表示理解的方式讓帕麗相信，於連永遠也不會這樣理解她。而她也從未用如下的方式，坦率地在心裡承認過。

「你認為自己是收養的。」他說。

「你和我一起去嗎？」

他們決定夏天就動身，等埃裡克的學校放假，帕麗也可以短暫地放下自己的博士論文。埃裡克替他倆報了波斯語學習班，班上有個老師是他通過自己學生的母親找到的。帕麗常常看見他靠在沙發上，戴著耳機，肚子上擱著卡式錄音機，聚精會神地閉著眼，帶著濃重的口音，咕噥著波斯語的「謝謝您」，「您好啊」，「您好嗎？」

再過幾個星期就到暑假了，埃裡克正在打探機票價格和住宿的時候，帕麗發現自己懷孕了。

「咱們還是能去的。」埃裡克說，「咱們應該去。」

決定不去的人是帕麗。「那樣太不負責了。」她說。此時他們住的是一間畫室，暖氣有毛病，水管漏水，沒空調，一堆別人不要的破爛傢具。

「寶寶不能住這種地方。」她說。

埃裡克找了兼職，教人彈鋼琴，他以前學過，時間不長，純屬玩票，後來才專注於戲劇。等到伊莎貝爾降生時——甜美的、白淨的伊莎貝爾，天生一雙焦糖色的眼睛——他們已經搬進了一套兩室的小公寓，離盧森堡公園不遠，這多虧了埃裡克父親的資助，這一次他們接受了，條件是算作借款。

帕麗休了三個月的假。她整天和伊莎貝爾待在一起。有她在身邊，帕麗便覺得自己進入了失重狀態。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伊莎貝爾把目光轉向她，她就感到自己周圍滿是燦爛的光華。到了晚上，當埃裡克從學校回到家，頭一件事就是在門口放下公文包，脫下外套，然後一屁股坐到沙發上，伸出雙臂，抖著手指。「把她給我，帕麗。把她給我。」他把伊莎貝爾放到胸脯上，上上下下地顛著她，聽帕麗向他播報這一整天的花絮——伊莎貝爾喝了多少奶，睡了多長時間，她倆一起看了什麼電視，玩了哪些好玩的遊戲，她又弄出了怎樣的咿咿呀呀。聽這些事，埃裡克從來不覺得煩。

他們推遲了去阿富汗的旅行。事實是，那種如芒刺在背、要去尋根、去尋找答案的動力，帕麗已經感受不到了。因為有了埃裡克，有了他不間斷的、充滿慰藉的陪伴。也因為有了伊莎貝爾，她穩固了帕麗腳下的大地，哪怕它仍然坑坑窪窪，有裂縫，有盲點，哪怕一切問題都不曾得到回答，一切媽芒不肯撒手的事情仍然讓她受到羈絆。它們仍然在那兒。帕麗只是不再像過去那樣渴求著答案。

那種熟悉的，始終揮之不去的感覺——生命中缺失了某種至關重要的東西，或某個至關重要的人——也變得暗淡下去了。偶爾它還會出現，有時來勢洶洶，出其不意地擊中她，但已不像過去那麼頻繁。帕麗從未像現在這樣滿足，從未像現在這樣幸福地心有所屬。

1981年，伊莎貝爾三歲，帕麗懷了阿蘭，已經好幾個月了，卻不得不去慕尼黑開會。她與人合寫了一篇論文，要在會上宣讀，主題是數論之外的模形式，特別是它在拓撲學和理論物理學中的應用。帕麗的陳述深受好評，會後，她和幾位學者出門，去了一家喧鬧的酒吧，喝啤酒，吃椒鹽捲餅和巴伐利亞白香腸。臨近午夜，她才回到酒店房間，沒換衣服，也沒洗臉，就上了床。電話弄醒她的時候，已經凌晨兩點半了。是埃裡克，從巴黎打來的。

