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變前,宗澤為河北兵馬副元帥,曾經率軍增援汴京,軍隊至南華遇金軍潰散。
建炎初,河北流寇有不少曾為宗澤舊部,是宗澤以前麾下潰卒,這些人易於被其招撫。
但宗澤的政策是與朝廷相悖的。
高宗在登基大赦詔書中,就要求尚未隸屬朝廷的各地義軍首領,將各自的軍隊交付州縣主兵官。對於已經被招撫的,主張撤銷其獨立建制,揀其士馬之精銳者隸屬五軍,將其消化入朝廷經製之中。
顯然宗澤與朝廷並不合拍。
此次應敵,宗澤的策略是有用的。
因為招撫大量流寇,不但得以成功地守住了開封,還積極營造北伐的態勢,金軍也無法越汴犯淮,使得當時避難於揚州的高宗朝廷也獲得了喘息之機。
宗澤招撫流寇,解決了戰則無卒的問題,使開封兵力迅速擴充到一百多萬。
但是,這種招撫本身也有很大的問題。
很多原本以打家劫舍為營生的巨寇,通過招撫政策搖身一變為軍隊都統製,獲得糧餉補給。但並沒有被撤銷獨立建制打散其部屬融入宋軍,而是維持了原有的統屬關系。
正如李綱所言,宗澤的招撫是不移其部曲,則易叛。
而且,流寇與生俱來的破壞性往往會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果。
建炎二年正月,群盜作亂又趨嚴重,高宗下詔指責民間武裝為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特地將這份詔書敕榜於開封,很明顯是在警告宗澤。
宗澤恐豪傑解體,上疏言道:
“自移淮甸,強盜如蝟毛而起,正以去朝廷遠,無所歸,至於此耳。臣謂自京城圍閉,天下忠義之士梯山航海,數千裡爭先勤王者,大臣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饉流離,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之人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今河東、河西不隨番賊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士夫不愛其身而自刺其面,為爭先救駕者,亦不知其幾。陛下以勤王者為賊,則此二者,豈不失其心邪?此皆詞臣失職之過,願陛下黜代言之臣,更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有司,豈複有為盜者?”
宗澤陳詞激昂,聞者動容。
但以掌兵之臣上疏高宗“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十分欠妥,未免有跋扈之嫌。
……
三月金軍退去後,宗澤上疏乞高宗車駕還京。
當時招撫河南群盜聚於開封城下,又募四方義士,人數已逾百萬,屯糧足支半年。
宗澤又探得兩河州縣敵兵不過數百,其余皆為脅迫變服者,日夜望王師歸來。
宗澤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
宗澤又上疏高宗,請他還師主持北伐,奏疏言道:
“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西、淮甸間,億萬生靈之眾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奸邪之臣一為金人方便之計,二為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為臣不忠,一至於此!”
高宗看到後,遣中使譚璨齎詔書茶藥撫諭。
宗澤上表謝恩,又請高宗還京師。且言:
“丁進有眾數十萬,願為陛下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剿絕金寇;楊進等領眾百萬,亦願渡河。茲二頭項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願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戎虜,皆無足畏矣。澤以他日迎奉二聖還京,先修龍德宮,以備道君皇帝臨禦。”
宗澤以淵聖皇帝未有宮室,奏修寶籙宮為之。
黃潛善、汪伯彥壓製不予上奏。
……
那麽,軍隊和流寇,兵與匪之間,到底有沒有本質的區別?
