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民族報》和《商報》等報社在聖誕節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報道了頭天晚上在利馬發生的惡行。
從1849年秘魯開始秘魯就引入華工,這個規模並且逐年增長,以至於在1850年以後每年都有數千華工進入秘魯的硝石礦、鳥糞礦、金礦和種植園工作,即便秘魯的礦主、莊園主們對待華工很苛刻,但是七八年以後,還是有不少聰明能乾,沒有患疾病也沾染上吃喝嫖賭惡習的華工獲得了自由,然後他們選擇前往秘魯最大的城市利馬生活。
這些自由華工十分勤快,有手藝的會成為利馬富人家的雇工,等到積攢了一定積蓄後就會跟一些印第安混血女子結婚成家,而後開一些小商店、小飯店,甚至擺地攤。
華工們有自己的鄉黨群體,相互幫助下都能在利馬活得很好。
這些第一批、第二批來的秘魯的自由華工更是把生意越做越大,在利馬也獲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名望。
原本這些華人都幻想著能融入秘魯的生活,以後最好能讓子嗣跟秘魯人遇著同等的地位,所以在得知南方出現了一夥名為鏟平軍的華工義軍時,即使同為華人,利馬的這些華商卻並沒有過多的關注鏟平軍,他們都認為鏟平軍也許很快就會被秘魯政府軍剿滅了,到時候恐怕要死不少同胞。
可是隨著鏟平軍在伊卡的勢力越來越大,利馬華人們也感受到了利馬人對華人的敵視,這讓大多華人的生意都收到了影響,所以即使這些華人心中有些自豪鏟平軍鬧出了動靜,但是從自身利益和安危出發,卻還是憤恨鏟平軍瞎搞事情,影響了自己。
這種情況一直到北方軍團覆滅的消息傳回利馬後才進一步惡化,隨著鏟平軍聲威大震,成了氣候,利馬人對利馬的華人更加的仇視了,盜竊和搶劫華人商店的事情冊開始大量增加,而利馬的警察卻對華商老板的報警無動於衷,甚至還會以各種無理的理由勒索一筆。
利馬華商和華人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在幾位大佬的要求下,所有的華人都不在工作,商店也關張歇業,大家都老老實實待在家裡或店裡,不敢出門也不敢關注政治。
大家都等著這陣風頭過去,可是聖誕節晚上針對華人華商的慘劇還是發生了。
經過事後統計,聖誕夜的暴行造成了21名華人和華商的死亡和數百人的重傷,永發、鄺記、鄧記、鄭記等華商中最大的鋪子都被燒成了灰燼,而因為姓氏與鏟平軍頭目鄧青相似,鄧記和鄭記的老板滿門以及住在他商鋪的華人工人也全都被殺害了。
除了這些大商鋪,幾乎所有華人家庭都遭受了洗劫,華人的妻女被侮辱的也有上百人,一時間利馬華人群體成了最可憐的人。
但是利馬警方卻並沒有去抓捕那些罪犯,反而以調查為由抓捕了一些抗議惡行,要求說法的華人。
在數日後的《民族報》的頭版頭條上對利馬華人和華商的遭遇進行了報道,並且極盡奚落和嘲笑,似乎欺負華人和華商就能讓秘魯人戰勝鏟平軍一樣。
在不知不覺中,對佩澤特總統和政府的反對抗議也在報紙的引導下成了對華人華商的譴責欺辱和懷疑。
人在憤怒時會失去理智,此時只要稍加引導輿論便會讓本該負責的人逃脫譴責,讓不該承擔的可憐蟲遭受無妄之災。
利馬城最偏僻的東南一隅的卡隆街原本是華人聚集區。
這裡原來都是一些有著東亞建築風格的土木結構的房屋,經過了利馬人一夜的打砸搶燒後,這些小區的門窗都碎了,街道上散落著衣服雜物和斑斑點點的血跡。
此時的華人聚集區早已人去樓空,華人們遭受了巨大的傷害後竟然全都躲到了利馬城外的郊區,他們像老鼠一樣抱團躲藏,唯恐再被利馬人抓到後毆打折磨。
在一個破舊的暗娼館和鴉片館內一片幽暗, 在深邃的地方有一個隱秘的小房間,房間內出了一張桌子之外再無旁物。
桌面上放著一盞點燃著煤油燈,桌前圍坐著十幾個須發潦草,身穿長袍,留著陰陽頭,拖著長辮子的東亞面孔。
這些人就是利馬華人中的佼佼者,現在他們花了銀子,找了利馬的地頭蛇才獲得了這麽一個容身之地,他們和家人都暫時藏身在這裡汙穢肮髒的地方,也許只有這裡才能躲避利馬仇視華人的暴徒們的魔爪了。
“在我們的首都一直存在一個數目不斷增加的亞洲人群,他們是華工,在履行了合約後開始在秘魯流浪,他們遊手好閑,乾盡壞事,不斷有人犯下相當嚴重的罪行……
這些壞人吸食鴉片……開了飯館也會以人肉為菜……他們還會散布道德敗壞和惡劣習慣的種子,影響著那些本來還算良善的亞洲人……
即使是善良的華工在契約期滿後也會投奔到他們的前輩同鄉那裡,然後他們狼狽為奸,常懷奸邪之心,他們不信仰主的光輝,即使信仰也是與他們民族獨特的偽神一起信仰……這是對我們偉大上帝的褻瀆……”
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捧著一遝最新的報紙讀著上面對於利馬華人的社論和報道,文章裡滿是對華工群體的汙辱汙蔑和抹黑,所有人聽了臉上都凝聚起了憤恨之色。
讀完了《祖國報》、《商報》後,他拿起了最新的一份《民族報》,看著頭版的文章皺了皺眉頭,但見劉大佬、古大哥和戴、黃等幾位大哥都面色不動,他只能繼續接著微弱的燈光讀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