「是伊莎貝爾。」他說。孩子在發燒，牙齦突然紅腫了，輕輕一碰就大出血。「我看不見她的牙了。帕麗。我不知道怎麼辦。我在哪本書上看到過，這可能是……」

她想讓他停下來。她想告訴他閉嘴，說她聽到那幾個字會受不了。可是太遲了。她聽到了「兒童白血病⑩」，也許他說的是「淋巴瘤?」，說來說去，這又有什麼不同？帕麗坐在床邊，像石頭一樣坐在那兒，腦袋一陣陣抽痛，出了一身的冷汗。她氣急敗壞，埃裡克竟然把這樣一件可怕的事塞進她腦子裡，大半夜的，她又遠在七百公里之外，束手無策。她氣急敗壞，恨自己愚蠢，情願就這樣把自己交付出去，從此一輩子都要提心吊膽，擔驚受怕。真是瘋狂啊。不折不扣的精神錯亂。令人嘆為觀止的愚蠢，無憑無據的信念，全然不顧那龐大的幾率，竟然相信一個並不歸你掌控的世界，相信它絕不會奪走一件你無力承受其失去的東西，相信這個世界絕不會毀滅你。我的心承受不起。她在心裡說，說得字字清晰。我的心承受不起。這一刻，她能想到的最不計後果，最沒有理性的事，就是為人父母。

她心裡的一部分——上帝啊，救救我吧，她想，上帝啊，饒恕我這樣想吧——她心裡的一部分同樣氣急敗壞，伊莎貝爾竟然對她做出這樣的事，竟然讓她如此痛苦。

「埃裡克，埃裡克！聽我說。我等一下再給你打回去。現在我得掛了。」

她把手提袋裡的東西全倒在床上，找出一個慄色的小本子，裡面記著電話號碼。她翻到一個裡昂的電話。科萊特和她丈夫迪迪耶如今住在裡昂，她在那兒開了一家小旅行社。迪迪耶還在學習，準備當醫生。接電話的正是迪迪耶。

「你早就知道我是學精神病的，帕麗，對不對？」他問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覺得……」

他問了幾個問題。伊莎貝爾的體重有沒有減輕？夜裡盜汗嗎？有沒有異常的瘀傷，疲勞，習慣性的發燒？

最後他說，等到天亮，埃裡克應該帶他去看一下醫生。但是，他在醫學院上過通用培訓課，如果他沒記錯的話，聽上去很可能是急性齦口炎。

帕麗死死抓著聽筒，手腕都握疼了。「拜託了，」她強忍著說，「迪迪耶。」

「噢，對不起。我的意思是說，聽上去這很可能是脣皰疹的初期癥狀。」

「脣皰疹。」

他接著又說了一句，那是帕麗這輩子聽過的最讓人高興的話。「我想她會沒事的。」

帕麗和迪迪耶只見過兩面，他和科萊特結婚前一次，婚後一次。可是此時此刻，她打心眼裡愛他。她就這樣對他說了，在電話裡哭著說的。她說她愛他，連說了好幾次，他大笑起來，和她道了晚安。帕麗給埃裡克打電話，他一早就會帶伊莎貝爾去見佩蘭大夫。然後，帕麗躺到床上，耳中嗡嗡作響，看著街燈的光穿過暗綠色的木製百葉窗，映照在屋中。她想起了那一次，她得了肺炎，不得不住進醫院。當時她八歲，媽芒不肯回家，非要睡在她床邊的椅子上。她對母親產生了一種新的，意想不到的，遲來的親情。過去這幾年，有很多次她曾思念起媽芒。在婚禮上——理所當然。在伊莎貝爾出生的時候。還有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時刻。但是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在這個可怕又奇妙的夜晚，置身於慕尼黑的酒店房間，這樣強烈地思念著媽芒。