新莽時期,綠林軍為寇,赤眉軍為寇。光武帝戰場納降,何等氣概,而後有了光武中興的雲台二十八將。
隋末大亂,瓦崗寨亦為寇,各地義軍均被招撫,而後有了李唐王朝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漢高祖劉邦起於寇,光武帝劉秀起於寇,後梁太祖朱溫起於寇,明太祖朱元璋亦起於寇……
善將者,匪寇可以為軍;不善治者,兵亦為匪寇。
我想應該是事在人為吧。
但此時,各地抗金戰況,勝者不過十之一二;將士能戰者,百無二三。黃河兩岸流寇四起,百萬義軍聚集開封。若沒有劉邦赴鴻門宴的膽識,霍去病深入大漠遠襲匈奴的氣概,班超縱橫西域震懾眾國的氣勢,是不敢輕易車駕還京的。
戰爭,除了一腔熱血,更需要源源不斷的戰爭經費。
一時民心可用,能抓住的都成為了盛世雄主,往後走無非是以戰養戰。但也有孤勇如項羽,時運不濟如黃巢者。
對於趙構來說,這筆帳在他算來顯然是不劃算的,維穩是勝率更高的選擇。
……
那麽,當時宋金交戰的形勢究竟如何?
有朝臣上疏:
“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於荊南,何志同之於潁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寇,而允之止遷一職,彥文才複舊官,議者惑焉。願詔有司,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著其賞罰,庶幾守土之臣有以勸懲。”
於此,可窺一斑。
但是,當時北境已亂,金朝亦難以控制局面。
建炎二年三月初七,金軍攻破中山府。當時城中糧絕,人皆贏困,不能執兵。
城破之日,金人見城中居人瘦瘠,歎而憐之,兵校千余人皆不殺。
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此三年乃破。連金人都為之動容,守兵恕而不殺,贏得了敵人的敬佩。
同年四月,金人攻破洺州。
之前宗室趙士珸從宋俘隊伍逃脫後,召集義軍,引兵入洺州,擊滅金軍,後被任命為洺州防禦使。
後來金軍圍城甚密,栽鹿角,治濠塹,欲以持久困之,軍民始終不降。
等到金軍侵京西、陝右,河朔內虛,守者稍怠。眾人以糧盡不可守,乃擁趙士珸自白家灘退往大名府,金人才攻入城中。
自靖康後,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內絕糧儲,悉為金軍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磁相持,久而始破。
自古燕趙多直士,其守土護國之心猶重,一時民心可用,未可斷言復國之機無望。
然而,趙宋立國百五十年,為避免重蹈唐末軍閥割據的覆轍,崇文抑武,傾心文治,牢籠士人。為了弱化階層矛盾,不斷增加冗官冗兵,財政赤字又只能取之於民,最終拖垮了帝國財政,也激起了民變。
文武臣僚,勤於做官,殆於做事,忙於黨爭,此等風尚盡皆遺毒後世。
建炎南渡失落的民族神魂皆緣於此。
……
話說那日趙榛來到五馬山寨,舉寨上下大為振奮。
馬擴和趙邦傑鄭重推舉趙榛為山寨領袖,總製諸寨,倡義舉兵。
趙榛以信王名義大集抗金義士,兩河豪傑聞風響應,受旗榜者十余萬眾。
馬擴和信王榛上五馬山寨後,雖然遠近義士響應日眾,勠力同心,誓與敵抗,但也暴露出許多問題。
此間累與金戰皆獲小捷,但是義軍缺乏營帳軍械等後勤補給。
河北的早春二月正是春寒料峭之際,數萬義軍卻晝夜暴露,苦不堪言。武器裝備也十分匱乏,嚴重影響了義軍的戰鬥力。加上丁壯從軍,田地拋荒,農事失時,今後糧食也是個大問題。
此外,趙榛雖然頭上頂著信王的頭銜,可他卻沒有為有功之人加官晉爵的權力。
這也就意味著山寨只能靠一時的忠義激情凝聚人氣,而缺乏有效手段來長久穩固人心。
這些困難倘若不能盡快解決,五馬山寨等一大片抗金據點最終被金軍攻破消滅,恐怕只是時間問題。
趙榛審時度勢,認為民心可用,經過一番斟酌,決定派馬擴親自前往揚州覲見高宗。
向高宗上奏兩河抗金形勢,爭取朝廷支持,力勸高宗北伐,和義軍南北響應。則驅除夷狄、收復失地、營救父母指日可待。
馬擴曾受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且多次作為宋使出使遼、金,唇槍舌戰,屢立奇功。此次南行揚州,必能為義軍爭取到朝廷的支援。
趙榛親筆手書兩份文書讓馬擴呈遞,一封《留守谘目》是寫給東京留守宗澤,另一封作《蠟封奏狀》以為呈送高宗和朝廷的正式奏本。
……
建炎二年三月,馬擴帶著山寨為他挑選的五百精兵準備出發。
臨行之際,趙榛親自相送至山下。
作別時握住馬擴的手,仰天歎息,淚流涕下,泣道:“國運衰微,喪亂之極!每每思之痛貫心肝,無可奈何!如今眾寨同心,若得朝廷支援南北響應,兩河豪傑群起,必能收復失地,匡扶祖業,迎回父兄指日可待。”
馬擴慷慨言道:“正當大好男兒建功立業之時,此行定不辱使命!”
