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之謀伐 第118章 修史，建元

那就是重新修繕在歷次動亂當中損壞的經典書籍，並且為之前的東漢歷史修史書。

這個工作在唐代李世民之前，並不是由朝廷官方統一進行籌備。

因為漢朝並沒有一個專門修史書的機構，雖有太史公以及蘭台令史兩個主管歷史的官員，但當時也沒有為前朝修史的規定。

像司馬遷修《史記》，班固修《漢書》， 陳壽《三國志》，范曄《後漢書》等，基本上都是私人修撰。

比如班固在擔任蘭台令史的時候，受漢明帝的命令，只是讓他記錄一下從王莽篡漢，一直到漢明帝當政時期的歷史記錄，並沒有要求他修西漢時期的史書。

但班固自己認為司馬遷的《史記》有缺失， 僅僅記錄到了楚漢相爭， 後面的西漢歷史全都沒有記載十分不妥，於是自己私下修了《漢書》。

陳壽和范曄也是差不多的經歷，兩個人都是仕途不順，屢遭貶謫。在被貶的過程當中，寫下了《三國志》和《後漢書》。

還有南北朝時期《宋書》的作者沈約，《南齊書》的作者蕭子顯，也是如此，他們都沒有朝廷官方的背書。

而這些還只是公認比較客觀真實的史書，位列二十四史。

民間私人修史不計其數。

甚至從實際角度出發的話，《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等跟當時大部分私人修的史一樣，屬於民間修撰，而非官方正版。

僅僅是因為其記載比較詳細，夾雜的私貨較少，頗為公允， 因此才被世人推崇為正史。

可即便是如此，這些正史當中的錯誤和漏洞也有不少，缺失的部分和沒有記載詳細的部分亦是數不勝數。

更別說從漢到南北朝時期，民間私人修史不勝枚舉，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當時的史料記載都非常混亂，錯誤漏洞和誇大其詞者非常多。

像同樣是被列為二十四史之一的《魏書》，就記載了很多離譜的事情。

比如當時有個叫陽固的官員，是個有名的貪官，後來被打了老虎，但是在《魏書》的作者魏收筆下，成了“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余財”的大清官。

原因就在於，當年魏收能夠當上官，接下寫史的任務，陽固的兒子出了很大力氣，所以，當時魏收就許諾，我會給你老爸好好寫傳記的。

而這還不算最離譜的，最離譜的是，魏收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於是寫自己是漢初高良侯魏無知的第七代子孫。

然而從漢朝初年到魏收所在的北齊末年， 中間的時間跨度是七百七十九年， 將近八百年。

也就是說，他們家七百七十九年只有七代人，平均一百多年才繁衍一代。

同時又把爾朱榮製造的“河陰慘案”寫成了大忠臣撥亂反正，說爾朱榮修德講義，商朝的伊尹和西漢的霍光都比不上他。

這麽離譜的記載當然引得世人憤慨，以至於唐朝修的《北史·魏收傳》當中記載:“其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因為得罪的人太多，死後被人把墳都給刨了。

可見魏收寫的史書即便是被當時的人，也認為完全是在胡說八道瞎扯淡。

然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實在是過於混亂，不僅修史的人亂寫，連朝政和民間也都是一團亂麻。