第二天回到巴黎，她告訴埃裡克，等阿蘭生下來，他們就不該再要孩子了。再要，只會增加心碎的幾率。

1985年，伊莎貝爾七歲，阿蘭四歲，小蒂埃裡也兩歲的時候，帕麗接受了聘任，到巴黎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學教書。一段時間之內，可以想見，她不得不屈於學術圈內的明爭暗鬥和褊狹之見。這並不意外，想想看，才三十六歲，她已經成了系裡最年輕的教授，而且加上她，也總共只有兩位女性。她忍下來了。她想，媽芒絕對不能，也絕對不會像她這樣處事。她不阿諛奉承，也不溜鬚拍馬。她迴避與人爭鬥，從不口出怨言。對她的懷疑不會絕跡。然而，到了柏林牆倒塌的時候，橫亙在她學術生涯中的牆也倒掉了。她用自己明智豁達的處世態度，釋人疑慮的社交能力，慢慢贏得了大多數同事的承認。她在本系有了朋友，別的系裡也有。她出席學校的活動，參加募款集會，偶爾也在雞尾酒會和晚餐派對上亮相。埃裡克陪她出席此類聚會。由於總是繫同一條羊毛領帶，穿同一件胳膊肘打了補丁的燈芯絨西裝，他成了人們私下經久不衰的笑談。他在擁擠的房間裡閒蕩，吃著小點心，看上去樂呵呵的，一副找不著北的模樣，帕麗得時不時地衝上去，把他從一堆數學家身邊哄開，以及時阻止他對三維流形和丟番圖逼近問題發表高論。

在這些派對上，難免有人向帕麗問起她對阿富汗局勢的觀點。有天晚上，一位名叫沙特拉爾的客座教授帶著少許的醉意問帕麗，她對蘇聯撤軍後的阿富汗形勢怎麼看。「您的人民能找到和平嗎，教授夫人？」

「我不知道。」她說，「實話實說，我只是個名義上的阿富汗人。」

「不管怎麼說，也不會吧。」他說，「可是，儘管如此，您肯定會有深刻的見解。」

她笑了笑，力圖阻止他的步步逼近，這種問題總是摻雜著想當然的成分。「只不過是我在《世界報》上看到的東西。和您一樣。」

「可您是在阿富汗長大的，不是嗎？」

「我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您看見我丈夫了嗎？就是胳膊肘打補丁那位。」

她說得沒錯。她的確看新聞，讀報紙上的戰爭報導，知道西方在給聖戰者游擊隊提供武器，但是在她心裡，阿富汗已漸行漸遠。在家裡，她有忙不完的活。現在她有了一幢四間臥室的漂亮房子，位於居揚古，離巴黎市中心大約二十公里。他們住在小山上，附近是公園，有步道，有池塘。埃裡克教書之餘，現在也寫劇本，其中有一部歡快的政治笑劇，秋天時將在巴黎市政廳附近的一座小劇場排演，他也已接到了委託，再寫一部。

伊莎貝爾到了青春期，文文靜靜，卻很聰明，也很有想法。她記日記，每個星期都要讀一本小說。她喜歡聽西尼德·奧康娜。她的手指細長，優美，正在上大提琴課。再過幾個星期，她就要在音樂會上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歌》。一開始，她對學大提琴很有牴觸，於是帕麗和她一起去上了幾節課，表示有難同當。事實證明，這既不必要，也不可行。不必要是因為伊莎貝爾很快就自覺自願地琴不離手，不可行是因為帕麗的手被大提琴弄得疼痛難當。已經過去一年了，她早晨醒來時，仍然覺得手發僵，手腕子發硬，得花上半個鐘頭，有時要一個小時，才能緩過勁來。埃裡克已經不再逼她去看醫生了，可現在他老是說個沒完。「你才四十三啊，帕麗。」他說，「這不正常。」帕麗已經預約了門診。

老二阿蘭很淘氣，可愛中透著一股蔫壞的勁兒，痴迷於武術。他是早產兒，十一歲的男孩子了，還是顯得小，可別看身高不如別人，他卻有著比別人更強烈的進取心，更充沛的活力。他那副小身板兒，那兩條小細腿兒，總是讓對手上當受騙，因此而低估他。夜裡躺到床上的時候，帕麗和埃裡克經常為他那巨大的幹勁和凶猛的能量驚奇不已。不過，帕麗既不擔心伊莎貝爾，也不擔心阿蘭。

讓她牽腸掛肚的是蒂埃裡。這孩子也許與生俱來就帶著陰影，總感覺自己是計劃外的，不期而至的，不請自來的。蒂埃裡動不動就拉長臉，一言不發，讓人窩心。他愛發牢騷，自己有什麼事，只要帕麗問起來，他總要耍點小聰明。他常常沒來由地和她作對，好像是衝著帕麗，但更像為了作對而作對。有些日子裡，他滿腹陰雲。帕麗能感覺得到。那烏雲不斷加厚，膨脹，最後一下子爆裂，跺著腳，腮幫子顫抖著，憤怒的洪水噴湧而出，讓帕麗心驚肉跳，讓埃裡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苦笑連連。帕麗憑直覺感到，蒂埃裡將成為她終生的煩惱，就像她關節的疼痛一樣。