趙榛悲道:“臨別感哽,不知何言!惟天知公忠義,無以家屬為念,勉力此行!”
馬擴言道:“金兵虎狼環伺,還望信王多自珍重!”
趙榛又道:“孤軍不可久支,只在旬月之間,盼公早日歸來。”
馬擴灑淚道別。
北境淪陷,四面受敵,馬擴此去,猶如生離死別。意欲死中圖存,卻也無可奈何,讓人感慨不已。
就這樣,馬擴作別了五馬山,往南而行。
一路上,盡可能避開金軍控制的州縣和官道,而走大盜據守的險要之地。
不日,南渡黃河,到達汴京拜見宗澤。
……
馬擴突然歸來,帶來了信王榛和五馬山的消息,引起了宗澤的高度重視。
宗澤看了信王寫給自己的《留守谘目》,即刻就決定派遣其子宗穎隨同馬擴一起趕赴揚州,攜帶信王的《蠟封奏狀》恭詣行在投進。
在宗澤的一手安排下,馬擴從東京進抵揚州。
此時,馬擴清點從五馬山寨帶來人馬,已經不滿百人,可見一路上的艱辛險阻。
……
四月,馬擴一行人抵達揚州。
在宗穎的協助下,馬擴很快就得以入朝覲見高宗,呈上了信王托付的《蠟封奏狀》。
信王榛奏表所述:
“邦傑與擴,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賊中,頗知其虛實。賊今稍惰,皆懷歸心,且累敗於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山西諸砦鄉兵約十余萬,力與賊抗,但皆苦窘,兼闕戎器。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為賊用。臣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 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無異。願委臣總大軍,與諸砦鄉兵,約日大舉,決見成功。”
高宗看完奏表,感動得以致落淚,對馬擴揮淚言道:“朕念聞卿忠義。”
即加褒諭,馬擴下殿拜謝。
但是,在場的宰執大臣黃潛善、汪伯彥卻並不以為然,疑其非真。
馬擴退下後,黃潛善、汪伯彥上前密奏。
馬擴聽不見他二人所奏何事,但聞高宗厲聲道:“信王是太上皇之子,朕之親弟,豈不認得書跡?何疑之有?”
連問:“何疑之有?”
原來黃、汪二人認定這份奏表是假的。好在高宗與信王年僅差四歲,曾同在宗學,熟知趙榛書跡。
於是高宗下詔,任命檢校太傅慶陽、昭化軍節度使十八皇弟趙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遷馬擴為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
馬擴受命返回河北之前,上奏高宗:
“臣疏遠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閫外之事。願鑒前世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畢意攻取。今王師大舉,機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常製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避者,定逡巡藏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不限夤夜,畫時通進。”
又進奏言道:“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奪權掣肘,每致敗事。伏望聖斷,罷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
凡此四事,趙構皆從之,又許馬擴過河得便宜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