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四百余年 第叁部：妖孽宮廷 第二十二章 鹽鐵會議

西漢財政大臣桑弘羊，與以儒家學者組成的文學賢良，在朝廷上進行一場治國方略的爭辯。

我們先來了解下雙方的背景。

桑弘羊是個少年天才。

桑弘羊13歲的時候，就因為心算能力很強，被選拔進入官員候補隊伍，可以理解成，13歲就已經進入了公務員隊伍。

之後他一步步升遷，成了大司農。

大司農就是主管國家財政事務的，和今天的財政部長相似。

漢武帝時期，桑弘羊主持過很多次財政改革，給漢武帝對外軍事行動和對內國家治理，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支持，立下了大功勞。

劉邦評論“漢初三傑”——蕭何、張良、韓信，從不上戰場的蕭何排第一，就是因為蕭何給了劉邦集團源源不斷的供給。

所以，漢武帝遠征匈奴的功績，桑弘羊的作用堪比衛青、霍去病。

對於這樣的一位人才，漢武帝當然非常信任。

臨死之前，把太子托付給他，加封桑弘羊為禦史大夫，成了托孤大臣之一。

論戰的另一方，是文學賢良。“文學”、“賢良”其實是兩個詞，簡單來說，就是漢代選官的兩種途徑。

鹽鐵會議上的“文學”，就是從函谷關以東各郡國的儒家知識分子裡選出來的。

“賢良”就是首都長安附近的儒家學者。

這場論戰是鹽鐵會議，辯論的主要內容，除了要不要廢除鹽鐵專賣，還有其他財政問題，甚至還上升到治國方略。

這些辯論的內容，都被一位叫桓寬的學者，寫進了《鹽鐵論》這本書裡。

辯論的一方是當朝大官，另一方是儒家知識分子。這一場大辯論，其實顯示出桑弘羊這個人的宰相風度。

討論的是國家的財政政策，以他當時的地位，還用跟民間知識分子討論嗎?

桑弘羊完全可以說一句:“這是現實需要”，就把文學賢良們打發了。

相反，他是堅持以理服人，擺事實，講道理。

桑弘羊可以說是博古通今，而且還能理性看待現實。

還有更難得的，在辯論很激烈的時候，哪怕被當面指責貪利忘義的時候，桑弘羊作為大權在握的官員，也沒有翻臉，表現得很有風度。

桑弘羊的思想，就四個字:積極治理。

大家應該還記得西漢初期的文景之治，那就是無為而治，國家啥都不管。

但桑弘羊不一樣，他覺得通過國家的積極治理，社會和經濟就能達到理想的狀況。

對內，桑弘羊認為必須積極利用刑罰的力量，就像耕田時必須除掉有害的草，才能種好莊稼，維護社會秩序時，只有讓壞人受罰，才能讓好人高興。

對外，國家要取得安全，必須要有強大的武力和充足的防備，敵人不會因為你有德就服你，但會因為怕你而服你。

桑弘羊說的這一樁樁一件件，都是要花錢的，那錢從哪兒來呢?

桑弘羊的辦法，還是積極治理，就是積極開發財源。

他說，富國並不是只有農耕一條路，工商業也是致富的辦法。

桑弘羊說，工商業能有效地集中大量資源，有利於開展市場分工，互通有無。

這樣的話，資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經濟自然也就發展了，財富當然也就增加了。

這可是兩千多年前一位古人說的話啊，這思想擱在現在，都不過期。

在我們影響中，中國古代都是重農抑商，其實古人很早就知道工商業能致富的道理。

桑弘羊的觀點，也是薑太公、管仲等這些更早的學者的思想繼承。

這樣對發展工商業的觀點又啟發了宋代王安石的變法。

所以靠工商業實現國家富強，這樣的觀點，其實一直潛藏在中華帝國治理的傳統中。

只不過相比農業，工商業不穩定性太高，所以統治者不到山窮水盡，是不會把這一法寶拿出來的，畢竟，穩定壓倒一切嘛。

工商業發展了，國家就可以通過收稅來增加財政收入。

古時候的商品，大致其實就兩類。

一類是普通商品，比如衣服、物品、器具等等，它們的特點是價格漲跌對需求影響很大。

另一類是特殊商品，價格漲跌對需求影響不大，比如鹽、鐵、酒、茶葉。

桑弘羊覺得，不管是普通商品還是特殊商品，都應該交給國營商業機構來壟斷經營。

但是呢，國營商業機構效率太低，普通商品也增加不了多少財政收入，所以，就不壟斷普通商品了，隻壟斷鹽鐵這樣的特殊商品。

為什麽壟斷鹽鐵這樣的商品就能增加財政收入呢?