她常常想，媽芒會是個怎樣的外婆呢？她會怎樣看待蒂埃裡？憑著直覺，帕麗認為媽芒應該幫得上他。她會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儘管他們沒有血緣關係，這一點毫無疑問，帕麗確信此事已經有段時間了。孩子們聽說過媽芒，伊莎貝爾更是特別好奇。她已經讀了媽芒的很多詩。

「真希望能見見她。」她說。

「感覺她好有魅力。」她說。

「我想我們會成為好朋友的，她和我。你覺得呢？我們可以讀一樣的書。我可以給她拉大提琴。」

「好啊，她會喜歡的。」帕麗說，「我肯定。」

帕麗沒有跟孩子們講過自殺的事。他們總有一天會知道的，也許一定能知道。可他們不會從她這兒知道。她絕不會在他們心裡埋下這樣的種子，讓他們感到做父母的可以放棄自己的孩子，可以對他們說：你們並不足夠。對帕麗來說，孩子們和埃裡克一向都是足夠的。他們永遠都是足夠的。

1994年夏天，帕麗和埃裡克帶著孩子們去了馬略卡島。科萊特通過自己蒸蒸日上的旅行社，替他們安排了這次度假。在馬略卡，科萊特和迪迪耶與他們碰頭，他們在海濱合租了一套房子，將一起度過兩個星期。科萊特和迪迪耶沒有孩子，原因不是什麼生物學上的不幸，而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對帕麗來說，這個時間選得不錯。她的風濕症此時控制得很好。她每週服一次氨甲蝶呤，而且對此藥耐受良好。幸運的是，最近她無須服用任何一種類固醇，也就不必忍受伴生的失眠之苦。

「還沒說體重暴增的事兒呢。」她告訴科萊特，「知道我必須在西班牙穿泳裝嗎？」她大笑起來。「唉，虛榮啊。」

他們花了幾天時間，在島上遊覽，駕車前往特拉蒙塔拿山腳下的西北海岸，停下車，漫步走過橄欖林，一直走到松林裡去。他們吃波爾塞亞?，還有一種名叫盧維納的美妙大菜，由海鱸魚燒成，以及茄子燉西葫蘆，名叫通維特。蒂埃裡一樣都不肯吃，於是每到一家飯館，帕麗只好請廚師為他單做一盤意式細麵條，只澆番茄沙司，不加肉，也不放奶酪。伊莎貝爾近來喜歡上了歌劇，在她的請求下，有天晚上他們去聽了一場普契尼的《托斯卡》。為了經受住這可怕的折磨，科萊特和帕麗偷偷摸摸，把一個銀色的小酒壺遞來遞去，裡面裝著廉價的伏特加。到第二幕中途，她們已經醉了，看著台上扮演斯卡皮亞的男演員裝腔作勢，她們就像兩個小女生一樣，情不自禁地咯咯亂笑。

一天，帕麗、科萊特、伊莎貝爾和蒂埃裡把午餐打包，要去海灘；迪迪耶、阿蘭和埃裡克一大早就走了，到索列爾灣去遠足。前往海灘的路上，他們去了一家商店，給伊莎貝爾買她相中的游泳衣，他們走進店裡的時候，帕麗在大玻璃上瞥見了自己的影子。通常來說，特別是最近這段時間，每當她走到鏡前，一種機械的心理過程便投入運轉，讓她做好準備，迎接變老的自我。它起了緩衝的作用，減輕了她受到的震動。但是在商店的櫥窗裡，她毫無防備地看到了自己，脆弱地面對著未經自欺扭曲過的現實。她看見一個中年女人，穿著死氣沉沉，鬆鬆垮垮的上衣，沙灘裙遮不住膝蓋上鬆垂多皺的皮膚。陽光之下，白髮盡露。雖然畫了眼錢，用口紅抹了嘴脣，她的臉還是會讓路人看一眼便馬上把目光挪開，好像人家看到的是個街牌，或郵筒上的號碼。這一刻轉瞬即逝，勉強來得及心頭一顫，卻又足夠漫長，可以讓她虛幻的自我，與現實中這個在櫥窗裡回望的女人迎頭相遇。有點崩潰的感覺。這就是衰老，她這樣想著，跟在伊莎貝爾身後走進了商店，這些殘忍的時刻，就這樣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突然到來。

