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想了一個晚上,和帕德雷夫斯基說,任華沙大學教授的事情還需要考慮一下,但是她已經確定在聯邦內建黨了。黨名還是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簡稱聯邦社民黨。
“建黨的具體問題你和你的黨派討論一下,”臨走之前,帕德雷夫斯基提醒羅莎,“有什麽問題你可以到華沙找我,如果因為特殊情況聯系不上我,你可以找這位,塞斯托斯少校,他最近都在利沃夫任職。”
面對這個拿搶頂自己腦門的人,羅莎自然沒有什麽好臉色。她感謝了帕德雷夫斯基的提醒,準備動身去市區的黨辦公室和同志商量建黨的事情。
“我送您吧,”塞斯托斯和羅莎一起下了樓,走到一輛汽車旁,“剛剛那是,工作,沒辦法的事情,抱歉抱歉。”
思量再三,羅莎還是決定蹭個車。現在已經上午9點了,如果自己走到辦公室,估計到的時候已經可以吃午飯了。
車上,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起來,羅莎驚訝地發現塞斯托斯似乎對自己在各國的同志都很熟。
“伊裡奇先生最近沒在俄國政壇露面主要是因為他生病了,”聽到羅莎小聲嘀咕了一句列寧,塞斯托斯就接上了話,“應該是他照顧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的時候感染上的。”
這你也知道?你們波蘭對革命者的調查都這麽深入了嗎?羅莎震驚。
“而且我告訴你,最近托洛茨基這麽活躍也是因為沒有什麽後顧之憂你知道吧,”塞斯托斯轉著方向盤,來到利沃夫的大街上,“他的兩個兒子現在交給伊裡奇照顧了,所以能心無旁騖地去各個國家談判。”
“他現在不在俄國嗎?”羅莎有些自責,因為一直躲避追捕的緣故,她對世界局勢的了解極其滯後,甚至不知道托洛茨基現在已經到德國談判了。
“在德國,德皇最近頒布了一個新法令,對言論和革命限制得很嚴格,他應該主要是去幫一些革命者逃離德國的,”塞斯托斯說,“對了,你的朋友克拉拉·蔡特金最近離開德國來波蘭,應該是來找你的。”
克拉拉是羅莎在德國時期結識的好友,是一位充滿理想的教育家,也是一個堅定的革命黨人。她早就在德國警察的監視之下了,這次逃離德國避難也並不出人意料。
“好了,應該就在這,我平時都在市政廳呆著,你去那找我就行,”塞斯托斯停下了車,在羅莎下車的時候又補了一句,“對了,您那位情……朋友,列奧·約基希斯先生最近越獄成功了,不知道會不會來這裡,如果您需要,我們想辦法可以幫您聯系他……”
還沒等塞斯托斯說完,羅莎就關上了車門,頭也不會地走進了辦公室。
“嘶,是不是又說錯話了?”塞斯托斯撓撓頭,開車離開了。
羅莎有如此的反應,一半是因為欣喜,一半是因為害怕。她和約基希斯確實是長年的愛侶關系,從蘇黎世大學時期開始,兩人就是感情極好的情侶。後來為了方便在德國境內進行革命活動,羅莎找了一個叫呂貝克的同志假婚,兩人因此無法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1907年,羅莎來到波蘭活動後,約基希斯在德國被捕,被關押在巴伐利亞州的監獄。如今聽到他越獄成功,羅莎自然非常高興自己的愛人重獲自由。
害怕則是因為她開始恐懼於波立聯邦強大的情報能力,大到托洛茨基代表俄國外交部在各國的活動,小到伊裡奇生病、約基希斯越獄,以及了解她和約基希斯的情侶關系,整個聯邦似乎對歐洲了如指掌。自己如果想發動革命,會不會在籌備階段就被發現,然後失敗呢?
