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孫權與劉備這兩個強敵,曹操需要正視,有生之年無法統一天下,新王朝拚圖的最後一塊,要由他的後繼者來完成。
曹操這一階段的任務,不是追求不世之功,而是步步為營,為代漢大業做準備。
因此,曹操在《述志令》中,反覆強調沒有不臣之心,這屬於兵家的“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曹操最終沒有稱帝,至死都保持著漢臣之身。這背後,隱藏著怎樣的心結與取舍呢?
《三國志·武帝紀》,這一時期曹操的履歷變化,描寫得非常細致入微。
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馬超,次年獲得讚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的特權。
建安十七年(212年)、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兩征孫權均小勝即回,分別於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受九錫。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張魯,次年進魏王。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兩征孫權,小勝即回,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王冕十有二旒。
如果說之前,曹操南征北戰為的是一統天下。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曹操點到即止、見好就收。
而且每一次小勝,回朝後一定在爵位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曹操對外征伐,加官進爵這兩件事完全同步。
這種要求不出曹操之口,有的是禽獸敗類,由曹操的臣僚提出。
曹操進魏公時,勸進文書由荀攸主筆。
往者天下崩亂,群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
曹操進魏公之際,他的首席智囊荀彧已死,荀彧正是因為反對稱魏公,而被逼死的。
董昭等人勸曹操進魏公、加九錫前曾與荀彧密謀,荀彧認為曹操“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這一回答讓曹操如鯁在喉。
董昭於建安十七年,寫勸進表。
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複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荀攸是荀彧之侄,也是潁川荀氏的代表,也是曹操的“謀主”,由他主筆勸進表順理成章。
這兩份勸進文書平鋪直敘,主題直白,歌頌曹操功績之大,受封之小嚴重不匹配,除了為曹操請魏公,還意在擴大魏國的建制。
面對群臣功進,曹操當然也象征性地推辭一番,前後共辭讓三次。《魏書》中記載了一封《辭九錫令》,早已沒有了讓費亭侯、武平侯時的謙卑,顯得有些敷衍。
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創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先秦之後,第一個受九錫的人叫王莽,建立了新朝,成為西漢王朝的掘墓人。曹操受九錫背後的寓意,不言自明。
兩漢建國四百余年,代漢一事力求穩妥,絕不可節外生枝,這一傾向也影響了曹操的謀略與膽色。
建安二十年,張魯舉漢中歸降曹操,劉曄力主趁劉備立足未穩南下,一舉平蜀。
益州人心浮動,曹操南下定可“傳檄而定”,否則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司馬懿持相同意見,認為“劉備以詐力虜劉璋”,益州人心未附,此時“進兵臨之,勢必瓦解”。
曹操是如何回答的?他說:“人苦無足,既得隴右,複欲得蜀!”
七年前還“天下歸心”的曹操,在大勝之際,居然說出了人心不足、得隴望蜀之言,著實讓人唏噓。
劉備的謀臣,法正如此解讀:“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
曹操的“內憂”是什麽呢?毫無疑問是代漢大業。張魯歸降後,曹操急於回朝進魏王,伐蜀之議,曹操既不想、也不敢弄險。
晉位魏王后,長江以南的局勢已經大定,孫權、劉備已經穩據揚、荊、益三州之地,天下三分已不容易打破。
曹操無法掃清**,便只能以魏王為終點,未來之事交予後人了。
英雄失去了壯志,歷史的舞台便要變換主角。
建安二十四(219年),劉備從曹操手中搶下漢中後,便自立為漢中王,與曹操的魏王遙相呼應。
劉備稱王的步驟相對簡單,先是以馬超為首,聯名上奏了一道《立漢中王上表漢帝》,劉備寫了一封《上言漢帝》自陳稱王的緣由。
這兩份文書是劉備的功勞簿,更是討伐曹操的檄文。
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
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
可以看出劉備進位漢中王,均是“曹操階禍”。曹操迎奉天子,號令諸侯,最大的政治紅利,可以利用漢帝之名加官進爵。
劉備只靠著幕僚的一紙勸進表,便踩在曹操的臉上,自封為漢中王了。為建魏代漢勞心費神,曹操看到這兩份文書時,心裡會做何感想?
建安二十四年,正值多事之秋。劉備稱王后,鎮守荊州的關羽立刻北伐,兵鋒所向,連戰連捷,曹操欲遷都避其鋒芒。
孫權命呂蒙白夜渡江偷襲荊州,運氣不好,被種雲反殺。孫權擔心遲則生變,上書稱臣勸進,曹操並未被糖衣炮彈迷惑。
他將孫權的來信示與臣下,並嘲笑道:“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
曹操這話有些誇張,已經“十分天下有其九”,縱然孫權、劉備並力北上,也難以撼動曹操基業。
曹操可能借機看看朝臣的態度,是不是可以取漢而代之。
結果令曹操滿意,魏王不急於稱帝,魏國百官卻不願再等,侍中陳群、尚書桓階立刻上了一道《奏請魏王受禪》,口稱天命。
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群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
陳群在奏請中所說確是事實,還要更進一步。曹操在進魏公、魏王的同時,完成了對其封地魏國的建構。
大量漢朝大臣變成魏國官員,漢朝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已徒具形骸。與此同時,夏侯惇亦進言。
“天下鹹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複何疑哉!”
相較於文官陳群等人,夏侯惇的邏輯更為簡潔,能為萬民除害的人即是萬民之主,曹操戎馬半生,功德廣施於天下,還有什麽值得疑慮的呢?
曹操沒有應允,只是淡然回了一句:“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周文王姬昌佔據三分天下中的兩分,依然當著殷商的屬臣。數年後,他的兒子姬發起兵伐紂,滅商建周,是為周武王。
曹操如此回應, 夏侯惇不再多言。雖然身為武夫,但他不會忘記,曹操在另一首《短歌行》中對周文王的稱頌。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猶奉事殷,論敘其美……
魏國上下都已明白,“魏朝”的首位皇帝可能是曹丕,可能是曹植,但絕不會是曹操。半生歲月,打下半壁江山的梟雄與戰神,至死都將保留漢臣的身份。
人到中年的曹操,自言其志為“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
這話,既有真情,也有假意。說它是真的,十年前血氣方剛,曹操真的很可能是抱著討賊立功的決心,在亂世中圓一個“征西將軍”的夢想。
在討伐董卓時,他才會毫無顧忌地說出“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豪言,有一個政治家所缺乏的任性。
曹操打了近三十年的硬仗、消滅了無數對手,多少次命懸一線而又死裡逃生。他發現功業膨脹了野心,也斬斷了退路,即便他依然當“征西將軍”,代漢之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曹操欲為周文王,自然是希望他的兒子當周武王。歷史便是如此黑色幽默,曹丕代漢後,追諡曹操為魏武帝。
曹丕死後的諡號,反倒是魏文帝。一統天下的迷夢,曹氏自始至終沒能完成。曹操欲代漢而未代漢,欲稱帝終未稱帝,卻成為漢賊。
劉備以漢代宗室自居,在漢獻帝禪位後稱帝建國,後世正統中成為仁義無雙的代表。曹操若泉下有知,不知可否瞑目?