後來，他們從海灘回到租來的房子時，發現男人們已經回來了。

「爸爸老了。」阿蘭說。

埃裡克正在酒水台後面勾兌桑格裡亞汽酒，他笑眯眯把眼睛一翻，聳了聳肩。

「我都想背著你走了，爸爸。」

「給我一年。咱們明年一定回來，我和你玩環島大賽，我的朋友。」

他們再也沒能重返馬略卡。回到巴黎一個星期之後，埃裡克便心臟病發作。出事的時候他還在工作，和燈光師說著話。這一次他活過來了，可是隨後的三年時間裡，他又發作了兩次，最後一次是致命的。於是在四十八歲那年，帕麗發現，自己像媽芒那樣成了寡婦。

2010年初春的一天，帕麗接到了一個長途電話。來電並不意外。實際上，帕麗已經等了整整一個早晨。在電話打進來之前，帕麗先得確保家裡只有自己。這就意味著得讓伊莎貝爾比平時提前離開。伊莎貝爾和她丈夫阿爾貝住在聖德尼島的北區，離帕麗的單人公寓只有幾個街區遠。每隔一天，早上把孩子們送到學校後，伊莎貝爾都會過來看看帕麗。她會給帕麗帶一條長棍麵包，一些新鮮的水果。帕麗現在還沒到坐輪椅的分上，不過她知道自己早晚有這一天。雖然因為疾病，不得不在去年辦理了提前退休，她卻完全能自己去市場採購，也能堅持每天散步。問題是手，這雙醜陋的，扭曲的手，幾乎讓她什麼也幹不了。趕上壞天氣，感覺就像指頭裡塞著碎水晶，在關節周圍嘎嘎作響。不管什麼時間出門，帕麗都要戴上手套，給手保暖，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覺得這雙手丟人現眼，疙疙瘩瘩的關節，不堪入目的手指，醫生說這叫鵝頸畸形，永久性的小指曲屈。

唉，虛榮啊。她對科萊特說。

這天早晨，伊莎貝爾給她帶了些無花果，幾塊香皂，一條牙膏，還有一個特百惠保鮮盒，裡面裝著慄子湯。阿爾貝在餐館裡做副廚，正在考慮向老闆提建議，把他這道慄子湯加進菜單。伊莎貝爾一邊從袋子裡往外拿東西，一邊告訴帕麗，她的新合同已經到手。她現在給電視節目寫配樂，希望很快能有一天為電影作曲。她說自己就要開始給一部迷你劇集配樂了，眼下這部戲正在馬德裡拍著呢。

「你去嗎？」帕麗問，「去馬德裡？」

「不。預算太少了。他們出不起我的路費。」

「真可惜。不然你就能和阿蘭一起住了。」

「嗨，你想什麼呢，媽芒？可憐的阿蘭。他自己都沒地方伸腳。」

阿蘭在做理財顧問，和他妻子安娜，還有四個孩子一起，住在馬德裡一套很小的公寓裡。他定期通過電子郵件，給帕麗發來孩子們的照片和短視頻。

帕麗問伊莎貝爾有沒有蒂埃裡的消息，伊莎貝爾說沒有。蒂埃裡去了非洲，在乍得東部的一座達爾富爾難民營工作。帕麗知道此事，是因為蒂埃裡斷斷續續地和伊莎貝爾有聯繫。他只和伊莎貝爾聯繫。帕麗因此對兒子的生活有了個大致的了解，比如，他在越南待過一段時間。又比如，他曾經跟一個越南女人結過婚，時間很短，當時他才二十歲。