原因很簡單，比如說鹽，只要價格上漲不是太過分，你還能吃得起，你消費的總量就不會減少太多。

國家壟斷經營，就可以在自願買賣這種形式的掩蓋下，通過提高鹽價來增加財政收入。

桑弘羊的說法是“有益於國，無害於人”。

當然，從現代的角度看，國營壟斷，會破壞市場經濟，最後反而阻礙社會經濟發展。

但桑弘羊考慮的不只是財政收入，還有更深的國家治理層面的考慮。

鹽和鐵的經營，如果不在國家手裡，在私人手裡，會怎樣呢?

那肯定是造就一批富可敵國的豪強，誰能保證這些人不會壓迫老百姓，甚至是威脅國家統治呢?

所以，桑弘羊的考慮，除了財政收入，還有抑製豪強勢力、維護國家穩定這些方面。

怎麽樣，是不是有點顛覆了大家對於中國古代官員的看法。

桑弘羊有理論、有實踐、格局大，比起那些只會寫詩詞、寫文章憂國憂民的才子們，是不是更性感。

理性、博學，對國家積極職能的效果充滿信心，對工商業活動創造財富的作用認識深刻，還高度重視用財政手段來防范社會勢力的失衡，你說桑弘羊是從現代穿越回去，都有人信。

桑弘羊的觀點那麽好，那麽和他論戰的儒家學者們，是不是就很迂腐呢?

我們來看看文學賢良的觀點。

桑弘羊的主張是積極，那文學賢良站在他的對立面，當然就是主張消極了。

消極就能治理好國家嗎?桑弘羊對內對外都要積極，可積極就得花錢。

文學賢良們不同意，財政支出那麽大，你不就得從民眾身上繼續撈錢嗎?民眾怎麽受得了?

就應該用最節約的支出方案，成本最低地治理國家。

君主呢，就應該“垂拱而治”，啥都不管，天下就太平了。要節約，要無為，那對內對外就得消極。

對外，那就不能打仗了，不能靠武力征服，得靠道德感化，靠和平手段處理問題。

怎一看，文學賢良好像有點不通實務，只會唱高調，搞理想主義這一套。

但事實並非如此，文學賢良對外也是主張擴張，但要降低擴張的成本。

比如，可以用文化滲透的方式，這樣既不用花那麽多錢，還不會太干擾老百姓的生活。

文學賢良們提出了帝國擴張的自然邊界問題。

意思就是說，帝國擴張到一定程度，為擴張付出的邊際成本就會比邊際收益要高，帝國擴張是有一個自然的邊界的，不是想擴多大就擴多大的，如果成本太高了，繼續擴張就不合算了。

你看看，文學賢良不是書呆子，這套想法，是經過冷冰冰的功利計算的——用最低的成本擴張，等擴張成本大於收益時，就停止擴張。

對內，桑弘羊要用刑罰的力量。文學賢良一聽，又要花錢，刑罰的實施要官員執行，養那麽多人，怎成。

國家最主要的職能，是讓人們有品德，講仁義。

那執政者就不能用刑罰，而是該以身作則。文學賢良說了這麽一句話:“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

大家都講道德了，社會運轉成本是不是就很低了。對於鹽鐵國家壟斷這事，文學賢良又是什麽觀點呢?

文學賢良們當然就是強烈建議廢除國家壟斷，交給民間自由開發。

桑弘羊說鹽鐵專賣是，“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賢良說不對，鹽鐵專賣肯定會影響老百姓的生活。

比如說鐵器，你統一管理了，標準化了，官營的鐵器行就賣一種規格的農具。

可是老百姓的土地情況都不一樣啊，硬的軟的，乾的濕的，一種農具肯定不夠使，你這不是耽誤事兒嗎?

再說了，“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你從鹽鐵專賣裡賺到錢，那肯定是從民間來的。鹽鐵專賣，那就是剝奪民眾的財富。

文學賢良認為，這不是“無害於人”，對老百姓是有傷害的。文學賢良們還認為，鹽鐵專賣，其實超出了國家管理能力。

那時候的官吏怎麽可能有能力去真正地經營鹽鐵業，他們只會簡單地抬高鹽鐵的價格。

也就是說，官吏們會用壟斷的力量，從鹽鐵業中獲得暴利。鹽鐵的價格就會變得非常貴，最終，老百姓就消費不起了。

桑弘羊不是還說，鹽鐵國家壟斷經營，還能防止社會勢力失衡嗎?

