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二十一艱難的求職和壯麗的感覺一千九百零一.三

在父母的感召下暫時回到意大利的愛因斯坦在他鄉遇到了自己在蘇黎世求學期間結識的鐵哥們米歇勒·貝索(1873年-1955年)。說起來愛因斯坦還是貝索的媒人，此時貝索與妻子安娜·溫特勒(愛因斯坦初戀瑪麗·溫特勒的姐姐)正在意大利的裡雅斯特父母那逗留。

貝索是一名工程師，和愛因斯坦一樣，也來自一個中產階級猶太家庭，他們初次見面時，貝索剛剛從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畢業，正在一家工程公司工作，因此，貝索是愛因斯坦的同校師兄。相識不久，貝索與愛因斯坦就結成了親密的友誼，這種友誼還將會一直伴隨他們走完生命的全程，1955年他們去世的時間相差不過數周。

貝索雖然頭腦聰明，但是不夠專注，缺乏乾勁，勤奮刻苦的程度也不足。和愛因斯坦一樣，他在中學時也曾因為無禮而被勒令退學:“為了發泄對一位數學老師的不滿，他發出了一封請願書。”

愛因斯坦稱貝索是一個性格非常軟弱的人:“不能振作起來在生活和科學創造中有所作為，但聰明絕頂。他的工作雖然沒有頭緒，我卻看得頗有興味。”

後來愛因斯坦把貝索介紹給了瑪麗的姐姐——安娜·溫特勒，他們最終結為夫妻。1901年，貝索搬到了的裡雅斯特與安娜生活在一起。當愛因斯坦見到他時，發現貝索還和以前一樣聰明機敏、逗人發笑和沒有目標:“不久前，貝索的上司派他去檢查一家電廠，他決定在前一天晚上動身，以確保準時趕到。然而還是誤了火車，第二天沒有趕到，直到第三天才趕到那裡——可是他驚恐地發現，自己已經記不起到這裡是要辦什麽事情了。於是他立即給單位寄去一張明信片，要他們重新告訴他應該做什麽。上司對貝索的評價是完全無用，幾乎精神錯亂。”

1901年4月2日貝索帶著老婆、孩子來意大利米蘭見愛因斯坦，晚上，兩人暢談了4個小時科學，在4月4日給米列娃的信中愛因斯坦寫道:“我們談論光以太和物質在原則上的分別、絕對靜止的定義、分子力、表面現象和離解。他對我們的研究工作很感興趣，盡管他常常由於糾纏於一些細枝末節而忽略了全局。”

4年之後，愛因斯坦和貝索暢談的這些想法將在狹義相對論中開花結果，那時在狹義相對論誕生的前夜愛因斯坦依然向貝索征詢了對自己即將正式發表的理論(狹義相對論)的看法。

跟貝索暢談科學余興未盡之余，愛因斯坦提出了此時1901年自己對貝索的請求，希望貝索能夠為自己的謀職做一些牽線搭橋的工作。貝索的舅舅是米蘭聯邦工學院的數學教授，愛因斯坦打算讓貝索引薦一下，在1901年3月27日給米列娃的信中，愛因斯坦不無自豪的吹噓了自己與貝索關系之鐵:“我會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拖到他舅舅跟前，然後我自己出面來談。”

雖然貝索說服了舅舅為愛因斯坦寫了引薦信，但這一努力還是無果而終。

1901年4月3日，繼3月19日首次向萊比錫大學的物理化學教授威廉·奧斯特瓦爾德寫信求助教職位兩個星期後，愛因斯坦又再次寫信給他，借口說:“我忘了當時是否附上了我的地址，您對我論文的評價對我至關重要。”

就像相戀的人擔心“貌似”忘記寫回信地址而導致戀人無法回信再次追寫一封信一樣，此時畢業即失業已達9個多月(自1900年7月)的愛因斯坦對工作的渴求就像戀人相見一樣急切。在最後的寫信人那愛因斯坦還寫上了“在做物理博士學位論文的人”，然而，愛因斯坦追加給奧斯特瓦爾德的求職信發出後依然杳無音訊。

在蘇黎世和米蘭，愛因斯坦向全歐洲的教授發去了一封封求職信，信中同時附上那篇剛於1901年3月1日發表於《物理學年鑒》的關於毛細現象的論文。事實證明，這篇論文並未特別奏效，這些信件大都石沉大海，愛因斯坦甚至連禮節性的回復都沒怎麽收到。

但愛因斯坦此時在信中依然對米列娃表達著自己的自信，在1901年4月4日的信中他對米列娃說:“不用多久，我就會以我的報價給波羅的海至意大利南端的所有物理學家增光。”

4月12日，愛因斯坦在米蘭給萊頓大學實驗物理學教授、荷蘭物理學家海克·卡末林·昂內斯(1853年9月21日-1926年2月21日)發了一封求職信:“我聽一位大學朋友說，您那裡有一個助教職位還空著。恕我冒昧謀求這個職務。”

同一天，愛因斯坦還給柏林-夏洛滕堡技術大學物理學教授卡爾·巴佐夫(1823年-1908年)發了一封求職信:“我冒昧的請問您，是否有一個助教位置空著，並在此情況下，我申請謀求這一職位。”