導致在隋唐時期被貶為野史的《魏書》，最後居然成為了二十四史之一。

不得不說，這是件很諷刺的事情。

但同時也證明，當時的史書記載完全沒有規范可言。

連這麽離譜的《魏書》都成為正史，那麽其它私人修撰的史書，就更加不用說。

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唐朝建立。

唐太宗李世民有感於當時修史沒有任何規范，民間野史不計其數，歷史過於混亂等原因，於是開設史館。

從那之後，國家才正式規范修史工作，李世民將史館置於門下省，由宰相監修國史，為前朝編纂歷史，成為了一項國家級的大工程。

但規范修史工作是唐朝的事情，漢朝還沒有完善這方面的制度。

陳暮自然不會允許歷史記載這麽持續混亂下去，於是在蘭台開設弘文史館，廣招學者，由太常主持整個修史計劃。

所以這就有了今年朝廷準備大張旗鼓修史的計劃。

不過蔡邕年歲已大，這個工作比較繁重，無法持續擔任，便由他精挑細選，選了學生阮瑀、欣賞的後輩徐乾、王璨等人為史館尚書，幫他完成修繕工作。

除了修史以外，陳暮還主持了整個國家典籍修繕、整合、編纂等工作。

就如同朱棣修的《永樂大典》一樣，他要把全天下的典籍收錄進大漢國家圖書館裡。

只是朱棣的《永樂大典》屬於是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沒有任何確切的作用，放在倉庫裡起灰。

而陳暮這麽做是因為董卓之亂對東漢的鴻都館、蘭台、辟雍館、東觀、石室、宣明、太學等藏書場地造成了毀滅性打擊，需要重新恢復。

並且隨著造紙業的蓬勃發展，紙張廣泛傳播，原來幾乎所有藏書都是竹簡，現在也要全部謄錄到書頁上，編纂成冊，印刷成書。

將來這些書本會經過挑選，有些會變成課本，有些會變成學者研究用的典籍，還有些則成為豐富國家圖書館的一部分。

從這一點上來看，陳暮對目前大漢所有殘存的典籍重新進行修繕和清點工作，實際意義肯定要比朱棣做得更大。

要在大漢這樣一個封建社會提供開放的知識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但好消息在於這些事情也許用不了他去管。

因為光今年修繕清點工作才開了個頭，僅僅簡單預估了一下，光初步的清點、分類、摘抄、謄錄、研經等工作，可能要持續數年之久。

然後將來還得大量校準、勘驗、選摘、印刷等，就像《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都用了數年到十余年時間不等一樣。

像這樣的工作會用很久的時間，到那個時候也許陳暮在不在還不知道，只能說現在在做這項工作，未來算是為子孫後代留下一筆寶貴的財富吧。

目前民間科學發展還是比較活躍，在物理學、數學、化學都在迅猛推進，而與此同時，今年年初，大漢朝廷正式啟用了公元紀年。

從前些年開始，朝中大臣對於劉備年號問題有過上書建議，詢問劉備是否要進行改元。

因為漢武帝到現在，自從年號創立，皇帝頻繁更換年號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劉備得到上書之後，便詢問陳暮，要不要改元?

這件事讓陳暮想起來，必須要進行規製。

一是得確定一皇帝一年號制度，這樣方便百姓和百官記事。

二是要確定公元紀年，讓歷史更加清晰。

前者好說。

劉備聽聞以後最好確定一個年號一個皇帝制度，以此方便天下黎民百姓，便同意了陳暮的請求。

如此劉備在後世歷史上，也被稱為章武大帝。

而後者就比較麻煩。

因為確定公元紀年遠不是想象當中的那麽容易。

陳暮與算聖劉洪和他的學生徐嶽一起多次研究歷法，重新改良完善“乾象歷”，試圖尋找一個最合適的年份。

但可惜的是劉洪年歲已高，在去年春天病逝，使得這件事一直拖著。

到今年年初才終於完善下來，於年中總算是頒布了新的歷法，確定了三百六十五天一年以及二十四小時和閏年等新概念。

歷法當然還是農歷，這畢竟是華夏幾千年文明以來的智慧結晶，像二十四節氣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公元紀年如何確定，就是幾個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們要頭痛的問題。