這一點文學賢良也不同意。普通商戶怎麽可能破壞國家穩定?要破壞，也是你們這些權貴。

從鹽鐵業獲得的暴利，都進了權貴們的口袋，你們的勢力越滾越大，不只是傷害國家利益，甚至可能顛覆國家。

桑弘羊推崇工商業，文學賢良則堅持重農抑商。

文學賢良是這樣想法，國家要是真的像桑弘羊主張的那樣重視工商業的話，首先就會逐利之徒當道，緊接著，社會風氣就敗壞了呀。

最終，國家的道德基礎就喪失了。

所以，工商業雖然有用，但絕不能作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那財政收入靠什麽呢?

農業。

農業才是國富的根源啊，依靠重農，國家才會有持續的財源。

只有堅決地重農抑商，才能國富民安。

我們理性去看待文學賢良這群人的觀點，大家會發現，他們可不像我們印象中的那種儒家知識分子，不通實務，理想主義，只會唱高調。

相反，他們對現實狀況了解得很，對帝國制度也有非常清醒的認識，所以他們的言論主張，還真不是純粹的空談。

歷史的答案是，開完這次會議，文學賢良們的主張稍稍佔了上風，影響了後世帝國的治國原則。

比如財政支出規模要小，要履行消極的職能，國家以農業為主等等。

但是呢，桑弘羊的主張也被帝國采用了，鹽鐵等特殊商品被帝國牢牢掌握在手中。

剩下的那些觀點呢?

比如，桑弘羊主張的財政支出規模要大，應該重視工商業，還有文學賢良主張的把鹽鐵交給民間經營，等等這些觀點，就消失了嗎?

也不是，這些觀點在帝國財政的討論中、實踐中，從來就沒有斷絕過，在國家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候，就會冒出來，甚至有時還是主導地位。

換句話說，主導帝國兩千多年治國方略的正統原則，多數是文學賢良這樣的儒家知識分子奠定的，但也有桑弘羊的貢獻。

而這樣的治國方略的原則，直到晚清，才被打破。

我國古代的鹽鐵兩個行業是由官方壟斷，平民是不能從事販賣的行業的。

這項法令是由漢武帝頒布，而漢昭帝時期，皇帝與文武百官進行了一場有關這項政策利弊的討論，史稱鹽鐵會議。

大將軍霍光以昭帝名義，命令丞相田千秋、禦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賢良”、“文學”60余人，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政策討論會。

這次會議，是要“總論政治得失”，就漢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特別是以鹽鐵專賣政策為主，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辯論，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鹽鐵會議”。

漢武帝在位時期，重用大理財家桑弘羊，實行鹽鐵專賣，收回鑄錢大權，設立“平淮”、“均輸”制度，加上“告緡”、“算緡”辦法，使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削弱和打擊了大工商業主和封國諸候的經濟勢力，加強了中央政權的經濟基礎，漢武帝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內削諸候王，北擊匈奴，西通西域，大大鞏固了中央集權，促進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鹽鐵會議是漢朝政府討論國策的一次會議。

會議留下了記錄。

宣帝時的桓寬利用這些記錄材料，寫成了幾萬言的《鹽鐵論》一書。

《鹽鐵論》寫得好，保存了當時辯論雙方代表人物的原來風貌，為後人提供了西漢鹽鐵專賣和鹽鐵會議的重要情況。

會議結束後，朝廷僅僅罷去了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uukanshu 其他各項政策仍維持不變。

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賢良文學，應得了比較廣泛的輿論支持，經濟上也使得官營政策有所收縮。

會議爭論雙方的觀點對昭宣時期漢王朝的統治政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從主流上看，大權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堅持了漢武帝輪台罪己詔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與民休息”的措施，將公田與貧民耕種，貸給農民種子、口糧，免除部分賦稅、徭役，降低鹽價，與匈奴保持友好關系，對昭帝、宣帝時期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這些措施符合賢良文學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國”的意見。賢良文學也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成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躍的力量。

平心而論，賢良文學對“武帝時政”一些弊端的批評並不是全然無據，但是“儒者不善治世而善訾議”的弱點，在他們與桑弘羊的辯論過程中也表現得十分突出。

賢良文學的優勢在於通曉儒家經典，又都來自民間，對民生疾苦有深刻了解;可是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沒有仕宦經歷，缺乏必要的行政管理經驗，許多言論的不切實際之處一望可知，如桑弘羊所言，“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

鹽鐵之議雖然僅廢止了酒類專賣與關內鐵官，並沒有如賢良文學所期盼的那樣完全恢復“文帝時政”。

但是，鹽鐵之議之後，賢良文學們活躍於一時，“與民休息”政策得到充分的肯定，對於恢復和發展昭帝乃至宣帝時期的經濟，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