伊莎貝爾灌好水壺，開始燒水，又從櫃子裡拿出兩個杯子。

「今天早晨不行，伊莎貝爾。真的，我得請你走了。」

伊莎貝爾委屈地看了她一眼，帕麗暗罵自己話不中聽。伊莎貝爾一向比較敏感。

「我是想說，我在等一個電話，不想讓人聽到。」

「電話？誰的？」

「過後再告訴你。」帕麗說。

伊莎貝爾抱起胳膊，齜牙一笑。「你找到情人了，媽芒？」

「情人。你沒長眼嗎？瞧我現在這德性。」

「沒什麼不好的嘛。」

「你得走了。過後跟你說，我保證。」

「成，成。」伊莎貝爾把包往身後一甩，抓起外套和鑰匙。「可我得告訴你，我有權知道。」

上午九點半，電話響了。打電話的人名叫馬科斯·瓦爾瓦里斯。此前，他通過帕麗的Facebook帳號，與她取得了聯絡，留言是用英語寫的，內容如下：您是詩人妮拉·瓦赫達提的女兒嗎？如果是，我非常想和您談談。有些事情您一定感興趣。帕麗在網上搜索他的名字，發現他是個整形外科醫生，為喀布爾的一家非營利性組織工作。現在，在電話裡，他用波斯語向她問了好，接著繼續講波斯語，帕麗不得不打斷他。

「瓦爾瓦里斯先生，對不起，我們可不可以講英語？」

「噢，當然可以。抱歉抱歉。我以為……可是，沒錯，這麼說就對了，您很小的時候就走了，對不對？」

「是的，一點也不錯。」

「我是在這兒自學的波斯語，馬馬虎虎還能應付。我一直住在這兒，從2002年開始，塔利班剛離開不久。那段日子相當樂觀。是的，所有人都準備著重建，準備民主什麼的。現在情況可不一樣了。當然了，我們正在準備總統大選，可情況不一樣了。恐怕就是不一樣了。」

帕麗耐心地聽著，由著馬科斯·瓦爾瓦里斯繞來繞去，費勁地做著鋪墊。他談了阿富汗的選舉，說卡爾扎伊肯定能贏，然後扯到了塔利班讓人擔心的對北方的襲擾，伊斯蘭主義者日益增長的對新聞媒體的侵犯，順帶著對喀布爾的人口過多問題發表了一兩句點評，隨即介紹了住房成本，兜了一個大圈子，終於回到了正題。「我在這房子裡住了有些年頭了。我知道，您也住過這房子。」

「什麼？」

「過去這是您父母的房子。不管怎樣，我相信人家告訴我的沒錯。」

「請允許我問一句，誰告訴您的？」

「房東。他叫納比。歸真的納比，這樣說才對。讓人傷心的是，他已經去世了，就在最近。您記得他嗎？」

這名字如符咒，在帕麗眼前喚出一張年輕而英俊的臉，大鬢角，黑油油的頭髮，向後梳得跟牆一樣。

「記得。差不多隻記得他名字了。他是我們家的廚師，也是司機。」

「兩樣都是，沒錯。他住在這兒，住這房子，從1947年就開始了。六十三年啊。有點難以置信，對嗎？可是，我剛才說過，他過世了。上個月。我非常喜歡他。所有人都喜歡他。」

「我懂。」

「納比給我留了張便條。」馬科斯·瓦爾瓦里斯說，「我在他死後才能看。他死了以後，我請一個阿富汗的同事把它翻譯成了英語。這張便條，它可遠不止一張便條。更準確地說，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封很不尋常的信。納比在信裡講了些事情。我找您是因為信裡有些事和您有關，還因為他直接在信裡要求我，讓我找到您，然後把這封信交給您。找您找了一段時間，可還是讓我們找到了。謝天謝地謝網絡。」他哈哈笑了一聲。

帕麗有心掛掉電話。憑直覺，不管那老頭，那個來自她遙遠過去的人，在紙上寫下了怎樣的秘密，又怎樣讓它跨越半個世界，呈現給她，她都不會懷疑那是真的。很長時間以來她都知道，關於她的童年，媽芒對她撒了謊。可即使她人生的根基結束於一個謊言，她卻繼續在賴以立足的大地上培育這謊言，讓它佇立著，以假亂真，以虛為實，不許動搖，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樹。埃裡克，她的子女，她的孫兒，她的事業，科萊特。現在這一切還有什麼用？所有的這些歲月，還有什麼用？也許最好是把電話掛掉。