這跟算法無關，跟歷史有關系。

後世西方的公元紀年，其實就是耶穌的生年為時間原點。

一戰和二戰由於西方掌握了工業革命的技術優勢，迅速積累原始資本，成為了世界霸主，因此全世界的人不得不捏著鼻子承認他們的公元紀年。

但現在。

世界霸主是大漢。

耶穌在陳暮眼裡連個屁都不是，更別說拿他的生日做公元紀年。

所以就得重新劃分公元紀年。

可時間節點到了大漢，先秦時期的很多古籍都已經遺失。

包括夏商周時期的大量記錄，也都殘缺不齊。

倒不是說歷史有失就不能做公元紀年，而是你沒辦法確定書上記載的事情到底是哪一年的歷史。

比如你把孔子出生的那一年定為公元元年，可孔子出生日期他們都沒法確定。

《左傳》《春秋》《史記》《呂氏春秋》甚至《春秋谷梁傳》《春秋公羊傳》裡記載的時間都不一樣。

有的古籍說是魯襄公二十年，有的說是魯襄公二十一年，還有的說是魯襄公二十二年。而這樣的事情不僅發生在孔子身上，其它還有很多例子。

而你要確定公元紀年，首先得確定這一年的具體時間，這一年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

但春秋戰國時期時間記載都比較混亂，如果把公元紀年放在春秋戰國乃至於夏商周時期，就有可能發生公元某某年的史料記載模糊或者殘缺或者混亂的情況。

像你勉強把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誕辰定為公元一年，但這一年當中，同樣也有大量時間差的事件，如有些典籍記載這個時候又有哪些人出生，國家之間發生了哪些戰爭，哪裡出現了災難等等。

可另外一些古籍上的記載又與之不符合，發生的時間地點也出現了偏差。

那這個時候你該怎麽辦?

是采納這本典籍的說法，還是采納那一本典籍的說法?

當時漢人有治經典的傳統，如弘農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汝南袁氏，世傳孟氏《易經》。沛國恆家，世傳《尚書》。北海甄家，世傳《公羊春秋》。河內司馬家，世傳《漢書》。

包括像關羽讀《春秋》，其實就是專門研究一本書的意思。

各家各派都有傳世典籍研究，你采納了這家記載，另外一家就不滿，學術研究恐怕會爭論不休。

甚至你把孔子誕辰定為魯襄公二十一年，估計都有其它儒家學派不滿意。

所以確定公元紀年也不容易。

最後陳暮與多名歷史學家、天文學家商討之後，最終決定，把公元紀年，放到了漢武帝建元元年，也就是西方歷公元前140年。

在建元元年之前，統稱為公元前，建元元年之後，則正式成為公元1年。

之所以把漢武帝建元元年稱為公元1年，有兩個原因。

一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雖然比較模糊，但由於有《史記》和《漢書》，從戰國後期到西漢的歷史記載是非常清楚的。

哪一年發生了什麽事情，哪一年國家的政策，哪一年有什麽災禍，基本都詳細記錄，有跡可循。

所以把公元放在戰國後期以及西漢時候最好，不至於出現歷史混亂的情況。

而公元前的事情記載可以模糊，由史家和學者自己評判，這樣也就能讓公元後的事情少了很多爭議。

二是建元元年是歷史上第一個年號，同時也是漢武帝劉徹登基的年份。

在劉徹創建年號之前，是沒有年號存在的。

之前記錄年份往往是看什麽皇帝。

比如在漢武帝之前，漢景帝在位16年，每年的年號就是漢景帝一年到漢景帝十六年這樣的順序，跟之前說的襄公二十一年類似。

自漢武帝之後，就有了年號的存在，這樣才更方便史家記錄史料，同時也讓百姓清楚今年是什麽年代。

因此年號的創建意義很大，再加上漢武帝到東漢末年的歷史記載詳細，不會模糊史料。

所以綜合種種， 最終確定了公元紀年。

而如果把建元元年定為公元一年一世紀的話，那麽到如今章武十一年，歷史上建安十六年，西方公元歷211年，換算到漢朝公元，便是公元351年。

自此華夏就有了明確的年份，至於公元前的記載，就得繼續從古籍當中尋找答案，追溯歷史，找尋夏商周以及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真相。

這個過程可能會持續很久，但這卻是朝廷必須要做的事情。即便是沒有找到真相，也要編出一套說辭出來，給予華夏百姓歸屬感。

但不管怎麽說，混亂的歷史資料和古籍文檔正在修複。

混亂的年份記載和年號制度都已經完善。

如此在章武十一年，劉備正式宣布今年是大漢公元351年，從此歷法、時間、歷史記錄方式都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701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