與愛因斯坦一同住在米蘭的父親非常同情兒子的痛苦，他試圖通過一種令人辛酸的討好方式助他一臂之力。1901年4月13日，赫爾曼在未告知愛因斯坦的情況下做出了一個不尋常的舉動，他親自寫信勸說奧斯特瓦爾德，字裡行間滲透著悲苦:

“請寬恕一位父親為了他兒子的利益竟敢向您——尊敬的教授先生求助乞援。

阿爾伯特今年22歲，曾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讀了四年，去年夏天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數學和物理專業的畢業考試。自那時起他就在謀求一個助教職位，使他有可能在理論物理和實驗物理方面繼續深造，可是這一切努力都是枉然。所有能夠判斷此事的人都稱讚他的才能，我可以保證他非常有上進心而且勤奮好學，極其熱愛他的科學。

我的兒子對於他目前的失業深感痛苦，認為他的職業已經漸行漸遠。此外，他認為自己已經成了我們的累贅，而我們是不大富裕的人。這種想法在他心裡總是盤踞不去。

尊敬的教授先生，正是因為在當今所有的物理學者中，我兒子最仰慕您也最敬重您，我才不揣冒昧直接向您求助，還望您能夠讀一下他發表在《物理學年鑒》上的論文，如有可能，還請寄給他幾行鼓勵的話，他會因此而重獲生活和工作的喜悅。

此外，倘若您能為他謀求一個助教職位，我將感激不盡。

再次懇求您原諒我冒昧地給您寫這樣的信，我的兒子對於我這種異乎尋常的做法一無所知。”

事實上威廉·奧斯特瓦爾德的工作地點已經遷移了，所以他並沒有收到愛因斯坦父子的信，愛因斯坦父子自然沒有收到回信。不過九年之後，他第一個提名愛因斯坦獲諾貝爾獎，也不枉愛因斯坦和老父親的一番信件攻勢。

到了1901年4月，幾近絕望的愛因斯坦不得不買了一堆附有郵資已付的回執的明信片寄出去，希望至少能夠得到一個回音。有趣的是，有兩張留存至今的明信片已成為收藏者的珍愛之物。其中一張是寄給荷蘭教授的，現藏萊頓科學史博物館。這兩張明信片的“退還一回復”的附件均沒有被用過，他甚至連一次禮節性的婉拒都沒有收到。

此情此景愛因斯坦也不得不自我解脫的說起了俏皮話，1901年4月14日在給馬塞爾·格羅斯曼的信中自嘲道:“盡管如此，我還是在不遺余力地想辦法，而且也不讓自己失去幽默感。上帝創造了蠢驢，還給了它一張厚皮呢。”

給格羅斯曼的信裡，愛因斯坦還表示將改換博士論文的課題。相應地，愛因斯坦博士論文的導師也因課題的改換而變更了:由韋伯換成了蘇黎世大學的實驗物理學家阿爾弗雷德·克萊納(1849年4月24日-1916年7月3日)。雖沒有很確鑿的文字證據，但一般認為，除課題本身方面的可能緣故外，愛因斯坦博士論文課題和導師的改換，起碼部分原因是自己與韋伯關系的惡化。

就在此求職無望的歲月，愛因斯坦依然沒有放下自己對科研的追求。1901年4月，他對用來解釋液體毛細現象的分子理論進行了改造，將它運用於氣體分子的擴散，在4月14日他給格羅斯曼的信中陳述了自己的科學想法:“我現在確信，我的原子吸引力理論也可以推廣到氣體，而且，差不多所有元素的特征常數大概都可以不太困難地確定下來。到那時，分子力同牛頓的超距作用力之間的內在親緣關系問題，也會推進一大步更接近它的解決。也許別人為了其他目的已經做的調查研究足夠檢驗這一理論。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會利用迄今為止在分子吸引力方面所得到的全部研究成果寫出博士學位論文。 從那些對感官的直接觀察而言似乎毫不相關的複雜現象中認識到統一性，那是一種壯麗的感覺。”

在令愛因斯坦著迷的具有潛在統一性的諸多概念中，分子運動論是其早期的一個思想源泉。19世紀晚期人們通過將力學原理應用於熱傳導和氣體狀態等現象而發展起了分子運動論，它將氣體看成大量微小粒子——由若乾原子構成的分子——的集合，這些粒子自由地四處運動，不時與其他粒子發生碰撞。後來，人們用統計計算來描述大量粒子的行為，當然，它不可能把氣體中的每一個分子和每一次碰撞都搞清楚，但是如果知道了統計行為和平均運動，就可以用一種切實可行的理論來描述大量分子在不同條件下如何活動。

人們不僅用這些概念來描述氣體狀態，而且還用它來描述液體和固體現象，比如電導率和輻射，愛因斯坦的密友保羅·埃倫菲斯特就認為:“將氣體分子運動論方法應用於完全不同的物理學分支的時機到了，該理論首先應當運用於金屬電子的運動、微觀懸浮粒子的布朗運動以及黑體輻射理論。”

雖然當時許多科學家正在用分子運動論探索他們各自從事的研究領域，但愛因斯坦更感興趣的是可以用分子運動論在不同學科之間建立聯系，構造統一理論，追求統一性的壯麗感覺，恰如1901年4月14日在給馬塞爾·格羅斯曼的信裡寫的那句很出名的話:“從那些對感官的直接觀察而言似乎毫不相關的複雜現象中認識到統一性，那是一種壯麗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