可她沒有。她的心撲通撲通跳著，手心在出汗。她說：「他……他在便條裡，在這封信裡，說了什麼？」

「嗯，其中一件，他說他是您舅舅。」

「我舅舅。」

「確切地說，不是親舅。還有別的。他還說了很多別的事。」

「瓦爾瓦里斯先生，它在嗎？這便條，這信，或是翻譯好的？您帶著呢嗎？」

「我帶著呢。」

「也許您唸給我聽聽？您能唸唸嗎？」

「您說現在？」

「如果您有時間的話。我可以打給您，由我來付電話費。」

「不必不必。不過您肯定嗎？」

「是的。」她對著電話說。「我肯定，瓦爾瓦里斯先生。」

他唸給她聽了。他把所有東西都唸給她聽了。這花了些工夫。他唸完的時候，帕麗向他道了謝，說她會很快與他聯繫。

她掛上電話，打開咖啡機，放好一杯的量，然後走向窗口。透過窗子，她看到了熟悉的畫面：下方是窄窄的鵝卵石小路，街那邊的藥房，街角賣炸豆丸子的小店，一家巴斯克人開的啤酒屋。

帕麗的手在顫抖。驚人的事情在她身上發生了。極其不尋常的事。她腦海中出現了一幅畫面，一把斧頭劈砍著泥土，突然，濃稠的黑色石油從地表噴湧而出。這就是發生在她身上的事，記憶被觸動，從最深處向上升起。她憑窗遠眺，呆望著啤酒屋的方向，可她看見的不是雨篷下那個店夥計，瘦巴巴的，腰紮黑圍裙，抖著桌布，而是一輛紅色的小勒勒車，輪子吱嘎作響，在長雲鋪捲的天空下顛簸向前，翻過山嶺，爬過乾涸的溪谷，在土黃色的山間上上下下，山景漸次浮現，又慢慢地隱沒不見。她看見一棵棵果樹，在園中扶肩而立，樹葉輕阻了微風，又見一行行葡萄藤，與一座座平頂的小屋櫛比相連。她看見了晾衣繩；女人們蹲在溪邊；兩根長繩支支扭扭，在一棵大樹下來回擺蕩；一條大狗面對著成群村童的逗弄，畏縮不前；一個鷹鉤鼻子的男人在挖溝，襯衫已被汗水浸透，緊緊貼住了脊梁；還有個戴面紗的女人彎下腰，生火做飯。

然而在這一切的邊緣，幾乎出離於她的幻象之外，還有什麼東西，最讓她目光流連。一個難以捉摸的影子。一個人影。軟，硬，兩種感覺相伴而來。軟的是一隻手，牽著她的手。硬的是膝蓋，她曾把臉枕在上面。她搜尋著他的臉，可每次朝它那邊一望，它就躲開了，滑出了她的視線。帕麗感到心裡撕開了一個窟窿。她的人生，她全部的人生，始終存在著一種巨大的缺失。冥冥之中，她總有這樣的感覺。

「哥哥。」她說。她沒意識到自己叫出了聲，也沒意識到自己在哭。

一首波斯語的歌，歌中的一段，忽然飄落到她的舌尖：

我知道傷心的小仙女，

晚風把她吹走了。

還有一段歌詞，大概在此之前，她拿不準，連它也一起逃掉了。

帕麗坐下。她不得不坐下。此時此刻，她知道自己再也站不住了。她等著咖啡煮好，心裡想，煮好了就喝上一杯，然後呢，沒準再來一支香煙，再然後，她要去客廳，打電話到裡昂，找科萊特，看看老朋友能不能給她安排一下行程，去喀布爾。

可是現在，帕麗只是坐著。咖啡機咕嚕咕嚕響起來了，她卻閉上了眼睛。透過眼簾，她看到丘陵溫和柔軟，天空高遠而碧藍，夕陽落入磨坊的身後，而且永遠，永遠，在天地的盡頭，暗淡著，暗淡著的，是朦朧而連綿的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