羅莎並不害怕失敗,而是害怕在這樣的情況下,失敗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它既不能成為後來之人的教訓,也不能喚醒新的民眾,失敗就僅僅是失敗而已。倘若如此,還不如接受帕德雷夫斯基的建議,去華沙大學宣傳革命,這樣至少能把革命的思想在聯邦內傳播開來。
此時的她並不知道,一個巨大的國家機器往往不是鐵板一塊的。有些情報僅僅隻存在於一個人的腦中。
走進黨辦公室,大部分同志還沒到。她通知大家可以結黨的消息今天早上才發出去,很多人現在可能都還沒收到消息,自然也不可能立馬趕來。
這讓她得以有時間在辦公室裡思考自己,以及社民今後該何去何從。無論是接受建議,前往華沙;還是拒絕任命,繼續在利沃夫,有一點是不會改變的——思想宣傳。唯有思想宣傳才能發動更多的民眾,才能真正讓革命走向成功。
為了完成思想宣傳,就必須有一個工具。在20世紀初,擁有最大影響力的宣傳工具就是報紙和刊物。約瑟夫在波蘭獨立之前也辦了大量的刊物宣傳獨立思想,其中一些文章羅莎也看過,雖然是民族主義的老調,但筆力強勁,而且貼合人民的生活,感染力很強。自己也應該創辦一個刊物,在思想上率先革命。
在羅莎思考的時候,她聽見開門的聲音。應該是哪位同志也到了,這麽想著,羅莎站了起來,看到了進門的人——她的革命好友:克拉拉·蔡特金。
“克拉拉!”羅莎驚喜萬分,衝上去抱住了自己的好友。
“羅莎,你真的在這,”克拉拉也熱情地回應好友的擁抱,“我剛從德國逃出來的時候,就有人和我說你在利沃夫,我當時還半信半疑呢。”
羅莎仔細端詳著克拉拉,和上次見面相比,她瘦了許多,衣服又舊又破,整個人都是灰蒙蒙的——除了眼睛。即便生活困頓,克拉拉的眼中依然閃著和往常一樣熱情的光芒。
“你受苦了,我的朋友,”羅莎拉著克拉拉坐了下來,“不過到這一切都好起來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波立獨立後把過去的政治犯通緝都取消了,我們在這裡也算是守法公民了。”
“我知道,我就是因為如此才來波蘭的,”克拉拉說,“德國現在的情形很不好,上個月德皇頒布了新的非常法,我們幾乎所有的刊物都被查封了,很多同志被捕入獄,剩下的也隻好逃往國外。很抱歉,在德國我們可以說是暫時失敗了。”
克拉拉說的沒錯,革命人士在德國的失敗幾乎是全方面的,在帝國議會,他們的席位被保守派和商業寡頭完全取代;在民間,地下黨派也在警察嚴密地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沒。威廉二世把打擊先進政黨作為自己現在的首要任務。
“沒關系,至少我們保留了火種,”羅莎安慰克拉拉道,“你知道嗎,今天早上帕德雷夫斯基先生來找過我,邀請我擔任華沙大學經濟學院的院長,並勸我組建政黨。”
“這是好事啊,羅莎,”克拉拉聽到這個消息喜出望外,“大學是思想最先進的地方,在那裡宣傳我們的思想一定會事半功倍。而且成立政黨是我們在德國求之不得的,在這裡竟然有人請你去做。”
“是,但我還是很猶豫,”羅莎松開了手,站起來走到窗邊,“我一直堅信只有革命才能為底層人民爭取最大的權力,如果我們建立政黨,進入議會,我們能保證自己不變質嗎?我們能保證今天的同志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站到革命的對立面嗎?這是個好機會,但也是更大的風險。”
克拉拉理解羅莎的猶豫,在歷史上,有無數曾經的革命志士在品嘗了權力的美味後自甘墮落。 遠到弘揚自由平等博愛的拿破侖為自己戴上了帝冠,近到曾經是波蘭社會黨主席的約瑟夫給自己加冕了國王。
在無限的權力面前,沒有人能保證自己會是例外。
“羅莎,我讚同你的觀點,但我認為當下我們應該把握住機會,”克拉拉走到羅莎身邊,勸道,“從1863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建立到今天,我們的革命可以說是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從一次危機走向另一次更大的危機。你想過為什麽嗎?”
“為什麽?”羅莎想過,但羅莎無法得出一個真正能說服她自己的答案。
“因為民眾無法理解我們,我們口口聲聲說要發動民眾的力量,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可我們的革命哪一次真的發動了民眾呢,”克拉拉把自己這麽多天反思的想法都說了出來,“伯恩施坦、艾伯特、考茨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有多少人是打著革命的大旗反對革命呢,他們用蠅頭小利來麻痹民眾,而民眾的知識沒有經過提升,自然無法識破他們的技倆。如此下去,革命當然無法成功。”
羅莎聽著這番話,陷入了沉思。
“因此,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應該是教育,只有提升民眾的知識和見地,讓民眾真正了解革命,我們才可能成功,”克拉拉很激動,“現在你就有這樣的機會,你的政黨能夠進入議會,你能在大學中傳播思想和知識,為什麽不去試試呢?”
兩人站在朝陽照射的窗邊,羅莎·盧森堡做出了一個改變她自己,也改變了整個歐洲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